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朱一旦和他三线小城的员工们​

来自佳木斯的快递员老四,凭借生活赋予的洞察力被称作“东北观察家”;驻守淄博的创业者朱亘,演活了“枯燥总裁朱一旦”;“普通女孩”李雪琴,凭自己的喜剧天赋杀入脱口秀大会决赛;一口贵州方言的毛毛姐,用略带癫狂的表演为数千万粉丝带来“分裂式”的快乐;日复一日劳作的农民王业坤,突发奇想将物件一个个垒起来,展示出寓言般的、“无聊的”平衡术,被誉为“行为艺术家” ……

短视频平台的兴起,让千千万万普通人生活中的闪光时刻,同样可以被看见,他们的创作与坚持,引发了小小屏幕另一端无数感动与共鸣。

这个九月,《时尚先生Esquire》联合抖音用10位“素人”重新定义了封面:在平凡生活中创造超越性价值的普通人,同样值得被这个时代记录。他们是真正的“生活英雄”。

他们没有害怕过重新开始,也有为生活去奔波的勇气,这位老板朱亘,还有他三线小城的员工们,心里一直有种东西从未熄灭过。
 
以下视频来源于
时尚先生

 “为了不做朱一旦,我一直竭尽全力” 

夜里9点,山东淄博的烧烤摊生意正盛,朱亘坐在拼凑起来的长条桌中间谈笑风生,身边围绕着一群略显拘谨的员工。与那个精准控制嘴角弧度、似笑非笑的网红朱一旦不一样,朱亘是活跃而有亲和力的,他照顾着席间每个人,记得每个员工的名字,酒量,婚恋状态,癖好八卦.......在生活里,他从没开除过十佳员工、当着销售冠军的面奖励销售亚军,更不可能随意操纵别人的命运。

他不断强调,成为朱一旦确实是自己人生里的旁逸斜出,“是天时地利人和”。在那之前,朱亘甚至很少看短视频,他更习惯看美剧和英剧,《实习医生格蕾》追到了最新一季。网红在他印象里总归是“偏负面”的词汇,他时常挂在嘴边的是贸易、材料、矿石。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王星越是朱亘多年的同学,据他说, “当时就当成副业,投上点钱,找上一帮青年人干干,行就行,不行就算了。”他们找来的第一个员工是玲姐(后来在视频里扮演马小玲),负责唯一的业务:招聘。但招来的年轻人和他们想象中相距甚远,“能力不行,上进心不足,学习能力不够”——没有人懂自媒体到底要怎么干。

两位合伙人只好托朋友的关系,坐动车到济宁、烟台,再飞到杭州去,学习人家的经验。玲姐说,最开始公司的业务主要在自媒体里发文章,赚取稿费,拍摄短剧《C座802》已经是2018年底的事情了,放在西瓜视频上,几百万播放量能拿2万的流量分成。盈利远不及整体投入成本。

和很多摸着石头过河的创业公司一样,朱亘的公司开始了花样翻新的各种亏损,但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在弹尽粮绝之前,他们的一款短视频——《朱一旦的枯燥生活》火了。

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记得这一天,2019年6月11日。他们在抖音上传了《朱一旦》系列的第一条短视频,没人知道命运的拐点始于这一刻,同事们甚至第二天上班才想起来关心一下这条短视频的数据,结果打开抖音一看,点赞量已经破了20万。抖音粉丝量在迅速攀升,“一直涨,一直涨,几条发出去有5、60万(粉丝),再之后有破百万的趋势。”大家开始在办公室尖叫,“这个火了,这个火了!”

短短几个月之间,穿着POLO衫,戴着劳力士的富豪朱一旦迅速成为互联网上的一个流行符号,连朱亘在新西兰留学时的大学同学都发微信给他:我靠,老朱,是你吗?

烧烤架下,炭火渐渐衰弱,酒足饭饱的员工们默默刷起手机,只有朱亘断断续续地招呼着大家维持着桌面上的热度。经常有邻桌的客人认出他,跑过来要求合影,他都很配合,一遍遍对着镜头露出手腕上的劳力士,但脸上的“似笑非笑”却越来越显得疲惫。

出名之后,他承担了更多的应酬,还经常需要自己出去谈业务,每个人都要求他亮出劳力士、似笑非笑,久而久之,他已经忘了痛快淋漓的大笑是什么滋味。

导演张策缺席了晚上的这场聚餐。他是朱一旦账号的编导、配音,朱亘口中的“天才”和“灵魂”。几天前,他向朱亘提出休假,带着妻儿去了内蒙古,因为连续的创作让他处于脑力枯竭的临界点。“现在是完全没有状态,就像篮球运动员没有手感一样,怎么投都投不中”,第二天,我在公司见到了旅行回来的张策,他却没有时间多说,因为他要赶稿一个商单,隔天交给甲方,而电脑文档上仍然是一片空白。

张策说,休假的这几天,他非常努力地想要忘记写剧本这件事,但它仍然出现在每个空隙。有人劝他,差不多就行了,没必要把每个作品都做好。张策不同意,也不允许自己趋于平庸。如果按照百分制,他要把剧本做到70分以上才能过自己这关。

前几天,新媒体运营萍萍在公司的员工群里发了一份文档,她对各个账号做了评估,梳理最近的粉丝数据,发现有下滑的情况。看到文件时,朱亘正坐在北京摄影棚的化妆镜前,他赶紧叫助理海藻把群解散,不让更多的人看到文件。

朱亘后来这样解释,“数据波动很正常,没必要放大数据的影响,会给大家带来很大压力。”

提升的急迫性与消失的创作欲

《朱一旦的枯燥生活》更新到三四十集时,新的“原创梗”开始折磨张策,他讨厌不停地把小人物“送去非洲”、重复开除“十佳员工”。所以只能在形式和剧情方面找突破,紧跟热点事件。视频百期之后,张策开始乏力,“最初的强设定会反噬你,慢慢就把自己搞得心烦意乱。”

视频爆红之后,商单很快找过来。抖音粉丝量100万时,他们的要价是一条10万,而在当时,很多几百万粉丝的大号要价还不到一半。如今这个价格已经翻了好几倍,接商单成为公司最主要的盈利方式,张策必须不断输出内容,朱亘必须继续扮演朱一旦,因为他们无法停下来。

《朱一旦》刚火起来的时候,张策的孩子刚刚出生,媳妇张策妻子干脆辞职,成为全职主妇。张策把老家聊城的房子卖掉,对妻子立下豪言壮语,“你给我三个月时间,干不成,我该干啥干啥去。但这三个月你别打扰我,我12点回来,你别抱怨我,我是在干一个大事。”当时,张策决心把朱一旦做成全网头部账号,所有人都充满斗志。

一年过去,他们更新了300多部短片。这什么概念呢?平均一天半就得拍一个片子出来,从编剧到导演到配音,再看评论,接受赞扬与批评,接受点赞数、播放量的折磨。张策是团队里压力最大的人,因为观众的赞赏慢慢无法抵消批评带来的痛苦,当好片子拉高观众的期待值,创作水平的回落显得不可忍受——评论里,“水平下降”的留言越来越多,他觉得很受伤害。朱一旦却保持着一如既往的乐观态度。

商单的确让张策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阶层跃升:他换了奔驰车,在淄博买了套更大、更高档的房子,每个月的车贷、房贷、保姆费加起来有3万。蹭蹭上涨的账单让他心慌,“我不是大大咧咧、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我会考虑以后挣不了那么多钱了,要怎么办呢?”

他向妻子表达过这种焦虑,但张策妻子总会劝他,不要担心,实在没钱了可以把房子卖掉。张策承认,在富裕家庭长大的妻子非常有投资意识,“花的钱没有白花的”,而他总习惯把钱存起来,那样才有安全感。

张策在《朱一旦》的剧本中,表达过这种安全感的缺失、以及底层小人物心酸的快乐。“很多时候,我都是在讽刺我自己,真正打动观众的片子,大部分都是在讽刺我自己。”

境遇的变化让团队接触到了真正的富人圈。在杭州,大家认识了一个富二代,“一个园区都是他家的”,这位马总拥有真正的汗血宝马和直升机,二十多岁时就周游世界,但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到头了,根本没有波澜。富二代特别想体会一下人情冷暖。

于是张策写了一个剧本,让马总扮演一个在自己开发的小区被人骂的保安,戴着劳力士吃外卖,“体验一些他生活中没体验过的痛苦。”

越来越多的更新压力,让团队的生活越来越枯燥,朱亘也越来越忙。

“我不怕忙,我只是害怕用事务性的勤快掩饰战略上的懒惰”,朱亘笑着说出了不知哪本书里看来的词。朱亘经常在谈业务的时候遇到自己的粉丝,有了名气之后,谈合作自然比以前更容易,“他对你的情感不一样,他了解你的内容,而且天天看。”

对朱亘来说,短视频从来不是变现的工具——就算是一年赚一个亿也是有天花板的——他更愿意将它视作一个窗口,名气意味着更多东西:“就像大家攒了个饭店,赚钱是可能的,但饭店是干嘛的?它提供了一个创造资源的场所,你能和合伙人做出更大的事情,这是你追求的目的。”朱亘说,短视频就像是个人标签的放大器。

朱亘一点都不担心流量的衰落,不担心《朱一旦》会失去他的粉丝,因为一切短视频账号都会被快速更迭的市场淘汰,重要的是,风口来时,要知道风从哪里来的,风口过去时,要知道自己该站在哪里。

去年6月账号爆火,8月,王星越把朱亘拉到办公室,商量流量退去之后该怎么办。前两个月,他们新注册了“光曜传媒公司“,将作为新的母公司,承接其他的内容合作。比如和顶级视频公司合作“朱一旦”的动漫IP开发,和大平台一起制作网剧,和职业学院合作,建设直播培训基地。

“光曜传媒未来的名字肯定叫光曜控股集团”,王星越说,他和朱亘第三步的计划是走到投资人的角色上,控股一些内容公司。“我们是企业家,就算公司最后不行了,不做了,我和老朱还可以去做我们的实业。”

事实上,朱亘与朱一旦的形象早已浑然难分。劳力士换了新款却始终没有摘下,出门在外不能随意戴其他牌子的手表了,那已经成为“朱一旦”的象征之一。8月4日,在北京拍摄时尚先生封面时,朱亘按照要求拍摄一镜到底的短视频:前半段表现朱一旦的神情和动作,T台走到一半时,需要转换成现实里的本真形象。

导演给他讲戏:“找到成功、帅气、多金的中年男企业家,找到你自己”,朱亘点点头,一遍遍上台,聚光灯打在他身上,又移开,朱亘有些迷惑地犹豫着,他艰难地呈现着导演要求的转变,拍了一个多小时才勉强过关。

我感受得到那种迫切

一定程度上,短视频领域竞争的残酷性在朱一旦这里是失效的。和其他MCN公司的账号不一样,这次被推到台前的并非庞大机器上的“螺丝“,而是老板,是批量制造机器的推手。这款机器卖不动了,还可以有别的。

2019年8月,朱一旦受邀参加某平台的“红人节”,他和张策一起赶到了成都。结果到了现场,张策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场馆里只有朱一旦的座位,他需要和观众一起排队入场。到了内场,又有明确的界限将两人区隔开。一排排红人座位后设置了白色的围栏,未受邀者张策只能站在后面。有网络大V认出了张策,来加他微信,并说“佩服你的创作。”

张策直到今天仍然记得当时的感受,“这个世界喜欢皮囊,不喜欢灵魂。”自那之后,他决定“建立自己的知名度“。

他在几个平台上建立了“导演张小策”的账号,涨了100多万粉丝。“如果你不去经营自己的话,就会非常被动。”

张策曾想象自己的境遇与东汉的许攸类似,事成后会被毫无犹疑地放弃。“那个哥们也很狂,喊曹操曹阿瞒,相当于喊朱一旦狗剩一样”,但他没想到的是,还没等到这一天的到来,创作上的疲惫就让他总是想自我放弃。张策想要走的更远,突破目前的瓶颈,这个想法越来越迫切。

后来,张策在抖音上看到网红“街溜子”的视频,发现有一个人在账号大火后开始频繁出镜,虽然没有和对方打过交道,但他猜测那一定是账号背后的创作者。“我能感觉到那个人的那种迫切”。

朱亘也在不断寻找好的内容创作者,希望可以提高整个团队的内容创造力,他的要求很高,“要符合账号的基本调性,又做出好的内容才行。策一个人压力太大了。”

事实上,这一年来,张策面临很多选择:一个大老板直接把18万打到他的卡里,只要求张策给自己做号;有人给他年薪200万,想拉他一起成立MCN公司。

但张策都拒绝了。“因为我对《朱一旦》有感情啊”。

命运的交汇

张策在聊城的农村长大,十岁开始,他就帮着父母干活,装货、卸货、算账。在那里,他见惯了市井小聪明,开始有了审视他人的习惯。遇到难缠的顾客,他只能忍着,比如为了买3个雪糕打开冰柜挑选15分钟的大哥,“电钱都挣不回来。”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才知道上学的目标是为了考大学。在他所有的小学同学里,他是唯一一个上大学的,其他人初中没读完就出去打工了。

张策说,比起利,他对名更有欲望。拥有好的名声在他看来意味着受到尊重。

王星越的人生经历和张策有相似之处:小学五年级前他在桓台县乡下念书,父母都是农民,初中才搬到县城来,交了3600块借读费才和朱亘在一个中学成为同班同学。

当时,那所学校的学生家长大多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城镇职工,王星越说,“我从小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各个层面上比同龄人要强得多。到了初中,我一看城里人,家家有电话,我们家连电话都没有。”

和从小家境优渥的朱亘不同,王星越见证了父亲改变家庭命运的过程:父亲一开始在村里砖厂负责销砖,靠着人品和智慧,一年年升一点职位,直到王星越出国读研之前,父亲才成立自己的建筑公司。

朱亘出国留学那年,王星越高考落榜了。第二年调剂到省内一个二本学校。他说自己和朱亘不一样,没有太享受过物质的乐趣,所以需求很低,但精神上需求很高。他不喜欢劳力士,觉得那没有意义,“我追求的是看看我人生到底能到一个什么份上,我能摸多么高。”

王星越有时会羡慕朱亘对待财富的坦然。成为朱一旦之前,朱亘经常去旅游,还要过周末,有回王星越有事找朱亘,电话问他在不在办公室,朱亘很奇怪地问他,今天不是周末吗?“我说你一个私营企业,你还过周末,你这不是闹吗?”王星越最畏惧休息,最爱全年无休,他信奉的逻辑是“享受当下等于没有未来”。

创业积累的财富被他置换成房产、股票、期货,永远要预留一部分资金抵抗风险。“我没有钱的时候,我会慌,他不会,因为他小时候就没有因为这种事情慌过。”

在很多人看来,朱亘和朱一旦一样,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一生平顺,没有什么委屈和遗憾。“不受委屈是扯淡,谁从小到大都觉得自己受过很多委屈”,朱亘说自己也不例外:创业不被家人理解,不被父亲认可。

2004年毕业回来,和很多山东家长一样,朱亘的父亲也想让他考公务员。朱亘这次没答应。初中时,他曾经想走音乐这条路,被父亲拒绝了,这次他想掌控自己的人生:朱亘参与了国考,过了线,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然后转身投入创业。

据朱亘说,这些年,父母在创业方面支持他的钱加起来不到10万块。起初他开了一家贸易公司。时间过于久远,那家公司多久实现的盈利他记不清了,只记得第一单生意是给一个企业供煤,从河北煤矿拉到淄博来。到处都是陷阱:煤炭讲究灰分、水分、挥发分,当场化验时,可能是5600大卡,20%水分,拉到了,突然间它涨了一些水分,水分就是钱啊,厂里结账按照化验跟你结算,找谁说理去?

经验在一次次吃亏里积累下来:化验时不一样,取样怎么取?煤里有石头,如果取石头多的化验,发热量能一样吗?“这里边都是利益的输送”,朱亘说,“你不跟他搞好关系,他给你故意捣乱,人在掌握权力时,想赚钱是很容易的。”

从门卫到过磅、取样、化验、供应、财务,都是一样的道理。

他在各个领域里投资,贸易、化工,广告,还跑去开沙场,天天和“沙霸”打交道。2013年左右,朱亘先投的矿产,又投的电影,都亏了,损失惨重。用朋友王哥的话说,那是他“最没有尊严的时候”,但朱亘再讲起来时已经非常淡然,像在说别人的故事:“经历了就好。当时算最艰难的时候吧,向各种朋友借钱。”

这天晚上,朱亘在理发店里回忆这些年的创业经历,他仰靠在皮质座椅上,眼神有片刻虚焦。理发师将染发膏涂抹在他的鬓角,大学毕业后,他的双鬓就开始有白发。他似乎不想让别人注意到他的疲惫,于是他重新让自己神采奕奕起来。

王哥和他相识14年了,他对朱亘的第一印象是“门路广”,连冷僻的玻璃胶都有门路。虽然他是朱亘蜂蜜生意的合伙人,但在传媒公司王哥也有自己的办公室,“我跟老朱说,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朱亘回忆过去,说起自己最快乐的时光,不是爆红后的名利,而是人生里看起来最接近“一无所有”的时刻。

2000年代的最初几年,20岁左右的朱亘在新西兰读书,生活费常常在家里寄来没多久就花光,只好自己去打工赚钱——赚来的钱自然不是为了学习,他玩赛车、去赌场、到新西兰的各个城市游玩。朱亘运气总不是很好,但还算节制,每次去赌场就拿两百美金,输完就走。新西兰简直是这群无心学业留学生的天堂。“圣诞节、复活节、女王生日,还有乱七八糟一些节,都放假”,他吃不惯西餐,天天下馆子,吃川菜、东北菜。韩国菜便宜,他就吃份餐。那时候谈女朋友身上揣50块钱就够了:“我点一份便宜的9.9元,她点一份贵的15块,好,25块了。一人买一瓶饮料,然后上山看星星,再到海边转一圈,油费10块钱。”

创作《朱一旦》的过程,是朱亘、王星越、张策,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交汇的时刻”,他们有着全然不同的资质和出身,最终一定还会奔赴各自的方向。

张策回想起,自己20岁出头刚毕业时,连学位证都没有拿到——大二为了参加济南的一场活动,他请同学替考被发现,学校取消了他的学位授予资格。毕业后,他辗转在两家连学位证都不检查的公司工作,导一些宣传片和人物传记之类的片子。

2018年,张策妻子怀孕,他辞职陪老婆回了老家,本来打算到岳父的公司做工程了,因为不甘心,决计赌最后一把,加入了朱亘新成立的公司。那年夏天,张策第一次见到朱亘,对方翘着二郎腿,拿把扇子,下巴一抬,露出笑意:“说说,想要多少钱?”

朱一旦爆红了,他们受益于这个短视频的时代,让自己有机会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但最初的新鲜感过去了,光怪陆离的一线城市,面孔更迭的酒桌上,话题绕来绕去永远是相似的。

但他们没有害怕过重新开始,也有为生活去奔波的勇气,波折或者挫败,自然是免不了的。好在,这位老板朱亘,还有他三线小城的员工们,心里一直有种东西从未熄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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