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一九四二》与《霸王别姬》
一九九三年，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在戛纳斩获金棕榈奖，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一时间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但是经过时间熏陶，坚冰融化，不疯魔不成活的程蝶衣被观众们所熟知，而《霸王别姬》也被人们奉为经典，怜人爱戏的戏霸袁四爷最终被枪毙的命运让人唏嘘、一心期望过世俗生活的假霸王段小楼让人摇头、机敏聪慧而一心袒护段小楼的妓女菊仙最终上吊自尽更是让人哀叹，这一出戏，唱到台上台下，唱过了三个时代，最终在一片冷清剑光中落幕，想来悲壮不少，唏嘘亦多。
然而在当代亦除了李碧华与陈凯歌，亦有一个作家和导演挑动了国人的心弦，那就是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与冯小刚的《一九四二》，倒不是说《温故一九四二》与《霸王别姬》在艺术上可以对比着有个高低，后者自然是经典之作，不可相比，然而单单从两部作品来看，各自的立意倒是发人深省。
记得程蝶衣在烧戏服的时候，神色哀婉，口中念着：“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连着师傅死去，戏班子倒了，最后连看戏的都成了一群连戏曲唱了破音都不懂的军人，纵使纪律再严明，却只会大呼空洞的口号，俨然成了一场荒唐的闹剧，直至后来动乱又起，曾被程蝶衣救下收养的小四为了成角不惜忘恩负义用尽手段，最终将戏班子闹得天翻地覆，《霸王别姬》也被弄得面目全非。
从小时候一群细瘦挨打的小孩开始，磨练了多少年，吃了多少苦，小石头和小豆子终于成了名角——段小楼和程蝶衣，说到底，一位霸王和一位虞姬，又岂不是戏园子里的帝王将相，一个步子弄错就可能毁掉一场戏，艺术至高之境，也不过是人戏部分。不仅仅是因为从小的情谊，更是因为一出《霸王别姬》。程蝶衣一直提醒着段小楼，师父说过什么，说要从一而终，或许很多人都从一个世俗的恋爱角度去理解这个观点了，说是程蝶衣因为性别不分而且在小时候被象征性地去势最终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女娇娥，而恋上了自己的师兄段小楼，由此对菊仙恨之入骨，由此埋怨皆是这个女人毁了戏。然而从戏中的角度去讲，一个是虞姬，一个是楚霸王，怎么不应当从一而终呢？陈蝶衣其实已然不是陈蝶衣，因为台上台下已然不再有了分别。只可惜段小楼依旧是个戏子，台上楚霸王，台下段小楼。这倒不是说他不知道从一而终，只不过他想过世俗的日子。
为了使得楚霸王醒过来，陈蝶衣费尽心血，本以为那柄曾经让段小楼夸下海口的宝剑能够让段小楼幡然醒悟，只可惜对方已经忘了前言。一个佳人对戏子，一人戏内，一人戏外，又怎能胜出共鸣来。戏外是段小楼怜悯陈蝶衣，说他不疯魔不成活，最终人戏不分，然而戏里则是程蝶衣哀叹段小楼，一代霸王如今也成了假霸王。由此牵扯出了一句台词：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
戏子最终入了魔境，最终惊艳了世人。这种痛苦伴随着的是人格的混乱和扭曲，一个戏子只有在台上才能成为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只有在艺术的国度才能受得起顶礼膜拜。或许真的只有那梨园戏霸袁四爷才真正了解程蝶衣，戏子入了化境，算得百年一遇。于是第一次听戏就送下老佛爷都没送出手过的行头，也正如袁四爷所说，希望程蝶衣做他的红尘知己，大抵只有爱戏之人才会对一个戏子如此看中，俗世众人看的不过是台上的帝王将相，而戏痴则看到的是台下的帝王将相。而如程蝶衣一般的这样台下的帝王将相，恐怕真算得上是百年一遇了，记得袁四爷这么和程蝶衣说，您可真算得上是虞姬在世。可见对步伐唱腔都了如指掌的戏痴戏霸袁四爷也着实是个难得的知音，只可惜最后却被安上了鱼肉百姓的名头，拉出去枪决了，大概这也是一场现代变更下的艺术消亡史吧，再反观《温故一九四二》。
刘震云写《温故一九四二》也是受友人所托，然而真正做出了一番报告之后，更是在冯小刚的鼓励下最终拿出了剧本，由此有了冯小刚的《一九四二》，纵使又再多的商业因素和艺术上的因素，但是单单从立意上，也不由地引发了笔者的一些思考。刘震云这位作家一向是从百姓民生的角度上立意的，从一开始的《一地鸡毛》到后来的《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等，无不是从普通小民的立场上写的，由此他的写作也被称为是新写实主义。在《温故一九四二》中，虽然他主要是做了采访和记录，但是却依旧可以看出其立场。
一面是三千万河南灾民，而一面是内忧外患的国内外战乱，作为当时的领袖委员长不得不被困在所谓的大局之中，日后政府的格局以及世界的地位，或许在世界大局面前，这三千万的灾民就俨然成了微不足道的群体。眼看着树皮和草被吃光，人们能以柴火为食已然算是欣慰，最为悲哀的是人人易子、易妻而食，为了能拿上一口吃的，人必须付出一切，肉体，尊严甚至自己的幸福和生命。这不计其数的生灵是何等渺小，一点粮食似乎就能活口，而多少人为了一点粮食，失却家乡，妻离子散，最终暴尸荒野，被野狗当成了盘中餐。最终委员长的粉饰太平和大局观被西方记者所打破。一系列救灾行动不得不实施，然而却成了官僚们一层层剥削和盈利的机遇。最终荒唐的事情终于发生，四十万中国国军被不到十万的日本人打败，而国军正是被这些灾民们缴了械，可是这也算是为了粮食当了汉奸？历史的帽子被抛来抛去，却扣不下来。领袖们锦衣玉食而观望着大局，而这些沦为群体的百姓们则深陷在求生和基本的欲念之间，一个高高在上贵不可言，一个却匍匐着快贴到大地，或许这是一群已然只存在着基本生存欲的人民了，就算他们吃了日本人的粮，可我们怎么忍心去责怪他们。
其实程蝶衣也因为曾去给日本侵略者唱堂会，他唱完一曲《牡丹亭》，日本军官皆拍手鼓掌，妇女也都叩头致意。最后因为给日本人唱过戏，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民国法庭上，程蝶衣就被以叛国罪名义起诉并抓了起来，多方人包括袁四爷都出手解救，然而程蝶衣却说，我恨日本人，但是青木（当时成立的日本指挥官）他懂戏，要是他还在的话，京剧早就传到日本国去了。此言一出众人哗然，若不是当时有上级指令，恐怕程蝶衣免不了一死。
一个为艺术，一个为生存。其实汉奸这顶帽子太重，实在不好乱戴。程蝶衣说他也恨日本人，他站在城墙的楼梯上的时候就看到墙对着日本扫射。而《温故一九四二》的人虽然也面对着被日本人用沾了马尿的包子羞辱，一把年纪的老东家更是被迫接受胯下之辱，可是走投无路，却只有日本人真正派下粮来。委员长站在大局观上说了一句话，他最羡慕两个人，其中之一是甘地，没有负担，可以与民为伍。其实说到底，委员长不就是那真正的帝王将相，而这两部又何尝不是出自不同立场却描写同时历史的真实作品。
面对着文学和艺术，在现代就早就被许多派别的人物争论来争论去，为艺术而艺术，为生活而艺术。诚然一派为苍生而一派为艺术，可两者同样不好对立着看，两者显然是密不可分的。可是在程蝶衣眼中，那些暴乱的被欲望和思想所蛊惑的民众和那些在苦难中挣扎最终人性丧失而备受利用和蛊惑的灾民又有什么分别。而反观那些灾民眼中高高在上，用着自己的大局观和抱负的领袖与那个只知道沉迷于戏曲之中的戏霸袁四爷又有什么分别。
一个立场一种眼光，只不过我们都是局中人，文学的力量自始至终都是强大的，我们可以对《霸王别姬》的那些暴民们恨之入骨，对不疯魔不成活的程蝶衣以及爱戏如命的袁四爷心生敬意，我们同样可以对《温故一九四二》的那些（除去贪官污吏）努力站着大的格局和眼光怀抱着政治报复的领袖和领导们憎恨不已，对那些在苦难中缴了自己军队的枪械，帮了日本人的民众人怀有一份深深的怜悯。但是当两部作品对比着看，或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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