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酒客，穷途哀歌——读阮籍传记并鉴赏《咏怀诗》八十二首
曹魏，一个靠篡夺东汉攫取皇位的家族政权，本已足够心狠手辣。而曹魏篡权上位不过四十五年，又被另一个家族威迫篡位。这个篡位者的篡位者，就是司马氏集团，其凶残的程度，比曹魏集团有过之而无不及。笔者以为，阅读阮籍，不能不了解这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典故，形容政治巨头包藏祸心登峰造极的状态，就是发生在这个黑暗时期。
220年，东汉末代傀儡刘协被迫“禅让”帝位给曹操儿子曹丕，那年阮籍十一岁。“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咏怀》第十五首）。“少年学击剑，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咏怀》第六十一首）。“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咏怀》第五首）。可见阮籍文学、武艺、音乐兼精，出名很早。尽管他二十出头就决意归隐，而且一去十年多，却无法避免成为政坛强人的网罗对象。
241年（或作242年），阮籍第一次收到征召令，出自曹魏集团重要权臣蒋济（官至太尉）。他回复《奏记》婉拒，导致蒋济大发雷霆迁怒下属，阮籍乡亲、宗族好友也感受到威胁，纷纷劝说他就职。阮籍担心牵扯太多人事，不得不赴任，时年三十三岁。但不久，他就托病请辞。
阮籍第二次收到征召令是曹爽发出，后者是曹魏政权的最高核心人物。当时（248年），正值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争夺皇权白热化的前夜（次年发生“典午之变”、曹爽被司马懿诛杀）。阮籍清醒看到司马氏野心滔天、磨刀霍霍，曹魏集团却腐朽不堪、败象初显，当然担心自己如不就范，杀身之祸极可能就在当前。而他更加担心，现在自己如果站错队，今后司马氏很大机率会胜出，淘汰敌手之后自己仍然无法避祸。阮籍权衡之后，果断回复一篇《奏记》给曹爽婉谢。典午之变后司马氏对曹爽阵营的文士打击很大，因而这次阮籍拒官使他名声更响，成为不慕显贵、趋吉避凶的模范人物。
典午之变发生不久，司马懿任命阮籍当自己的近侍官“从事中郎”，使他面临艰难而又痛苦的抉择：一方面，他父亲阮瑀曾经效力曹魏政权，而且阮籍三岁丧父后，得到曹氏家族（曹丕等人）的关怀照顾，理当感恩图报。至少在曹氏政权风雨飘摇时，不能投靠政敌、落井下石。另一方面，司马氏发动政变已得逞，朝政大权在握，对不归顺自己的文人疯狂打击，使阮籍非常恐惧。
这一次，他再也无法归隐山林。为了避祸全身，阮籍违心地接受了司马懿的征辟，作了他的从事中郎。从此，与司马氏周旋敷衍成为阮籍晚年生活的基调。（刘芸《奇才阮籍》64页）
〔二〕
阮籍的代表作是五言组诗《咏怀诗》八十二首。文学史理论一般认为，他是建安时期（始于196年）之后，第一位全力写作五言诗的诗人，在五言诗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诗人将人身安全的恐惧、消极抵抗的悲情，寓藏于内心、无从发泄的痛苦与积懑，还有无法洁身自好的愧疚，以迂回曲折的语言，倾泻在《咏怀诗》。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上面是组诗第一首，一般认为有奠定孤独索寞基调的“序诗作用”。第三十三首，表达自己身处极度险恶的政治环境，几乎每时每刻都绷紧神经，不知大难何时临头：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在阮籍去世的同一年（263年），他的好友嵇康——同为“竹林七贤”核心成员，被司马氏集团罗织罪名害死。有些学者认为，《咏怀诗》第七十九首与嵇康之死有关：这样一个才华横溢、气度非凡的士人，就因为不肯与司马氏集团合作而遭此灭顶之灾。阮籍眼睁睁地看着嵇康走向生命的终点，作为知己好友，自己却无能为力，这种悲剧对阮籍来说，无疑是太沉重、太沉重了。那曾经对酒酣饮的日子，那曾经挥弦高歌的岁月，那曾经高谈阔论的时光，都随着那无情落下的屠刀灰飞烟灭，随风飘散了。对阮籍而言，嵇康的不幸遇难就如同凤凰的陨落一般，让人悲慨心伤（同上203页）：
“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
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
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
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
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
但恨处非位，怆悢使心伤。”
《咏怀诗》不止描摹自己的战兢、忧郁、孤独。例如第十六首，一般认为，内容是对司马氏集团擅权废黜曹芳一事的震惊与悲愤，表现对暴虐政治现实的强烈不满：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
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
走獸交横驰，飞鸟相随翔。
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
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
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
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
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而对曹魏政权当政者的荒淫无道，《咏怀诗》（第三十一首）也作无情揭露，预言其难逃兵败名裂、身化土灰的悲惨命运：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
萧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
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
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
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咏怀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在陶渊明、庚信、陈子昂、李白等人的抒情诗里，都能够见到阮籍的影响力。
〔三〕
除了文学、音乐成就之外，阮籍也许堪称当今“行为艺术”的先祖。他抒发自己情感，常常不用语言文字，仅做出一些行为、动作，就能够流传后世，震撼古今。
其一是“长啸”，用相当奇特的发声、音调，对群山云海呼吼，让呼叫声在天地间回荡、飘散。阮籍传记中有一段故事：写他委身司马氏集团做官期间，曾经上苏门山寻访隐士孙登，却遭遇对方冷眼，悻悻而退，下山路上阮籍发起长啸，旋即收到孙登回应长啸，“那声音如天乐同奏，又像百凤齐鸣，清亮婉转，在山野林谷之间流淌开来。”阮籍是中国古代有名的长啸家，他听着孙登如天籁般的啸声，他知道这是孙登在用啸声回答他刚才所提出的问题。他静静地听着，暗自赞叹不已，此等美妙脱俗的啸声，真是人间哪得几回闻。阮籍听着听着，心中的疑惑也渐渐解开，一曲终了，群山无声，阮籍心中却已豁然开朗。他意犹未尽地下了山，奋笔写就散文代表作《大人先生传》。（同上168页）
古人这种不用语言却令人深受启发的交流方式，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或许是一种根本不可能言传的技能、艺术。
其二是饮酒，为表达一种不与黑暗现实合作的态度，一斗接一斗、一日接一日、一月接一月地痛饮。司马昭想求娶阮籍女儿为儿媳，阮籍豪饮大醉六十多日，司马昭派来的差使根本无从开口，无奈只好作罢。
阮籍自导自演的“穷途恸哭”，无疑是他行为艺术的压轴之作。
《晋书·阮籍传》记载：传主“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这句话翻成现代文意思是：阮籍时常随意独自一人，驾着马车出门，却不按照既有道路行进，任由马匹乱走，走到前面没有路可走了，车轮痕迹都没有的地方，去路已经尽头，他就大声痛哭，哭得非常伤心，哭完然后才驾马车回来。
阮籍生活在中国古代史上最黑暗残酷的年代，如此一次又一次，向世人表演“穷途恸哭”，无疑在展示，中国古代正直文人的宿命、面临社会处境的缩影，象征意涵相当深刻，感染力很大，成为流传千古的著名典故。□
2021-5-5初稿并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