邓云乡‖ 文化古城时期的学生们 / 开普饭

先说大学生吧。文化古城时期的大学生有哪些特征呢？大略言之，有以下几点：一是来自全国各地，各著名大学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是全国各地的，家住北平的是很少一部分。外地学生中以江苏、浙江、上海人最多，其次福建、四川、广东、两湖等省，距离近的北方各省，反而少，边远省自然更少，这自然是明、清以来一贯形成的。南方几省富庶，文化发达，读书人多。北方各省贫穷，读书人少。“九一八”之后，东北的学生流亡在北平的也很多，东北大学也迁到北平。但考进国立著名大学的东北籍同学也不多。著名大学的学生来源，也大多是南北著名中学，北平师大附中，天津南开中学，江苏扬州中学等等。据一位三十年代初扬州中学毕业后来考入清华的老先生说：他们那班毕业生四十多人，一榜考上清华的就有三十八个之多，可见其比例之高了。著名教会大学，则有不少华侨子弟，因为费用高，一般贫寒子弟是读不起的。在一些私立大学中，北几省籍贯的学生比例倒高一些。大都是各省乡间比较有钱人家的子弟。

二是大学生中，已婚的比例数多。当时一般早婚，男的二十岁左右大多就要结婚了。因而不少高中毕业时，就成家了。虽无确切数字统计，约略估计，大学男生，已婚人数，起码可占到百分之三五十。回忆当时亲戚当中，在大学读书、日本留学的几位，家中都已结了亲。如果男女双方都是学生还比较好，而不少男方是大学生，女方不是，甚至还住在乡间，这就常常造成男方另讲恋爱，女方遭受遗弃的悲剧。甚至不少名人都是如此，平时满嘴新道德、旧道德，尊重女权等等，说个不停，到了这时，就只剩下自私和把女人看作是可以弃之如敝屣的封建思想的维护执行者了。

三是大学生经济能力相差甚远，文化程度、知识水平相差更远，这是现在人们很难想像的。经济能力相差甚远，这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大官僚、大军阀、大资本家的子女，他们上大学一年用上千把块钱，算是很节约的了，这点钱在他们家总开支中，不过占上百分之几，是无所谓的。而经济力差的，上大学一年用上一二百元，他们家要用全家的力量支持他。乡间小地主年年卖掉几亩地支持儿子上大学的大有人在。这样的家长。遇到好儿子，这钱还不白花，如有成就，即使倾家荡产，也还是有所安慰的。如遇到不争气的下流子弟，那算倒了霉了。他父亲到学校来看望他，他会向同学介绍说：这是他们家老佣人、老管家。这在当时是很普通的。至于特殊豪门的大学生，那就更当别论了。袁世凯的一个小儿子在燕京大学上学时，不住宿舍，公馆安在海甸，每天包车去上课，佣人跟着，等在教室外，下课十分钟休息，佣人要递擦脸手巾，递香片茶，递三炮台烟……这是老派皇子的架子。

在当时大学生中，知识水平也是相差十分悬殊的。名牌国立大学、教会大学，考进来很不容易，进校后要求也高，水平都是比较一致的，而且是相当高的。不管哪一系，中文都能做到文言、白话随意书写，文从字顺，都具备了随意运用文字的水平，连一篇一两千字文章都写不通的人，可以说是没有的。外文水平最低也具备了利用字典，阅读翻译资料的水平，高一些的那就课堂上的听、说、写都不成问题了。数学则是全掌握了中等数学，考文学院的数学也要及格，不然是进不了校门的。以此基础学习各自的专业，一般都能超过水平。至于私立大学，以及私立大学中的最差者，那里同样大学生，水平就大不相同了。不要说外国字不认识、算术作不来，甚至中国字也认识不了几个。当然，这种大学生都是家里十分有钱的，不过也可分两类：一是资质实在差，甚至低能，虽然家中严加管束，请家庭教师辅导，还是读不好，也许是很老实的人，但书就是读不来，没有办法，只好到很差的私立大学中混张文凭。二是家中无人管而又广有钱财的不肖子弟，从小上学不学好，吃喝嫖赌，无所不来，就是不好好读书。或者资质尚可，如遇严父严兄，好好管教，或者可以读到一定成绩。但是无人管，最后只能在最差的私立大学混混，这是标准纨绔子弟了。不过这是极少的。另外大部分私立大学，学生成绩在普通水平上，可能差一些，自然其中也不乏佼佼者。刘半农先生在其《辅仁大学的现在和将来》的讲演中谈到一事云：

“去年秋季，有一个学生来投考本校本科国文系一年级，因为他的程度太差，我把他跌到高中二年级。他就亲自来向我要求，说：'我不愿意进高中二年级。可否准我在本科一年级旁听？可以呢，我来。不可以呢，我就不来了！，我回答他说：'因为你程度太差，要进本科一年级旁听，绝对不准。来不来的要挟，对于本校是用不着的，因为本校并不短学生。’过了几天后，我偶然经过某大学的门前，看见该校门墙上的榜，列着一大批新生姓名，这个学生竞列本科国文系一年级第一名。由此可知，本校以前招生程度，并不算很低。”

这类学生的水平，可能上下之间，临场发挥好些，就入了试官的眼，高高得中了；临场发挥的差，就被试官认为程度很差，欲求旁听而不可得了。因而前文所说“程度太差”，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是不足为凭的。文中所说“某大学”，可能是和平门外师范大学。这是去琉璃厂的必经之路，教授们经常逛琉璃厂买书，经过师大门口，看见榜，叫包车停下来，随便看看，这就符合“偶然经过”四字的语气。这位刘半农先生认为“程度太差”，而“某大学”却高中榜首的先生，现如在世，当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其水平可能是古书读的多些，文言文写的熟些，而中学其他课差些，或不善写白话文，或数学差、英文差，总之国文是好的。不然某大学不会取他为第一名了。

关于过去大学生、留学生的程度，名小说《围城》曾写到一位在美国买博士文凭的留学生。而在实际生活中，还遇到过一位雇人代为上学考学位的美国留学生，这是大军阀的子弟，现在人们很难想像。不过这都是古人的事，不必多说了。

四是穷大学生兼差的多，最常见的是一边读大学，一边在中学兼课教书，在报馆当编辑、校对，在一些大宅门中当家庭教师。在中学兼课或做家庭教师，也有些不同，即前者是副课多，如公民课、图画课、音乐课、体育课等等，钟点不多，但又不可缺少，小一点的中学，这些课都没有专任教员，都是找人兼课，流动性大，英、国、数主课教员，专任的多，兼任的较少。偶然要找兼任，要求更高，就要有真本事的了。大学生为了生活，到小学中兼课的也是常有的事。至于做家庭教师，则多是教英、国、算三门主课，学生程度，大多是小学初中程度。请家庭教员的家庭，都是中产以上家庭，甚至是政治上很有地位的人家，家中房子大、有许多佣人，家庭教师来了，老师长、老师短，十分客气，还要端点心、留饭，如果拉上关系，将来安置一个工作，不成问题。但这都是功课好的学生才能干。至于在报馆、杂志社当编辑、校对，以及平时投稿，靠稿费维持生活，这就要有一支健笔了。当时物价低，稿费虽低，与物价比例，还是很高的。最低千字一、二元，有三千字稿费够学校一个月伙食费了。

文化古城的大学生来自全国各省，著名大学，都有宿舍，城外清华、燕大不用说了，全部住校。城里北大、师大、平大等也都有宿舍。私立大学除部分宿舍外，学校附近，都有几处接待学员食住的老式公寓。最低八块钱房饭，连房钱、饭钱都有了。一般十来块钱，就可住一间小北房。还管每天两顿饭，菜自然不是很好，什么肉丝炒菠菜、肉丝炒绿豆芽等等，再加一小碗豆腐汤、黄瓜片汤，米饭、馒头，但是每顿都给你端到房中吃。用功的人，一边吃饭，一边还看书呢。说到此间，不免想到一则笑话，据传当年刘师培先生住西单白庙大同公寓时，一次朋友去看他，正遇他吃饭，满嘴乌黑，原来他一手拿书，一手拿馒头，看书入神，不蘸菜碟中的菜汁，却蘸着砚台中的墨汁在吃呢。食住都好解决，至于衣呢？大多是蓝布大褂，夏天拖着蓝布大褂，冬天棉袍子外面，必然还要罩蓝布大褂，这几乎成为制服。穿西装的学生是很少的。但一般一支自来水笔是少不了的。瓦特曼、高级的派克，当时普通的也要卖八块钱一支。也有上海货、日本货，便宜的两块多钱一支，不过都是金笔，那时还没有铱金笔。另外近视眼朋友，一副眼镜更是命根子。大眼镜店精益、明明，名牌子“托力克司”、“克力克司”，近视眼对此很熟悉。我不是近视眼，只是一般知道而已。奇怪的是当时近视眼没有现在多，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十。

走在马路上，大学生很容易识别，名牌大学，校徽都挂在衣襟上，即使不是名牌，私立大学不好意思挂校徽的，衣襟上也常插支自来水笔，蓝布大褂下面西装裤子、半旧不新的皮鞋，这些都标志着是大学生。至于中学生，则多穿制服，高中男生，草绿军训制服，女生月白上衣、黑裙子、黑鞋白袜，初中男女生童子军制服，都很容易区别。现在大学生穿牛仔裤、卖西瓜也穿牛仔裤，都是青年人，从衣着上难以区别其身份。而在文化古城时期，则极易区别。即一般工商业从业人员，不管是大字号同仁堂卖药、瑞蚨祥卖绸缎、直到小油盐店卖酱油，胡同口摆摊卖西瓜，全都是中式服装，满裆折裤腰的裤子，可以说：全城找不出一个穿西式裤子卖西瓜的。自然，也有些例外，带点“洋”字的行业，有时也改装了，如西式理发馆的理发员、照像馆的摄影员，这些行业就有西式打扮的了。

中学里外地的学生也很多，不过是北方各省县的多，如河北省冀东、冀中一带，山东沿海各县，东北各地，山西晋中、晋南各县，江、浙的较少，因为这些地方自有好中学，用不着千里迢迢赶到文化古城来读。而“九一八”之后，东北学生来读高中的特别多。外地中学生说话都带有浓重的乡音，其中东北话、山东话，同学们不大敢取笑。而山西话、冀东话却常常被作为取笑的对象，山西人叫“老西儿”、冀东人叫“老塔儿”（这个字我不知对不对）。我十来岁时，初到北京，乡音未改，“小老西儿”绰号不知让同学叫过多少年，想来也还都是善意的，可惜现在没有人叫了。

当时的大中小学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用功读书的多，基础文化水平都比较高，一般好的小学毕业生，已具备了当个小职员写一般公文的水平，最不济，当个书记，抄写公文的一笔小楷都过得去了。如高中毕业生，那一般都有相当中、英文水平，知识程度就算很高的了。不少机关的职员，都是这一层次知识水平的人，—真正大学毕业的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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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云乡，学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学，天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1953年10月起，先后在苏州电校与南京电校教书。1956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1993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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