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畔的丝业传奇
頔塘故道 陈鼎/摄
尊德堂 沈勇强/摄
嘉业藏书楼 陈鼎/摄
南浔古镇夜景 陈鼎/摄
小莲庄 沈勇强/摄
周康明在绢上作画。陈鼎/摄
顾明琪在操作缫丝车。陈鼎/摄
頔塘故道的水流淌了1700余年。长约1.6公里的頔塘运河开凿于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0年—289年），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支线，同时也是江南的重要航道、漕运通道与水利设施。最初因頔塘多芦荻，被称为“荻塘”，后由于唐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湖州刺史于頔主持修整荻塘，建筑堤防，人们感念其德，便将“荻”字改为了“頔”。之后经历朝历代的数次修缮，頔塘的航运功能从未废弛。
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頔塘故道成为河道遗产之一。如今的頔塘故道已不再用于航运，河水不动声色地流，流过一座名叫南浔的古镇。这座古镇因大运河而兴，因丝业而闻名。它孕育出了一代代巨贾、奇人，而一段段经久不衰的传奇往事也随之应运而生。
巨贾之镇
南浔之名何来？
早在4000多年前便已有先民在南浔的这片土地上耕种捕鱼、繁衍生息。北宋时，頔塘河畔开始形成村落，村落由于紧邻頔塘的支流浔溪，故亦被称作“浔溪”，后来浔溪之南商贾云集，房屋林立，于是这里被改叫“南林”。到了南宋淳祐年间，此地正式建镇，便从“南林”与“浔溪”两个名字中各取首字组成了镇名“南浔”。那时的南浔镇已然成了江浙地区的富庶之地，甚至在当地还形成了“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的民间说法。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即用动物体积的大小衡量财富的多少，拥有1000万两白银以上财产者，称之为“象”；500万两白银以上而不到千万两者，称之为“牛”；100万两白银以上不到500万两者，称之为“金狗”。以“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为代表的南浔富贾群体，几乎全部以经营蚕丝业发迹，而这蚕丝便是被誉为“丝中极品”的“辑里湖丝”。
浙江湖州一带是中国最早的蚕丝产地，此地出产的蚕丝被称为“湖丝”。三国时期，湖丝便被作为皇家贡品；唐代时，湖州已然成为蚕丝的重要产区；到了宋元时期，湖州丝业持续兴盛。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曾作诗描绘湖州桑农忙碌的景象：“釜下烧桑柴，取茧投釜中。纤纤女儿手，抽丝疾如风。田家五六月，绿树阴相蒙。但闻缫车响，远接村西东。”
明代，湖丝因产量大、质量高名满全国，正所谓“蚕丝之贡，湖郡独良”。明朝万历年间，南浔镇郊七里村人对蚕种进行了一次改良，培育出一种优良蚕种——莲心种。这种蚕所产的蚕茧小似莲子，加之当地水源优质，用此茧、此水所缫之丝纤度小、光泽好，具有“细、坚、匀、白、净、柔、韧”等特点。很快，七里村所产的这种“七里丝”便因质地优良脱颖而出，名声大噪，甚至逐渐取代了“湖丝”之名，以致后来，湖州所产蚕丝均被称作“七里丝”以扩大销路。
“七里丝”享誉国内市场，而南浔作为湖州的重要丝市，亦是繁荣非常。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的丝商纷纷来到南浔进行采购以织造绸缎。明代学者黄省曾所著《蚕经》云：“看缫丝之人，南浔为善。”后有周庆云所著《南浔志》记载：“每当新丝告成，商贾辐辏，而苏杭两织造皆至此收焉。”那时，就连皇室衣物的织造也会选用“七里丝”。据史料记载，清康熙年间织造的九件龙袍便是以“七里丝”为原材料精制而成。
清雍正年间，“七里丝”被雅化为了“辑里湖丝”或“辑里丝”，而“七里村”也被同时雅化为“辑里村”。“辑里湖丝”与“辑里村”的叫法最早出现在清人范颖通所著的《研北居琐录》中，其曰：“雪荡、穿珠湾俱在（南浔）镇南，近辑里村，水甚清，取以缫丝，光泽可爱，所谓辑里湖丝，擅名江浙也。”《南浔志》中亦如此记载：“辑里村居民数百家，市廛栉比，农人栽桑育蚕，产丝最著，名甲天下。海禁既开，遂行销欧美各国，曰辑里湖丝。”
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由于南浔临近上海，丝商们便直接将在南浔采购的生丝运往上海，在那里与洋商进行贸易，南浔和上海之间也由此形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浔沪丝路”。而运输成本的降低直接导致辑里湖丝的价格下降，于是，辑里湖丝迅速占领了欧洲市场。
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第一届世博会在英国伦敦举办，在这届世博会上，上海商人徐荣村寄去的10余包产自南浔镇辑里村的蚕丝，获得了由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颁发的金奖牌。徐荣村所经营的“荣记湖丝”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国际大奖的民族工业品牌。自此至民国初期，辑里湖丝于国内外屡获奖项，这段时期成为辑里湖丝贸易的鼎盛时代。
南浔的“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通过辑里湖丝贸易收获了巨量的财富，于是，一座座精致考究的深宅园林遍布南浔这座江南小镇。赵孟頫曾于湖州建有莲花庄，而南浔“四象”之首刘镛，因仰慕赵孟頫之文才，于镇上建造了占地27亩的私人园林——“小莲庄”。小莲庄以10亩莲花池为中心，庄内家庙、义庄、园林一应俱全。园中生长着一棵百年紫藤，相传当年刘镛正是因为这棵紫藤树而买下这块地，因其相信这棵紫藤树寓意着紫气东来，此地定是一处风水宝地。园内长廊上的碑刻是庄中一宝，巧的是，与刘镛之名同音的清朝宰相刘墉的书法真迹也在其列。刘氏家庙前矗立的“御赐牌坊”由光绪皇帝所赐，上书“乐善好施”四个大字，刘氏富贵而不忘施的家风亦由此可见。
刘镛之孙刘承干在继承了祖上的财富之后并没有经商，却对书籍情有独钟。在上海收购了大量藏书之后，刘承干在小莲庄旁修建了嘉业藏书楼，工程包括藏书楼以及园林两个部分，于1920年动工，1924年完工，占地20亩，共花费白银12万两。
藏书楼门楼之上的“嘉业藏书楼”五个字，由书法家刘廷琛题写。“嘉业”之名取自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赐予刘承干的九龙金扁——“钦若嘉业”，而对于刘承干来说，收书、藏书无疑便是他的“嘉业”。刘承干一生花费了30万两白银，共收藏了18万册60万卷藏书。194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嘉业藏书楼最终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1951年，刘承干将藏书楼捐献给了国家。如今，嘉业藏书楼四周绿树参天，荷塘花开，修葺一新的藏书楼矗立其间，向往来者讲述着这一段弥漫着书香的往事。
民国奇人
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的“尊德堂”，是那种只看上一眼便觉得有故事的老宅。整幢建筑古朴、幽深，气势出众却又有着几分内敛。老宅的主人名叫张静江，南浔“四象”之一张颂贤之孙。张氏家族靠丝、盐业发迹，到了清咸丰初年便已积累了大量资本。同样到了孙辈，张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继承了巨大家业的张静江并没有一心经商，而是毅然投身到了轰轰烈烈的反清革命之中，后被孙中山称为“革命圣人”。
张静江谱名为张增澄，字静江，又名人杰，号饮光，晚年号卧禅。张静江小时候便患有小儿麻痹症。11岁时，他又因仗义助人出手救火，从封火墙上摔下，伤到了坐骨神经，导致其终生腿脚不便。之后不久，张静江患上眼疾，视力因此也大受影响。然而，身体上的不便并没能击倒张静江，他此后的传奇人生便是最好的佐证。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催生出的新思想以及与外国商人频繁接触中获得的见识，使当时正在上海做进出口贸易的张静江心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打破旧体制的强烈愿望。1902年，张静江得知自己的好友李石曾有一个以随员身份赴法的机会后，便通过李石曾找到了驻法国公使孙宝琦，请求同去，并得到了应允。如此，26岁的张静江遂以商务参赞的身份，随孙宝琦共同出使法国。这一次的法国之行，决定了他一生的走向。
到达法国后，张静江以侨商身份留居巴黎。其间，他见中国的丝绸、茶叶在国外十分畅销，便有意在海外开设一家销售国货的公司。于是，张静江出资30万银元，成立了通运公司，经营茶叶、丝绸、古玩等，并大获成功。其账房先生如此评价：“获利之巨，无法估计。”张静江也由此成为清末时期中国人于海外开办公司的开拓者。
1905年冬天，在一艘驶向法国的轮船上，张静江偶然结识了奔赴海外筹集革命经费的孙中山。当时，张静江提出希望能与孙中山谈话，由于张静江有清政府职务在身，孙中山存有戒心，有意回避了他。张静江在甲板上拦住了孙中山并对他说：“你不要瞒我，我知道你是孙文，你不要认为我是反对你的，我是最赞成你的人！”之后，两人谈得十分投机，相见恨晚。张静江与孙中山约定，如果将来革命起事需要资金，可直接发电报给他，同时定下暗号，若发“A”就是1万银元，“B”是2万银元，“C”是3万银元，后面以此类推。最终，孙中山虽然将张静江的地址记在了本子上，但两人约定之事他却并未放在心上。
1907年，孙中山前往越南河内，并设立了领导西南武装起义的总机关，计划发动起义。由于经费短缺，他突然想起了张静江，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按照之前记下的地址发去了电报。没想到，不久后资金便如数汇到。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等行动，也都得到了张静江资金上的支持。可以说，每当孙中山发来电报，张静江从不拒绝。
张静江自结识孙中山并与其达成革命共识之后，不仅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解囊相助，甚至于后来还毁家纾难资助孙中山的反清革命。由于运营经费不足，张静江卖掉了设在巴黎的通运公司，还卖掉了在上海的数幢洋房以供革命行动之用。在个人力量用尽之后，张静江又通过推荐家族成员加入同盟会等方式，努力动员南浔的富商们投入、支持革命。
1914年，孙中山于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任命张静江为财政部部长，张静江因支持讨袁而被列入乱党之列，受到通缉。1920年，张静江又带着孙中山的嘱托来到上海，设立了证券交易所，继续为革命积蓄经费，助力推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成立，张静江担任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他致力于经济建设，任职期间兴修水利，建设铁路，大力发展国家电力、矿业，先后创办了南京发电厂、戚墅堰电厂、杭州电厂、长兴煤矿、馒头山煤矿、淮南煤矿、宜洛煤矿、江南汽车公司、江南铁路、淮南铁路等，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建设。
翌年，坚信“实业救国”的张静江于杭州西湖举办了第一届西湖博览会。“争促物产之改良，谋实业之发达”“启用国货，救济工商”，这些是《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中曾提到的举办西博会的目的。这次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不仅震动了中国，也震动了世界。
在张静江故居“尊德堂”的正厅，悬挂着一副对联，上书“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这副对联是1923年张静江因病在家中休养之时，挚友孙中山写下并托人送来的。为革命倾尽了所有，也为中国经济的振兴奉献了心血，这便是“民国奇人”张静江。
“丝”的传人
顾明琪右手持索绪帚拨动着在热水中不停翻滚的一个个纯白色蚕茧，同时左手轻柔而快速地从水中捞起丝头，一根、两根、三根……他接着将丝头牵引至那台木质缫丝车的丝轴上，然后坐在缫丝车前，一下一下踩起了踏板，丝轴转动，一根根蚕丝也随之被缓缓抽离了蚕茧，一圈一圈整齐地缠绕在了缫丝车的木轮上。若细看，便能发现那蚕丝白亮光鲜，粗细均匀，摸上去，更是韧性十足。
这里是辑里湖丝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辑里村，同时也是顾明琪生长的地方。他用手比画着村子的范围说，这里曾经种满了桑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制作蚕丝为生。水清、土壤好、温度适宜是顾明琪总结的辑里村能出产好蚕丝的三个原因。
顾明琪出生于1946年，正式学习辑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那年，他9岁。为了避免成虫咬破蚕茧，缫丝工序必须要在蚕结茧后数日内完成，工作量巨大。那时，顾明琪家中人手不足，懂事的他便主动学起了缫丝。手艺需要琢磨，琢磨需要时间，看着同龄人都在身边玩耍，顾明琪虽然眼馋，但想到可以帮助父母减轻工作负担，他毅然低下头继续一下一下地踩着缫丝车，而这也成就了他与辑里湖丝一生的缘分。
在长达数十年的实践与钻研之后，顾明琪不但熟练地掌握了辑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中包括剥茧、煮茧、挑丝、搭头、压轴、卷绕等所有工序，同时还精通种桑与养蚕，怎样才能让蚕宝宝吐出的丝又多又好，他都了然于胸。优质的原料辅以过硬的手艺，顾明琪做出来的辑里湖丝可谓有口皆碑。顾明琪曾于辑里村担任农技员、蚕桑辅导员等职务，还参与过农业技术推广，将蚕桑生产视为了毕生的事业。
工业技术的发展对诸多传统手工技艺的冲击都是巨大的，辑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也不例外。工厂里的机器极大地提升了蚕丝的生产效率，顾明琪看着那些用机器做出来的看似优质的蚕丝，心里却不是滋味。为了快速从蚕茧中拉出蚕丝，在机械化生产蚕丝的过程中会使用更高温度的水，加之生产过程中化学物质的使用，蚕丝上的丝胶便因此被破坏了，而丝胶是保证蚕丝制品可以长久保存的重要物质。顾明琪感慨地说：“我们那时用手工丝做出来的蚕丝被可以用五六十年啊！”
眼看着家里的那台缫丝车落了灰，顾明琪十分惋惜。2004年，为了保护、展示传统手工技艺，顾明琪受到南浔镇政府的邀请，于家中进行辑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展示。最初来看顾明琪缫丝的多是学生，他用心地展示技艺，详细地讲解每一个步骤。于是，观者越来越多。能再次手工制作蚕丝，又能让人们了解这门手艺，顾明琪非常欣喜。后来，顾明琪开始受邀到全国各地进行技艺展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一家琴弦厂的老板，对方摸了摸顾明琪做出来的丝，然后提出想收购他的丝做琴弦。“最后出来的成品效果非常好。”顾明琪笑着说道。
这次合作让顾明琪看到了手工制丝的新方向。他说，古筝琴弦让手工丝的优势完全展现了出来，制成的琴弦不仅韧度高、音色好，还能长期保存。如今，顾明琪每年都会定期生产手工丝供给全国的琴弦厂，按他的话说，收益足够让这门古老的技艺生存下去。
2018年，顾明琪被文化和旅游部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辑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除了为辑里湖丝寻找更多的商业机会，顾明琪还持续培养着传承人。如今，他已经将手艺传给了自己的下一代，他说他还想教会身边的人，并希望最后可以把技艺带进学校里。顾明琪说：“我教会的人越多，这门技艺传下去的机会就越大，我想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顾明琪说，手工制作的辑里湖丝除了可以用来制成琴弦，另一大用途便是制作绫绢。而这，又是另一段故事。
在中国的传统丝织品“绫、罗、绸、缎”中，绫绢居于首位。绫绢为绫与绢的合称，所谓“花者为绫，素者为绢”。三国时期，今湖州隶属东吴，其地所产绫绢颇负盛名，产生了“吴绫蜀锦”之说法。宋代时，湖州东林村绫绢制造业发达。到了明永乐年间，其旁西林村兴起，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东林、西林合为镇，称“双林镇”。双林镇出产的绫绢以轻如晨雾、薄如蝉翼著称，可谓绫绢中的珍品。
“绢主要是用来在上面作画的，比如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是绢本画。除了用于绘画，绢还可以制作很多工艺品。绫则是用来装裱画作的，织造时用的是提花织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双林绫绢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周康明一边说着，一边于绢布上数笔勾勒出了一截墨竹。
周康明出生在浙江湖州南浔区双林镇的一个绫绢世家，家中有传统的绫绢作坊。1965年，双林镇上的6家绫绢作坊合并成为双林绫绢厂，其中便包括周康明家的绫绢作坊。周康明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去世了，他一直与祖父一同生活。初中毕业后，由于祖父年事已高，周康明便接过了“接力棒”，进入双林绫绢厂当学徒。其间，他孜孜以求，勤学善问，最终成了厂里的骨干。
回顾在绫绢厂工作的数十年，最令周康明记忆深刻的就是那段为古画定制仿古绢的经历。1978年，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全国五家博物馆的专家来到双林绫绢厂，提出希望帮助制造仿古绢，用于修复馆中珍藏的古书画等文物。虽然这项工作对技术的要求极高，但想到如此就可保护国家文物，周康明便应下了这个任务。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周康明花了一年时间，仔细研究各家博物馆提供的10余块从宋、元古画上取下的古绢样品，最终成功制作出了上万米的仿古绢。周康明说，古书画等文物的修复目前是绫绢织造的一个重要方向，这门技艺的传承也保证着文物保护事业的持续发展。
如今，绫绢织造几乎全部的工序都已实现机械化，周康明对此不仅持支持态度，还身体力行，推动着相关技术的进步。在周康明家的作坊里，一台巨大的机器正在稳定运转着，它要完成的是绫绢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上胶矾”。这台机器名叫“矾绢连续上浆机”，是由周康明设计并研制的，能够极大地提高绫绢的生产效率。在周康明看来，传统的技艺固然有其文化价值，但若机械化能够在不影响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产量和效率，那便没有理由拒绝。周康明还计划研制一种新的涂料用于绫绢生产，以延长绫绢的保存期限。“我希望未来可以多和院校、研究机构合作，找到更多有利于绫绢生产的材料，使得绫绢更好地发展下去。”
让绫绢产业拥有光明的未来，同样也是双林绫绢织造技艺“80后”传承人郑依霏的心愿。出生于双林绫绢织造技艺传承人家庭的她，目前正在从事绫绢厂管理以及产品开发工作。受到父辈的影响，郑依霏从儿时起便与绫绢结缘，最后进入了绫绢行业。她回忆说，刚刚工作时，接触到的客户大多要求购买日本产的绢，这令深谙绫绢知识的她触动颇深。“中国的绫绢织造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很深的文化底蕴，但人们却在用日本绢，因为日本绢被认为更精致，做工更好。但我知道，事实上，中国产的绢一点也不差。我希望能让中国人都来用我们自己产的中国绢，这也是我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原因。”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郑依霏会请来画家、书法家先试用产品，之后根据收集到的反馈意见对产品不断进行改进。她说，做传统行业更需要多听取受众的建议，被当下的市场和环境所接受，是传统行业生存下去的关键。除了提高产品质量，郑依霏和她的团队还积极地将当下的流行元素融进绫绢生产，并开发出了团扇、风筝等文创产品，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接触绫绢，感受绫绢之美。
郑依霏说，自己作为年轻人总有各种新奇的想法，而如绫绢这样的传统行业也正需要年轻力量的加入，来为古老的技艺持续注入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