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如何理解乡贤在乡村振兴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导读

“乡村振兴不能像城市化一样以经济建设为引擎带动社会建设，而是以社会建设为引擎带动经济建设，而乡贤制度恰好就是这项事关全局的社会建设。”

上期，友善社会实验室对古村之友创始人、理事长汤敏先生进行了关于文化遗迹抢救方面工作的访谈。本期，我们将从汤敏先生的视角了解乡贤工作在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作用，希望对各地政府开展乡村振兴工作或对相关领域社会创新组织有所启发和借鉴。

访谈内容：

第二期：如何理解乡贤在乡村振兴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期预告：应对信仰缺失症与构建国家信仰安全的命脉在乡村

Q&A

访谈内容

问题一：古村之友从2016年开始研究乡贤群体，并建立新乡贤工程开展系统性孵化，是什么契机让你们走出这一步的？

大家从古村之友的名字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以关心保护古村为方向的志愿者组织，一开始和乡贤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后来随着我们从呼吁维权到公益诉讼到会议联盟再到濒危抢救，逐渐深入的过程中，尤其到了古建保护、濒危文物抢救案例时，发现了有这么一批人愿意为家乡的古建抢救义务牵头。

要知道在当下这个人人生活压力大、名利追求无止境的时代，主动站出来牵头搞古建、文物抢救，基本上凤毛麟角的，大家都知道抢救濒危古建、文物是好事，但99%的人都不愿意揽事，都等着别人牵头，自己躲在后面，顶多也就加油鼓劲，出点钱出点力罢了，这些增加公共利益的，而自身没有实质收益的社会事务，最难的就是牵头的人。

除了社会集体的观望态度，这些牵头人的家人关系也是巨大阻力，基本99%的牵头人家里是不支持的，放着家里的顶梁柱不干，不去给家里挣钱、谋仕途，非得费力不讨好去关心这些公共利益。

放谁家老婆有这个大格局都不容易，都指望这样的好事由别家老公做，我家老公只能为自个家挣钱，所以很多搞这些公共利益的牵头人家庭都是很多矛盾的，也有不少搞得分崩离析的。

因为的濒危文物的抢救，我和这样的牵头人交往越来越密切，被他们毫不为己、专门利人的人格光辉所感动，义利并重、以义为先，这样的品格是可以与历史人物呼应的，他们身上有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怀，有着家国担当的士大夫精神，有着悲天悯人的宗教关怀。

这样的人格与当下主流的精致利己的城市精神相比，显得太高贵了，也太为未来所需要了，尽管还是在乡野里的点点火苗，我想他们势必也理应燎原，以农村的文明高地来牵引城市这块洼地，文明的复兴仍旧是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我也一直在为这些牵头人找到一个富有传统底蕴，又极具荣誉感召的词汇来作为他们人格的代名词，今古共鸣就在某一个节点奇妙地巧合了，乡贤这个词就像一直躺在字典里一样，等待有心人去翻开他的那一天。

这种共鸣是超越理性判断的，因为排除法几乎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他就是唯一正解，没有犹豫，我们率先发起了新乡贤工程，系统地搭建起了培育新乡贤的场景。由于之前大量来自基层的实践，这套机制极富自下而上的生命力，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而不是人为拔苗助长的理论假象，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问题二：古村之友提的新乡贤和传统意义上的乡贤有什么差别？

乡贤这个词的确极富儒家传统底蕴，这是他还能在这个时代再显生命力的根本原因，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词都有认知荣誉感，是一个非常难得具有巨大理论共识和文化自豪的词汇，几乎也没有人会反感自己通过努力成为乡贤。

但是在传统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乡贤乃至儒家都滋长出了不少毛病，最典型的就是基层社会里的法制路径丧失，以情代法、以权代法、以势代法，乡贤大家长们为了家丑不外扬的和谐，牺牲点个体的合法权益甚至生命。

乡贤制度里的遴选和话语权设计越来越亲权贵、远公众，违背了乡贤的根本价值，官员的亲属、利益相关方被优先列为乡贤，以攀富为代表地选取一批为富不仁的劣绅作为乡贤代表，更加名正言顺地盘剥民众，摧毁公平正义，这些故事离我们的记忆都不远，并且现在很多地区的乡贤工作因找不到新的道路，出现些回到老路的迹象。

如何在新时期新时代用好乡贤这个老瓶装好时代的新酒，显得特别关键，老瓶有老瓶广泛知名度的优势，新酒又必须得符合时代的口味与需求，继承精髓、扬弃糟粕，核心是引入新鲜血液和新机制。

对与新乡贤模式中，最重要的两个创新：一个是法制，一个是科技。具体点讲，我们既要用好乡贤精神的强大荣誉和乡情感召力，释放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使命感和责任感，但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制精神防止乡贤以功自居，藐视法律，在乡村社会中制造特权，甚至纵容子嗣作威作福，为祸乡里。从当前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依法治国，乡贤制度的法制护身符基本打造好了，这是从根本上有别于传统中国的乡贤制度。

第二个是乡贤制度与科技的融合，传统乡贤制度还有个死穴就是逐渐走进暗箱操作，违背正义任人唯亲形成利益集团。而这个弊病恰好是互联网公开特性所能克服的，互联网上信息公开、流程公开、数据公开、结果公开，使得乡贤制度摆脱了暗箱操作的死穴，近几年古村之友和杭州余杭区相关统战部门潜心研发了云乡贤平台，通过互联网来公开透明地记录乡贤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增强了乡贤们对这套制度的信任，无后顾之忧地放开膀子为家乡振兴做贡献。

问题三：乡贤制度和乡贤人群的快速发展，会不会对党的基层治理和绝对领导造成风险，成为新的社会风险？

这个问题是对我党基层制度有点基础的朋友，特别容易关心的一个问题，从数量来看，我国的涉农人口超过10亿，包括大量进了城的农村籍乡亲，虽然他们户口不在农村，但他们的乡贤情结和乡贤实力是最有条件的，如果这10亿人口中，有10%成长为各种级别的乡贤，是可以有亿级当量的，比如有省级乡贤、市级乡贤、县级依次下推。从正面看，他们是乡村振兴事业甚至中华文明复兴事业中，非常巨大的一股正能量，从风险来看，这么大的一股能量，如果制度不能满足他们的发展阶段，也会产生无法估计的冲突。

但总体上来讲，乡贤制度绝对是利大于弊的。首先我们党的坚强领导，党的权威性和先进性是经过无数实践检验后的真理，也是全体中国人的共识，不存在对坚持党的领导造成系统性风险。

但不排除局部地区乡贤群体和基层治理干部之间的良性摩擦，比如乡贤群体对基层干部的监督，造成基层干部情感上或仕途上的不顺；或者乡贤群体中成长起竞选基层干部的候选人，与现有行政班底形成竞争关系等等。

首先良性的监督和竞争是中国特色基层民主的根本要义和精华所在，正是这种协商民主的存在，才更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其次，即便局部地区出现恶性冲突事件，不影响整个乡贤制度在全国层面的价值，广大的农村乡贤就像一个一个相对独立的细胞，如果其中一个细胞出现病变，快速治疗甚至摘除，不至于影响到全身的病变。

近几年，古村之友也在一些地区比如广东梅州的留隍镇开展了全镇的乡贤工作，实践也证明，乡贤精神的底色是爱国爱家，这和党的大政方针是高度统一的。迄今为止，古村之友至少为基层干部或农村经济组织孵化了500名以上的进步力量，他们先是一片公心开展乡贤工作，逐渐成长出了社会影响和能力，责任也就越来越大，政府就积极地邀请他们担任当地的基层干部和致富带头人，更加深度地带领乡村振兴。尽管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大大小小的摩擦甚至分歧，大家本着爱国爱家的基本宗旨，都能找到化解矛盾携手向前的办法。实践告诉我们，风险都可以在发展中被化解，甚至变成动力和转机。

问题四：古村之友开展了这么多成功的乡贤实践，下一步全国的乡贤工作还需要创造怎样的宏观环境？

我觉得谈成功还完全受之不起，我前面说到，我国可以成长起的乡贤可以数以亿计，而我们现在也就才孵化了上千个，从数量上看，几乎忽略不计，但从模式探索的成功经验来看，那还是值得欣慰和令人鼓舞的。

古村之友是从2016年开始着手新乡贤工程，为什么叫工程，我觉得他的意义应该比肩希望工程甚至超越希望工程对我国现代化的意义，期间我们做过新乡贤大会、新乡贤大赛、新乡贤孵化指南、云乡贤平台等一系列线上线下的生态化构建。客观地说，经过五年的探索，这条路是被我们趟通了。

尤其很多地方政府政府，比如杭州余杭、萧山、梅州留隍这些地区，领导们给了我们充分的探索支持，尤其来自统战部门工作的支持，将乡贤工作上升到新时期统战工作的创新实践，要知道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首，用统战的高度来创新乡贤工作，再次说明我们党的先进性和前瞻性。

至于说要打开哪些宏观环境？我想首先还是要观念的转变，向这些积极开展乡贤工作的地方政府学习，乡贤工作既是社会事业，更是政府事业、党的事业，把乡贤理解自己人，给予充分信任和耐心。很多乡贤有热心有干劲，但是不熟悉体制内工作的程序和规则，需要地方领导们更多耐心去引导、培训他们，求同存异，呵护乡贤们爱国爱家的宝贵情怀，逐渐形成合力，创造空间让他们担当更大的责任。

我总是愿意用城市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角色升级，来对标乡村振兴进程中乡贤制度的角色升级。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市化成就应该说是我们搞市场经济的成功，从一开初搞企业涉嫌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到全面鼓励创新创业、各地拉开招商大战，再到前所未有地将市场经济上升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高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个创新事物成长到繁荣的艰辛轨迹。

同样乡村振兴一样如此，也会经历一个艰辛的观念转变、制度转变过程，乡村振兴和城市化截然不同的地方就是，乡村振兴不能像城市化一样以经济建设为引擎带动社会建设，而是以社会建设为引擎带动经济建设。乡村之于城市的比较优势不是经济建设而是社会建设，绝大多数乡村受自然条件和区位条件，强行融入规模化的市场经济，是不理性不可持续的，而是需要用社会建设来为经济建设创造条件，减少市场进入门槛，而乡贤制度恰好就是这项事关全局的社会建设。

我想如果有一天，像当前确立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样，确立乡贤制度在乡村振兴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我们国家的乡村振兴事业就走在了康庄大道上了。

问题五：作为古村之友的创始人，新乡贤工程的创始人，这些年一直走在了文化遗产保护、乡村振兴的理论实践前沿，你们又将在哪些未来议题上开展行动呢？

感谢您的溢美之词，由于我们组织公益背景的特性，相对会超脱出现实利益，回应一些具有长期价值的问题。客观地说，无论是形成全国濒危文化遗产抢救的模式和道路，还是形成乡贤系统深度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都是超过了5年以上的试验期，应该说现在已经完成了研发工作，可以进入到全面推广阶段。

作为一家以研发驱动的社会公益机构，的确当一项事业经过我们的研发实践到了模式成熟，我们必须奔赴新的战场。我总是比喻我们的工作是油田的探测员，找到了油田位置，做好标记，告诉后方的大部队，他们来持续采油，我们又奔赴下一处去探测新的油田。

对于接下来的工作，一方面我们继续推广给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已经成熟的濒危文化遗产的全面抢救方案，已经成熟的线上线下乡贤系统建设。当然更重要的精力会在新的问题的探索上，就目前看来，我们比较关心中国式信仰自信和信仰复兴的实践探索上，这些年我们相对形成了一些实践端的经验和自信，加上国内外这些领域专家的指导，我想我们应该能再次趟出这条路来，由于还未形成成熟模式，不便过多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