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检察官：认罪认罚量刑建议精准化的理解与把握

作者：苗生明，最高检一厅厅长、全国检察业务专家。

来源：《检察日报》。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确立的一个重要诉讼制度就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在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是社会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的协商司法的重要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控辩协商是关键，其核心正是量刑。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主导责任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导作用出发，应当积极推动量刑建议的精准化。

　　首先，量刑建议的“精准”是指提出确定刑建议，也即对刑种、刑期、刑罚执行方式等提出明确、确定的建议。有观点认为，量刑建议的精准包括确定刑建议、相对确定的幅度刑建议。我们认为确定刑建议更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机理。认罪认罚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包括值班律师）与检察官开展认罪认罚协商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量刑建议是控辩合意的集中体现。

从认罪认罚协商的过程来看，确定刑建议更符合犯罪嫌疑人对“罚”的期待，更有利于其做出认罪认罚的选择，也就更有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进和稳定适用。可以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内含了确定刑建议的要求和精神。幅度刑建议本质上是控辩协商不充分、不彻底的结果，即使是相对确定的幅度刑建议，犯罪嫌疑人对可能受到的处罚的预期仍不确定，不一定能够促使其决定认罪认罚，即使决定认罪认罚，其心理预期也往往是量刑建议的下限，一旦判决无法满足心理预期就可能提出上诉，认罪认罚制度的价值就无法体现。

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开展较好的地方，基本实现了以确定刑建议为主，如重庆市检察机关确定刑建议占全部量刑建议的62.05%，四川省成都市检察机关100%的认罪认罚案件提出确定刑建议，辖区内大邑区等四个基层检察院确定刑建议的采纳率达到了100%。提出确定刑建议的案件上诉率更低。（以上三段内容的分段为法官隔壁公众号所分，原文中是一段内容。——法官隔壁注）

　　其次，提出确定刑建议，应当坚持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准确把握认罪认罚案件的“从宽”标准，提升量刑建议的精准度和认可度。

　　一是要将认罪认罚作为单独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有观点认为，认罪认罚是具有刑事政策性的综合情节，与坦白、自首等从宽情节存在交叉，将其与坦白、自首等认罪从宽情节笼统加以评价即可。我们认为，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出发，应当单独评价认罪认罚。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初衷是化解矛盾、促进和谐，只有对认罪认罚单独评价，给予一定幅度的从宽量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更有获得感，才能鼓励其认罪认罚，进而化解矛盾、推动制度适用，方能突显制度功能和价值；另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价值还体现在诉讼分流、节约司法资源，认罪认罚既包括坦白、自首等认罪情节和赔偿损失、刑事和解等认罚情节，也包括对量刑建议的认可和对快速审理程序的选择，具有现有法律规定无法涵盖的单独评价的价值。因此，对认罪认罚单独予以评价并给予一定幅度的量刑优惠，既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制度初衷，也有利于制度的广泛应用，实现制度价值。在提出量刑建议时，注意给予认罪认罚情节额外的减让幅度，才能使建议更精准。

　　二是要根据认罪认罚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量刑优惠。犯罪嫌疑人越早认罪认罚，越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有利于修复社会关系。为了激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早认罪认罚，量刑建议时要根据其认罪认罚的不同阶段，侦查、起诉、审判阶段依次减少从宽幅度，给予差别对待，以鼓励其尽早认罪，推动量刑的实质公平。

　　三是要明确减免刑应当以法定的减免情节为前提。认罪认罚虽然作为独立的量刑情节予以评价，但具体从宽的幅度仍需以刑法规定为基础。在没有刑法规定的减轻情节情况下，提出的量刑建议不能跨档减轻处罚。刑法是确定刑事责任的总纲，如果具有自首、坦白等法定减免情节的，可以综合法定和酌定从宽情节提出减免处罚建议，如果不具有法定减免情节，则不能直接依据刑诉法第15条提出减免处罚建议。

　　四是要设定从宽幅度的一般上限标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期间，不少试点地区未设从宽幅度的上限，而是直接根据案件所具有的量刑情节进行同向相加、逆向相减得出量刑建议。我们认为，从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出发，推动量刑建议的精准化，应当对从宽幅度设定上限，以避免减让幅度过大导致量刑失衡，罪责刑出现严重偏离，甚至出现刑罚减让负数的情况。要充分考虑社会民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结合量刑指导意见中从宽幅度一般不超过50%的规定，我们认为60%是可以探索的一般上限标准。

　　五是要准确把握社会调查评估的定位和价值。刑法规定适用缓刑的条件包括“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实践中往往委托司法行政部门开展社会调查评估。一方面，重视社会调查评估作为提出缓刑建议的参考价值，可以探索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社会中介组织开展社会调查评估，增强缓刑建议的释法说理；另一方面，不能机械地将社会调查评估结论作为缓刑建议的必要条件和唯一依据。目前，社会调查评估机制尚不完善，只能作为缓刑建议的重要参考，是否能够提出缓刑建议，还要发挥检察官的主观能动判断，运用好检察裁量权。否则对可能原本可以提出缓刑建议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囿于缺少调查评估无法实现从宽。

　　六是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提升量刑建议精准度。智慧司法是司法工作对大数据时代的迎接和适应，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在智能抓取相关量刑情节基础上，对刑期进行数据归纳、分析和智能输出。运用好大数据将会极大地辅助量刑精准化。不少地方都正在探索量刑建议智能辅助系统，可以预见，未来量刑活动离不开大数据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的支撑。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强化了检察官在诉讼中的主导责任，对检察官来说，要积极适应诉讼制度改革，转变司法理念，摒弃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克服畏难情绪，全面强化规范量刑意识。下一步，最高检将加快建设大数据智能辅助办案量刑系统，推动相关平台建设，辅助检察官精准量刑。（此段内容略有删减。——法官隔壁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