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洛阳里坊的形态结构
隋唐洛阳的里坊建设是按照都城建设规划进行的。
在建筑规划中，先建宫城、皇城，再建郭城、开辟街道，尔后逐步建筑里坊。宫城，位于郭城之西北隅、皇城之北。皇城，围绕在宫城的东、西、南三面。郭城总体布局呈方形，设在皇城和宫城的东部和南部。郭城的东北隅和洛河南岸为里坊。郭城“内纵横各十街”，形成棋盘式格局。在洛河以南已探出南北竖街12条、东西横街6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竖街4条、东西横街3条。其道路系统的特点是交通方便，整齐有序。一般通向城门的大街都很宽，最宽的南北干道定鼎门大街又称“天街”，宽121米，隋炀帝尝“盛陈百戏”、唐中宗观“泼塞胡戏”、唐玄宗大集散乐，都是在这条街上举行的。
城内纵横交错的笔直街道划分出布局整齐的里坊，面积大小基本相同，“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形制基本为正方形，折合今尺每坊的长宽均为441米，约0.5平方公里（存疑）。宿白先生认为，这可能是沿袭北魏洛阳城坊的形制。考古勘探表明，洛阳里坊东西向约在470—520米之间，南北向约在480—530米之间（定鼎门西第二坊东西415米，南北480—520米）。若再减去坊墙与街道间的距离，考古所得的这个尺度就更接近文献记载的方一里了。史籍记载的尺寸大约是规划设计时的尺寸，或举其整数而言，在具体施工建设时，受地形和街道宽度不一致的影响，出现变动也属正常情况。如洛河两岸的里坊多是半坊，即应是受到洛河南岸所余面积的限制所致，因此沿河两排里坊的形制很可能不是正方形，而多变为南北比较狭窄的长方形。
隋唐洛阳里坊的边长推算与考古勘探对比：
隋唐时一尺约29.5（或29~31）厘米，一步五尺（约147.5厘米），一里三百六十步，推算约531米。按韦述《两京新记》隋唐洛阳城“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推算约442.5米，与考古上“洛阳里坊东西向约在470—520米之间，南北向约在480—530米之间”差距较大。
因此，韦述《两京新记》中隋唐洛阳城“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应该不是事实。
定鼎门到隋唐洛阳城东城墙约5.08公里，减去定鼎门和长厦门街道、边上城墙占用的200米，还有约4.88公里，其中共有九坊并列，算下来是每坊加街道约540米，去掉每坊街道占用的10—20米范围，每坊边长最大约520—530米，与考古上“洛阳里坊东西向约在470—520米之间，南北向约在480—530米之间（定鼎门西第二坊东西415米，南北480—520米）”最大值一致，按此划分即上图所示，完全符合考古上分配的方案。
今人推算隋唐一里约531米，与每坊边长最大约520—530米相近。因此，隋唐洛阳城里坊大致应当还是一里为一坊的旧制，其中“每坊东西南北应该是各广约一里，即三百六十步左右”，而非韦述《两京新记》中“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
里坊四周围有坊墙
根据近年考古勘探得知，洛阳坊墙厚度约在4米左右，均为夯土版筑。从文献记载来看，其高度大约不会超出常人肩部。《全唐文》卷267载有卢俑《对筑墙判》文：“洛阳县申界内坊墙因雨颓倒，比令修筑。坊人诉称：皆合当面自筑。不伏率坊内众人共修。”卢储判云：“坊人以东里北郭，则邑居各异；黔娄猗顿，乃家产不侔。奚事薄言，伫遵恒式；既资众力，须顺人心。垣高不可及肩，板筑何妨当面？”同书卷980载阙名之《对筑墙判》，命题同前，判文亦云：“广木墉，见铜驼之咫尺，仲尼数仞，无复及肩。”卢儒中宗朝为右补阙，后迁秘书少监，开元时为修图书副使。唐代的判文，有虚拟的命题，也有实际的命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垣高不可及肩”，说明洛阳坊墙远远低于长安坊墙9米左右的高度，可以方便地从坊外窥见坊内的情况（存疑，长安和洛阳的坊墙其实都不高，应该只有2米左右到4米之间）。坊墙虽然不高，但当部分坊墙坍塌时，坊人仍希望“当面自筑”，而不是由全体坊人共修。对此，卢储还是要求坊人共修。当然，这可能是一般情形。也有宫家出钱维修坊墙的。唐德宗“贞元二四年二月敕，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坊墙，有破坏，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修筑，不得科敛民户”。
释疑：
里坊是古代都城建制结构的最小单位，便于对城市居民的管理。隋唐时期的里坊制度最完备，百余里坊华丽壮观，一里三百步，“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开十字街，四出趋门”，坊墙由夯土筑成，宽1.6米。《全唐文》记载：“垣高不可及肩，板筑何妨当面。”意思是里坊的坊墙不高，站在墙外可看见坊内景物。此次模拟展示的坊墙有夯土坊墙和桧柏修剪坊墙，两者交替出现，高低起伏，形成围合、封闭的坊内空间。
坊墙复原图
为方便观赏坊墙，如今坊墙与天街用木栈道相连。为清晰展示隋唐时期城市里坊格局，“两坊一街”保护展示工程通过坊墙、坊门、坊内十字街等遗址要素展示坊内格局，对天街东西两侧的明教坊和宁人坊进行模拟展示。
坊墙上辟有坊门，坊门为重楼
《大业杂记》云：洛河“大堤南有民坊，各周四里，开四门临大街。门普为重楼，饰以丹粉”。《资治通鉴》卷183“隋恭帝义宁元年”注引《考异》亦云：“《略记》：三月……乙亥，密部众人自上春门……丙寅，烧上春门及街南北里门楼。”坊内居民出入必须经由坊门，坊门由坊正负责，“以时启闭”。除正月开门观灯等特殊原因外，平时是统一以鼓声为准，“昏而闭，五更而启”，与城门的开闭时间同步。
洛阳里坊究竟开有几个坊门？《旧唐书 地理志》云，“开东西二门”，是说诸坊只有东西二门，与长安皇城南朱雀街东西两侧的三十六坊相类。此说与其他文献记载相悖。如《元河南志》卷1引韦京《西京记》云：“每坊……开十字街，四出趋门。” 也与考古发掘结果不符。
两坊一街复原图
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隋唐都城里坊遗址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其中三次在洛阳明教坊、履道坊、恭安坊，从中可进一步窥见洛阳里坊的自身结构和基本形态。
两坊一街示意图
明教坊是定鼎门街东最南面的一个坊，南靠郭城南城墙，西临定鼎门大街，北为宜人坊，东为乐和坊，现存北坊墙的西段240米和西坊墙的北段114米。坊墙系夯筑土墙，残宽1.4-2米。该坊中部有十字相交的东西向和南北向街道各一条，东西街长500米、宽14米，南北街残长340米(原长530米)、宽也为14米。四面坊墙中部开有4个坊门，东接坊东大街，西接定鼎门大街，南接南郭顺城街，北接永通门大街。考古实测的数字是以坊街实际保存的宽度即周围道路内侧计算的，实际还应当减去坊墙与街道间的距离，所以坊墙内的面积要比上述数字小。据文献及墓志记载，坊内有龙兴观，唐尚书右丞宋璟、国子司业崔融、河南府士曹参军崔同等曾在此居住。
履道坊位于长夏门东第四街，因距朝、市都比较远，“居止稀少，惟园林滋茂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宁静幽美的居住区。当时这里居住了许多达官贵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就居住在履道坊，直至寿终。白居易在《池上篇》并序中对履道坊环境及其宅院形制构造记载详细：“都城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隅，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道池桥道间之。”(卷69《池上篇》)1992年，考古工作者对其宅院进行勘探发掘。发掘表明，履道坊的西侧自南而北有两条唐代水渠，且在西北隅汇合后转向东流，这与《唐两京城坊考》中所绘伊水渠的走向相一致，而且能够与白居易诗句“徘徊伊涧上，睥睨篙少旁”相互印证。水渠间发现有一条坊间大道，宽8米余，坊内有十字路及小十字路。白居易宅第面积约合今13.4亩。从白府墙基散水及残存建筑基址看，其布局南有厢房、北有上房，是一座有前后庭院的两进院落式庭院，后院是白居易及其家人的卧室、厨房，有一平面呈方形的中厅，东西两端有回廊与两面对称的东西厢房相连。在居住区之南，有引水渠与坊西侧的伊水渠相通，很可能就是南园中的池沼。
履道坊示意图
从考古发掘看，宅院的布局大体是：宅门向西临坊里巷，西巷有伊水渠从南往北又东流去。园内水由西墙下引入，在园内周围绕流，于东北流出入于伊水渠。南面是园，有水池；第宅在东北，第宅西是西园。白府的这种布局可与白居易有关诗文相互印证。如《池上闲吟二首》、《题新居，寄宣州崔相公》、《北院》、《闲坐》、《池上作》等。白居易宅第在唐宋两代都是著名的园林。五代时社会大动乱，履道坊年久失修。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改履道坊为普明禅院，北宋时称大字寺园。
《唐两京城坊考》记述履道坊在隋代有乐平长公主宅、两京设计建造者宇文恺宅，唐代有源匡赞宅、高力牧宅、吏部尚书崔群宅。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又据出土墓志补充有中散大夫上柱国行成州长史张安宅、朝散大夫守汝州长史崔皑宅、泗州刺史赵本质宅、口口大夫行苏州司马上柱国张利宾宅、桂阳郡临武县令王训宅、邺郡成安县尉高故妻张氏宅、河南府洛阳县尉王师正官第、京兆府户县令李钧宅、吏部尚书崔群宅、太子太保分司东都赠太尉崔慎由宅。惟这些住宅目前尚不能确认其具体位置。但从中亦可说明，履道坊因其环境优雅，使这里官宅密布，空间利用率十分高。
恭安坊位于定鼎门街东第三街，平面呈方形，总面积约32万平方米。坊内发现了两条分别呈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的街道，在中部呈十字交叉状，各长约500米、宽8米，应为当时坊内十字大街；坊的南部发现一段10米长的夯土坊墙和一处建筑遗址，可能是当时的一座坊门。在坊的东侧和西侧各发现一座居民院落，院落北围墙外发现一处蜿蜒曲折的水渠。
此外，在洛阳长夏门西第一坊归德坊、建春门南第三坊永通坊的考古勘探中，也发现了十字街的残迹。据上述考古勘探，坊内十字街道的宽度诸坊并不一致，明教坊十字街宽约14米，而恭安坊十字街宽度仅约8米。
从洛阳里坊考古发掘情况看，隋唐洛阳里坊坊内辟有十字街，说明坊四面皆有东、西、南、北四门，从而证实韦述所说为是。《太平御览》卷180引韦述《两京记》云：“宣风坊北街之西，中书令苏味道宅。”《唐两京城坊考》卷5亦有相同记载。《太平广记》卷159《崔元综》说：崔氏梦中相随一女子向“东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又同书卷484《郑还古》云：“郑还古，东都闲居，与柳当将军者甚熟。柳宅在履信东街，有楼台水木之盛。”宣风坊系洛阳定鼎门街西第一街由北至南第三坊。履信坊为洛阳长夏门之东第四街由北至南第六坊。文献中所言北街之西、街西、东街，可与考古发现洛阳里坊四门之制相互印证。
定鼎门大街东边即为明教坊
隋唐洛阳里坊的内部结构，以往多认为，其坊内是“四区”区划制，即一坊只有一个十字街，据此分一坊为四区，每面开一门，而不像长安里坊那样，在四区内再设十字街，形成“十六个区”的格局。但考古钻探在履道坊内除发现了“大'十字路”’，即坊内十字街外，还发现坊内有“小'十字路”’，因考古公布资料过于简单，其具体内涵目前尚不清楚，但它说明洛阳里坊有可能在“四区”区划制外，还存在其他形式的区划，这应是无疑的。
常规里坊是指安置下级官吏和平民的里坊，是里坊布局的基本形态。里坊的平面布局是由里坊制度规划的道路体系决定的，探讨里坊的平面布局，需要厘清里坊内道路的构成。里坊制度自西周初创，发展到北魏时期已基本成熟，里坊内形成了由街、巷 、曲三级道路构成的道路 体 系 ，只是唐代之前，文献中有关道路的用语“街 ”“巷 ”“曲”混用 ，都是指里坊内的道路，尚无指向明确的名称。如“里 (闾)巷”“巷街”“曲巷”等 。到了唐代三级道路始有专名，分别以街、巷 、曲名之，史籍文献出现了十字街、横 街 、曲的明确记载。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和考古发掘资料的分析，当代学者将里坊内道路分别以十字街、横 街 、十字巷、循墙巷、坊曲等名之。
明教坊、履道坊和恭安坊的考古发掘，对研究隋唐洛阳里坊布局、建筑形制及民居结构，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等都有重要意义。然而也有些问题并未得到答案。历史文献记载洛阳里坊有十字街，有些住户住在坊的四隅。那么在四隅的住户如果没有环墙内侧的街道或里巷，他们是如何出入的？沿坊墙内侧究竟有无循墙巷？明教坊和履道坊白居易宅第的考古发掘并无对履道坊西北隅是否有街巷以及小曲巷作出解释。因此，要回答这一问题，还需要从文献中寻找线索。
隋唐洛阳城各里坊坊墙内侧是否有循墙巷？
循墙巷是指住宅院墙与里垣之间形成的巷道，是巡检里垣、防止逾墙的通道。里内住宅均以院墙分隔 ，里垣与相邻院墙之间便自然形成通道。元代李好文编撰的《长安志图》中唐长安的《城市制度图》绘有里坊的十字街、横街和循墙巷 ；隋唐洛阳城履道坊考古发掘也证实白居易宅院墙与坊墙之间确有一条通道，宽 2.7米。
据《太平广记》卷299《韦安道》记述：韦安道“唐大足年中，于洛阳早出，至慈惠里西门，晨鼓初发，见中衢有兵仗，如 帝者之卫。……时天后在洛，安道初谓天后之游幸。时天尚未明，问同行者，皆云不见。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为静路。久之渐明，见其后骑一宫监，驰马而至。安道因留问之……宫监但指慈惠里之西门曰：'公但自此去，由里门，循墙而南，行百余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问其由，当自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官者出应门曰：'公非韦安道乎?’曰：'然。’官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人”。《唐两京城坊考》卷5“慈惠里”条亦录有《异闻录》事。
《太平广记》卷484《李娃传》亦云：某举子“以乞食为事。……时雪方甚，人家外户多不发。至安邑东门，循里垣，北转第七八，有一门独启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连声疾呼……娃自?x中闻之，……连步而出。……娃前抱其颈，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慈惠里在洛阳长夏门东第二街自北向南之第一坊，紧靠洛河北岸。从武则天大足年中韦安道在慈惠里的活动和《李娃传》所记之事，证明洛阳慈惠里和长安安邑里一样均有坊墙内侧之循墙巷。
《太平广记》卷362《李林甫》云：“平康坊南街废蛮院，即李林甫旧第也。”《长安志》卷8《平康坊》曰：“东南隅右相李林甫宅。”《唐两京城坊考》卷3注引《开天传信录》亦有相同记载。所谓东南隅即东南角，按理自然不会靠近坊内十字纵街的南段，由此可证明坊内四隅的住户应是从环坊内侧的循墙巷出入的。
洛阳里坊是否和长安一样有坊内曲、巷？
曲、巷即里坊内级别最低的东西向通道，是十字巷分割的区块内宅院大门面对的小路。“曲”字的本义是弯 ，与直相对，引申为隐蔽、偏僻的地方，用于道路时，是指几经转折、偏僻幽深的小路。贺从容先生在《中国古代城市“制里割宅”研究三笺》一文中对“曲”字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院幽深或僻静之道路称为“曲”，是经过规划修建的东西向直线通道，并非因恣意建造宅院致使小道蜿蜒曲折。
按，曲、巷是坊内仅次于街的坊内通道，居民住宅就分布在诸曲巷之内。它的出现，应是在坊内多于“四区”区划制分区的基础上形成的。因为四门之坊的十字街把坊分为四个部分，有四个十字巷，又把坊分为十六部，形成诸多的曲。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了洛阳里坊皆为四门之坊，考古发现也证明履道坊内有大小十字街。这就意味着隋唐洛阳里坊存在曲、巷。
如前图中定鼎门遗址发掘的格局图所示
另《唐会要》卷86《街巷》载：“开元十九年敕：京洛两都，是惟帝宅，街衢坊市……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 《旧唐书，哀帝纪》天祐二年敕云：“洛城坊曲内，旧有朝臣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植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 《太平广记》卷118《韦丹》记韦丹受胡芦先生之邀往访元长史事，说二人“相与策杖至通利坊，静曲幽巷，见一小门，胡芦先生即扣之。食顷，而有应门者开门延人，数十步，复人一板门，又十余步，乃见大门，制度宏丽，拟于公侯之家”。《太平广记》卷384《李及》云：“李及者……所居在京积善里。……寻途自还，久之至舍。见家人当门，不得人，因往南曲妇家将息。” 《全唐文》卷736《歌者叶记》说：“自唐贞元元年，洛阳金谷里有女子叶，学歌于柳巷之下。” 通利坊为洛阳长夏门之东第二街由北至南第二坊。积善里是洛阳定鼎门街西第一街由北至南第一坊。
从上述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隋唐洛阳里坊的街巷布局应是有东西南北大街，有环坊墙内侧的循墙巷，还应有其他一些小的曲巷。十字街，再加上小的曲、巷相隔，构成了洛阳里坊的内部结构。居民住宅就分布在诸曲、巷之内。
参考资料
《全唐文》
《旧唐书》
《唐两京城坊考》
《唐会要》
《大业杂记》
《太平御览》
《太平广记》
《元河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