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钢勤新作《惯犯》：惯犯偷南瓜为啥栽了？原来主人用了妙招

惯 犯

一提起他，我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怜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虽说这样，然他却似乎又是别一种的“不幸”与“不争”。他相比于阿Q起码是不缺女人——老的、少的，村里村外，生冷不忌，这辈子他不知作践过多少。不过这实在怨不着他，因为一般都是送货上门，即使是他公开讲述自己二人的世界，女方也绝对不会反恼而找他后账，而那些女人们似乎能得到他的一次宠幸，是非常值得骄傲一生的事情，难怪从他床上下来的那些人个个都盛气凌人，不可一世。

他生于1939年，卒于2019年，享年81岁。终其一生，则可用二字加以概括，一是“偷”——因女人而偷；二是“败——因女人而败”。

据长辈人说：“他是个遗腹子”。1939年日本人第一次打进我村，其父被射杀在他大门外。

他的母亲虽已有两个女儿，为给老刘家留下这根独苗并未再嫁。不久他呱呱坠地，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她的母亲饱经风霜拖领着三个孩子，尤其是对这个男孩更是百般呵护，生怕出什么意外，那样就对不住刘府的列祖列宗了。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他终于成长为一个翩翩少年。他和他的母亲一样，高挑个儿，长方脸儿，重眼皮儿，虽不说像他的两个姐姐一样白白净净，从少时起也表现出十足的英俊。

因自幼娇生惯养，两个姐姐在母亲的恶斥下，宠出他一个说一不二的毛病。“只要他没病没火儿，不偷不抢，不行凶作恶，就随他去吧”她的母亲常对他的两个姐姐也这样说。

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这家所谓的地主，也不过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小康户而已。除了拥有一部分土地，每年须雇几个长工，农忙季节临时觅几个短工，再就是他拥有一座砖镶门窗的四合院。大门为砖拱券，实踏扫地木质扇，门外生长一颗两搂粗的老槐树，浓密的树荫下按一盘经年的石碾。

下河沟在他家的地界儿上，并排野生着两颗核桃树，大约和他的年龄相仿，当他学会使用镰、斧时，便年年“科股修剪”。此地可能环境正好适合其生长，或土厚或水美，亦或是急于超越两岸享受够足阳光的缘故，等晃开枝梢后，便开始疯长。

十几年之过去，墨绿色的树冠和其周边的杨柳树一样，也从十几米的沟底仰过了岸头。这两颗核桃树一大一小，大的一颗树头从树脖处向四个方向正端端伸出四个过股。对于村外不知情的人而言，混杂在“细皮嫩肉”的杨树丛中，量谁也根本无法辨认不出是两颗核桃树。以至于到后来的生产队时，队长也不敢派人上树打核桃。他其实也不是有意为之，也是无心插柳，是任着自己的性子想当然地造就了这一方独一无二的景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歪打正着的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树长，人也长。尚未成年，他便人高马大，且有一身使不尽的气力。好在他的另一优势就是聪明好学，因家里没有男人，在两个姐姐的劝说下，他不得不早早的就学会了犁搂锄耙。这样一来二去，早早地便掌握一手好农活儿。

我家是文化大革命之初的1967年才迁入该村的。那时他二十八九岁（已和东边某县一女人并婚。直到70年代末，那女人的儿子听说被军校录取，怕给儿子丢脸才返回原籍），第一次见到他时，头上系着一条印着两道粉红色的白羊肚毛巾，他一笑，浅浅地两个酒窝儿分外得体，此时，便露出当时十分时髦的镶在左虎牙上闪闪发光的金壳儿。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和善可亲又可近的。

不知哪一天，仅有的几个玩伴儿，在一起逐个儿评品长辈人时，轮到他我便抢先肯定道“还是不错的，起码他不愚弄小孩儿们”。

“不错个球”一玩伴不以为然地马上反驳我道：“他就是个贼，不少偷人家的东西……”

我对玩伴儿的判定很是意外，令我难以接受。但很快他的贼性就得到了应验，让我领教了。

那年春上，雨水特别调匀，父亲仅南瓜就栽了100多笨，生长也特别强势，坐胎儿也多，除了嫩瓜可以满足早晚煮稀饭，还预留下了瓜形好，长势健康的老南瓜，备以冬季食用。因父亲种的瓜分外惹人注目，谁见谁稀罕，就有意无意间，在百十多个预留的瓜上分别刻上了记号，或错号，或对号，或井字，或十字。当白露前一天去收获时，老嫩竟没了个净光。。

父亲当下气得脸都黄了“这是一家冬季的口粮，是谁这么狠心，偷了个老嫩不留，给我丢几个也行啊”。

父亲停站儿没打，直接奔向有大食堂的几个机关单位，公社、五矿队都没有，最后在中学找到了。

事务长帮着查看了账本，“不错，是昨天才上的帐。”伙夫们也帮着父亲竭尽回忆描述着那卖瓜人的形象，七嘴八舌地都说“实在不像个贼样儿”，父亲心里彻底明白这个人是谁了，嘱咐伙夫们“给我留个证据……”憋着一肚子火，扭头直奔他家而去。

“南瓜呀？”他被父亲劈头盖脑的一声斥责，就问了个双手抱头就地蹲下，他飘了父亲一眼发怵地答道：“卖到中学了。”

“我一家就指望着这百把个老南瓜过冬，你真下般得……”他听着父亲的数落，装起一袋旱烟慢慢地吸着，用来缓解打发尴尬的处境。事情已经做就了，父亲也觉得太难堪，准备起身走开时，他也马上站起来：“事儿做脱把了，这样吧，明早你等着，把我的南瓜全部摘回还你吧！”父亲头也不回，边走便反问他道：“你去哪里能摘200多个老南瓜？”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不好意思直接面对他，就让我在家候着。起五更就干活去了。就在我给母亲帮灶的时候，他趟着两腿露水，挑着一担南瓜进了我家。不声不响……唯恐惊动了我娘俩儿。一会儿又担来一担。他仍就不说话，蹲在箩头旁心神不定地一袋接着一袋地抽烟。不知等了多久，父亲扛着撅头回来了，见他还没走，也找不到话头。还是他打破了僵局，他似乎十分气恼，忽地起身，用教训的口气对我父亲说：“说好的早早的我来还南瓜，让你等着，你你……你咋说话不算数你……”

父亲哭笑不得。他不以为然地说：“就这些了，过过秤也不够”。

“你再往回拾几个吧，眼看过秋天了，也得有些菜蔬煮煮”父亲没有好气地对他说。

他也很干脆：“不用了，你家孩子多，俺光蛋俩大人，咋也好樵连”。

父亲毫不留情地回他道：“你起意下手的时候要这样想，不就没这回事了。”

他干干地咽了一口气，无言以对。

在他的心目中，父亲就是一个神探。老人言说：贼不打三年自招。后来他对别人说：“一年偷的没数，就那次偷人家南瓜失手了。”

他是这样说，他失手可不止一次。大约二年之后的一个秋天，他又因掐了生产队的谷穗而案发。

因其是惯犯，又下手这么狠，队长第一感觉就捉准是他干的，结果火呛呛地从他家收了出来。事实面前他只得低头认罪。大队得知情况后，决定让他在大队所在地趁着午饭时刻街上饭市人多，让其游街示众，以儆效尤。

那天，他和他的“老婆”各人挎着一包谷穗，一人戳着大锣，一人拍着小铙，上中下三道街——“咣——咣——咣……” “嚓——嚓——嚓……”游了个遍，口里还得不停地大声喊道“我偷了谷穗了，都不要向我学习，我不要脸……”

此事发生后，村民老少也都觉得没了脸气。他的同辈人在劳动间隙也都数落过他，开始时都还旁敲侧击，“指桑骂槐”，有的私下里偷着训。因他的“不要脸”，后来也便都无所顾忌，干脆当众就教训起来。

“三四十的人了，你还出门不出门？”

他脸不变色心不跳，脸上还挂着一丝安然无恙的笑意。

“脸皮的真厚，你不出门，俺都不出门了？”

“你就不嫌丢人，不嫌败兴？”

“你就不能改改这个摸摸踅踅的毛病？”

“怕是改不了了”他若无其事回答说：“有时想起来，也想改改，一到晚上，我就心神不定，手就发痒，有时躺倒了，也还得再起来”

三队长全廷一听，怒不可遏猛地站起，抡起手中的蹶锄，比划着就要向他的头上砸去的样子，“唉——你要不是个壮劳力，俺真想一蹶钉死在你这儿”三队长咬牙切齿对他说。

“改不了，你就那样偷去吧……”

“游街俺也替不了你，丢人的不是俺，败兴的也不是俺。”

三队长气了又笑，笑了又气“手以后发痒了，就准备块儿砖，一痒痒你就在上面磨，使劲儿的磨……”

不久，附近北山村要找一个放羊的，为增加生产队收入，经队长批准“惯犯”去了，这是他自幼练就的拿手好戏。没出半年，村上的几个娘们就又离不开她了，为了鼓励她们勇于“献身”的精神，他不惜铤而走险，“故伎重演”，谁也没有想到在一天夜里，他竟敢宰杀人家队上的一只肥羊。就在开始的几天，那几个和他有染的娘们，天天集中在他的住处叽哩嘎啦，打情卖俏喝羊汤，有时还吃顿羊肉饺子。大约是都要吃腻了，他便开始给她们分羊肉。因分赃不均，产生分歧，在好与赖，多与少上开始公开计较起来，同样的付出，当然谁也不让谁。其中的两个气之不过，呶着嘴火急急的甩着手走了。临走时还放下一句话：“俺还去派出所告你——杀了队上的羊，等着瞧！”

“惯犯”这下傻眼了，他心慌意乱的厉害，他明白问题严重了。星夜拿起行李就逃往山西方向去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况且是个大活人。此风一传，为了不减少损失，俺队上派员去要人，北山村人什么都清楚——毕竟他是个人，不是只羊，都是那几个娘们惹的祸，好歹把工资一天不少的给结算了。那两个甩手走开的娘们，肉也没拿走，一听说人都没了，也悄悄的没敢报案——弄了个倒扯皮。时间一长这事最后弄了个不了了之。

又一年后，“惯犯”的母亲，突然病危，他总得回来尽孝尽孝吧！没办法，只好队里派人出去找。找来找去，五天后在山西廖无人烟的一条黑山沟里才终于把他找到。

这次回来“安定”了近二年。一天，有人发现东沟没了一颗楸树，当下有人就没过脑子地脱口就说出了他的名字——除了他没人干出这样的事。

队长直接见他，开门见山：“你把树处理到那儿了？”

他很吃惊：“你是怎么知道的？”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也不要再跑了，悄悄拿出做个了断算了，队上和你耗不起。”队长说。

“不跑了，我服你了，好几次就像你在后面跟着”他无奈地笑笑。

上世纪60年代末就卖了南屋，赵根顺家与他家并排，是三面房，没有北屋，买下他的三间南屋正好扭作北屋，凑了个方圆。

70年代中期，他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缸箱瓦什，锅碗瓢盆，后来是房子。全村都埋在鼓里，谁也不知他又起什么调子。人们不解地问：“不过了？”他笑笑回答也十分爽快“不过了!”

因其埋的很深，太出乎人们的意料，不多日，一座完整的四合院就祸拍了个精光。最后一件是没人要的小瓦缸儿，他抱着来到门外大堰边向上一抛，飞起一脚踢了个粉碎。当他扭头大步流星地返回时，像迎面碰上个钉子似的，他朝我笑笑，自语道：“这儿已不是我家了。”说罢头也没回，伸开两只有力的大手，拍了拍上衣的前襟，招呼也没打，一溜烟不知了去向。

1982年生产队解散了，土地、树木、牲畜都按人口下放，农具、房子等财产也通过竟价都卖了，仿佛只有一夜间，集体经济土崩瓦解。原队长最后召开一次社员大会专门讨论他的问题，决定把他找回来，经领起属于他的那份产业。

因毫无音讯，这次远差肯定又是出力不讨好的事，谁都能随便找个理由推委，作为一队之长，他仍就抱着向每一个社员负责的态度没有推脱。

碍着队长的面子，联系了另一人徒步启程。他二人分析：他除了一身力气，没有什么手艺，要说有，肯定是干他的老本行——放羊。他俩一路边走边分析，逢村就打听。数天后他俩幸运地得知：在山西黎城县石梁镇才打听到确切的消息。果不其然，他同羊群已经出坡，队长二人喜出望外，又不辞辛苦找到山上。见面时，他还准备拔腿就跑，队长把他喊住：“站住！这么大一群羊丢了，你怎么给人家交代？”

“我是不是又犯什么事了？”他心惊胆战的停下问。

“你哪天不犯事？”另一人恨铁不成钢的反问道。

他见二位来人并无恶意，就都席地坐在山坡上，队长二人赶紧把鞋脱下来，凉着脚上磨起的血泡。

“你真陶力，给你一样我……”跟着队长的那人说话间顺手抓起一只鞋，照着他的脸咬着牙“唉——”长叹一声“俺真想从你脸上抽两鞋”

……

“跟你都回去也行，就是连个窝灶都没了”

“你可踢踏了呀，就是一个不蹬底”

“不怕，总不让你漫地撂个子”

晚上，三个人一起找到村上的领导，说明来意，石梁家被此举深深地感动了，同情达理地当晚解除“合同”，第二天抄近路返了回来。

数年不见,人们都对他都表现出十足的热情,而他却受宠若惊像举了官衣锦还乡似的强壮着精神,礼貌地回敬者众乡亲。

“还走不？”

“老了，还往哪里走，再走就回不来了，哪儿也不比咱家里好”他放声笑笑对乡亲们说。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队解散了，一群羊也溅卖了，队委会商定安排他在空着的三间羊圈暂时安顿下来。征求他意见时，他十分满意：“先有个遮风挡雨地方就行，日子长着呢，以后慢慢来。”

他也还算争气。那几年采矿业正吃香，狂挖滥采蒸蒸日上。因他是出了名的好劳力，第二天，他就被一个个体矿队录用。

因那时蓄力缺乏，几家合养一匹马一头驴或一条骡子，清明前后，种瓜点豆。为不耽误农时，他白天挖矿上班，晚上点着小马灯儿爿地，除了他分得的3亩耕地外，他还开荒

种植。就这样，他一年就收获了个钵满盆满，钱挣了个大几千，仅谷子就打了24布袋。如果按人均计算，他已从一个纯无产者蜕变成为全村首个暴发户。人们无不佩服他，都说他学好了！

有钱了，出手就阔绰了。他想改善提高一下自己生活质量，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于是，他买了许多布匹，将四面墙壁和幔子全部做了装修，又置办了一套桌椅，一个席梦思床垫和一套音响设备，同时又从个户手中买下了那3间羊圈。

第一个春节仅猪肉就买了一扇。

人们开玩笑地问他：“不过了？”

他轻轻一笑满不在乎地回答：“不过了！”

“趁还能动弹，积攒个余不捻，防个老，一旦有个疾病陡灾……”说者见他翻了脸，就没再继续说下去。当那说者自讨无趣地赶紧走开时，他反着白眼恶恨恨地反驳道：“数你会过了？不少乏侃你姥爷蛋！”

他，闹大了，好赖话都分不清了。除了上班，只要在家就放着他的高音喇叭，全部是古装戏，聒噪得四邻不得安宁，严重影响着人们的休息，特别是家里有病人的更是讨厌和反感，都对他提出了反对意见，但他我行我素，谁的的话他都当成耳旁风。直到后来不时兴这玩意儿了，才烂成了一堆垃圾了事。

他为了方便女人们起早摸黑的进出方便，他突发奇想，幻想创新传统的生存模式，搬到离村数里外的野地里居住——在他的责任田附近的向阳仡佬，挑了一条深宽高两米见方的土壕，封了顶，装了门搬出村去。

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是何因，他的一条腿跌骨折了，老长时间丢不开拐杖，后来还是留下了终身残疾，走路一拐一拐的。

有人去探望过，关心地问他：“不能光图你方便，有个头疼脑热三灾病难的，怎么办？谁给你一口水喝？死到这里也无人知道。”

一年多后，晚上点着的蜡烛燃尽，一火又烧了个精光，他在大火中险些被熏成烤鸭，头发眉毛都燎完了，赤身裸体地跑回了家。

有人问他“还生法儿不了？”

“再也不了”他心有余悸地摇摇头回答。

那一年，他符合五保条件，办了个五保。乡里大队所有干部，谁都知道几保也不够他给娘们儿，可这个理由又摆不到桌面上，只得给他办了手续。

他成了五保户后，较之前又嚣张了许多——到处锯树。无论是柿树还是核桃树，家里的劈柴10年也烧不完，也许是为老来做些准备。有的随他便，有的也不让他，以质论价让他赔偿，他也哑口无言。

几年后他的身体彻底垮掉，需要有人照顾了。因为是五保户嘛，大队有责任经管，三天两头捅掐支书，少不随意，就给上级打电话反映，闹的大队干部摸不着北，光他一个人的事也忙不过来。

开始一听到我大门响动，就知道我回来了，他备了两担水桶，给他送两担水。后来桶都送不来了，我上去打照他，发现我不在家时，他就接用房上的雨水吃。这水色质泛黄，里面还有许多会跳动的小生物。

这生活还怎么过？大队只好把他送到了养老院。而在养老院他也是个“不法分子”，他倒没有侵犯过老太太们，就是不讲卫生。头发既不理也不洗，澡也不洗，衣服也不换，一身污臭逼得人无法靠近，服务人员带着口罩手套去强扒他的衣服，他就给给人家吵闹干仗。

养老院通知大队把人领回去，大队哪里肯答应“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把他交代给你们！”

支书推脱说：“忙忙这几天，我再到哪里给他做做工作。”

支书其实也常去探望他，但每次他都麻烦不断。三天想去看看他姐姐，两天想去照照某干儿。有一天他非想要支书用车拉上他绕城逛逛，支书无奈，只得摇下车门玻璃绕城观光赏景。沿途见什么买什么，一会儿吃香蕉，一回儿苹果，一回儿吃葡萄，一回儿吃西瓜。

支书提醒他：“我不是不想再给你卖了，我是说乱七八糟的吃上一肚子，拉肚子怎么办？”

最不像话的是他开始不上厕所了，干脆就往床上或被窝里屙屎尿。同室的人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纷纷要求搬出。

养老院再次给村支书通电：“俺不要你一分钱，你快些把他领回去，就烧高香了，行不行？好兄弟了！” 支书才不上她的当呢。

不久，“惯犯”脑梗了，养老院算是开脱了，但医院不能不接受病人吧——再臭气熏天也应该照收不误。就在从养老院床上起身时“咯嘣”一声，不知是身上折断了那一根骨头，“惯犯”彻彻底底真真实实动弹不了了。本来支书用自己的车就能送过去，这一下还得要个120过来。

这院一住就是40多天。40多天里他只输了一天液，就能下地行走了。第二天医生查房十分意外。护士把药匹配好后，就要给他吊瓶，却被他给拒绝了，他说他好了。好几次护士把液给他输上，护士一出门，他就自己把针给拔了。

出院后，养老院是回不去了，回家成了唯一的出路。大队专门固定了人员护理他。得知他出院了，我回家去看望他，他已变得十分干净，但已经很瘦，躺在床上。见到我欲坐起被护理人员制止，我上前一步他攥住我的手说：“咱村就你这一个好人！”听了他的话我很不自在。护理人开玩笑地反问他：“就他一个好人，其他人难道都是坏人？”我们都笑笑了。

其实，当着每一位前来看望他的人，他说的都是同一句话“咱村就你这一个好人！”

不知何因。

月余后，听说他过世了，我第一时间赶回去，20几年的上下院儿老邻居吗，有好也有赖，他是长辈人，我有义务回去帮他最后一次忙。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我急匆匆地一边走，一边想——他在许多方面我还是敬佩的，尤其是在农业劳动方面，他那压倒一切困难的气魄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

曹钢琴  2021年4月26日 草成于鹿头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