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闭症研究：母婴相互注视的符号学
母婴相互注视的符号学
作者：John P. Muller
精神分析理论在当代对二分法的强调，通常是作为对人类功能的个人主义，内在主义，防御/驱动模型的进步而提出的。与“客体”的关系被概念化为一条单独的发展线，从部分认知到整体感知或从分裂关系到整合关系（Kernberg，1980年）。Kohut（1971,1977，1984）阐述了一种自恋融合的发展历程，其中提出了“自我客体”的概念，以解释一个人如何被另一个人用来执行自己的心理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内凝意义的维持。
自我客体的主要功能是婴儿“镜映”、宏伟的自体，它的逐步发展的适当的暴露行为是透过得到认可、钦佩和镜映的成年人而理想地在童年相遇的。如果这个过程没有发生，那么随之而来的自恋病理学就意味着发育停滞。根据自体心理学家的说法（例如，Wolf，1976；Ornstein，1990：Fosshage，1990），合适的治疗方法是让治疗师通过保持去主体间的一致性，满足钦佩的要求，保持情感协调来“镜映”他的病人。他们引用了有关母婴面对面互动的最新研究（例如Beebe和Lachmann，1988），作为共情共鸣产生积极影响的证据。
我将尝试根据发展的符号学去重新定义这些婴儿研究的结果，并使用符号学家Charles Morris定义的符号学：
符号学的目标是建立一种一般形式的符号理论，不论是动物还是人，无论是正常的还是病理的，无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都具有各种形式和表现的符号。因此，符号学是一个跨学科的事业。（1964年，第1页）。
通过根据符号学来检查对婴儿的研究（Deelv，1990；Colapietro，1993），我们也许可以拟定一条独特的发展路线（A. Freud，1963）。我会建议，儿童的发展线跨越了从强制镜映到认识的整个运动，或者用符号学的方式，涵盖了从已制定的象似符到指示符再到象征符的运动。从这个角度来看，镜映似乎是对婴儿行为的早期限定，母亲的情感表现在婴儿的行为中而引起镜映反应。这种动力学是我认为拉康所说的想象维度，其动力学决定着二元关系。相比之下，认识并不能强迫相同性，而会带来差异，并出现在母亲对婴儿的与母亲的互动中开始使用的符号代码的运用中。以这种方式可以理解的是，位于符号登录中的代码从最早的发展阶段起就相当于二元组，对我们对分析关系以及精神分析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在尝试建立这种代码的符号状态之前，我想强调一下布鲁纳对原型语言框架的参照。布鲁纳（Bruner）将儿童进入意义概念化为文化传播的过程，其中在儿童掌握正式的语言表达之前发展了特定的交流功能，这些功能包括“指示，标记，要求和误导”（1990年，第71页）。这样的“原型语言系统”（1990年，第69页）提供了语境、线索和表面参照的知识，并由具有四个主要成分的叙事形式组织：目标导向的行动、分段的秩序、对规范的敏感性以及人类互动中的异常现象和叙事视角（1990年，第77页）。【这些将在儿童自闭症的临床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一代人对婴幼儿早期互动的一些观察中找到布鲁纳原型语言系统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特征的证据。Brazelton，Koslowski和Main（1974年）通过对短时激烈互动（涉及注意力和退缩）的影片进行了编码，分析出了五对母婴的行为。婴儿均为两至二十周大，被认为是正常的。到三周大时，已经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婴儿行为系统，一种针对客体，另一种则针对母亲。差异是惊人的：“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观察婴儿身体的任何部分，并检测出他是在看异物还是在与母亲互动-与之不同的是，他的注意力，发声，微笑和运动行为与无生命的刺激有关而不是母亲”（1974年，第53页）。
四个星期，都是紧紧地坐在无生命的物体前，肩膀弯曲着，好像要“扑向”它，直到六周之久都固定在客体上，长达两分钟，婴儿会突然移开视线，猛烈摇摆，哭泣，然后看看别的东西。Brazelton和他的同事写道：
在中断的时期之后，转向客体并恢复“被勾住”的那种注意力状态。
长时间的注意力集中在意图上，这期间他的身体各部分逐渐紧张起来，直到突然的不适，这似乎对他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行为在十二到十六周时是最为明显的。（1974年，第54页）
作者申明：“与响应客体相反，与静态客体交互所产生的期望值肯定是大不相同的”（1974，第55页）。这种期望是响应母亲的愿望而产生的，他们用大量的符号学细节描述了随后的互动过程。
观察到的行为的典型单元始于婴儿回头去看母亲，眼睛和脸部会变亮，四肢朝着母亲去延伸。当母亲对他的表情做出回应时，“婴儿处于一种注意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交替发送和接收着提示”（1974，第56页）。偶然的微笑加强了他的微笑，他变得更加活跃，他的兴奋达到了顶峰，这导致他逐渐减速并表现出沉闷的表情，这与无生命的客体之前突然的那种活动的减少是完全不同的。然后，婴儿似乎从母亲那里撤退，将视线移开，但仍将其保持在外围的视野之中。然后，他就转向母亲，表示他已准备好进行另一轮的互动了。这些“超时”可能不只是单纯的自我安慰的动作，试图去减少引起有害的唤起；它们很可能是婴儿在处理信息的一种努力，以“消化他在刚才的互动过程中所获得的东西”（1974年，第59页）。在这些时刻，婴儿可能正在学习互动的基本规则，以了解何时“去关掉她，降低其对来自她的信息的接受强度”，从而发展其在交流系统中参与信息的能力”（1974年）。，第60页）。
在母亲这方面，“保持互动的最重要的规则似乎是，母亲在对婴儿进行一段时间的照顾后，对婴儿的注意力和敏感性（部分或完全）退出的能力产生了敏感性（1974，p 59）。这条关于母亲和婴儿关于何时退出的基本规则共同构成了“彼此必须去学习的第一条规则”（1974年，第60页）。该规则是上级的，因为它控制着所有其他的规则、提示和代码的习得。通过学习上级规则，母亲超越了微笑带来的微笑：通过认识婴儿的要求和能够而抽出时间，她因此也认识到他或她能够发送信号来作为符号。这打开了交流领域的符号性共鸣和比一对一微笑的响应更为广泛的那些响应。
尽管它们没有建立在明确的符号框架上。Brazelton和他的同事用似乎需要的方式描述了母婴的互动。母亲的认可有助于增强婴儿的符号性的能力，她的做法是“根据婴儿的注意力和退缩的提示来调整其节奏的，并在婴儿表现出接受能力时增加其提示”（1974年，第64页）。她通过“跟随对他的信号敏感的互惠行为”来提高他的“接收和发送消息”的能力（1974，第64页）。此外，她似乎“通过教孩子约束或“用脸，手势或声音”学习“约束婴儿”的条件，“教会婴儿如何抑制自己的行为并将其引导到沟通系统当中”（1974年） ，第64-65页）。在所有这一切中，她“试图从婴儿身上发出一个信号，确认他与她保持了联系”（1974年，第65页），从而以某种方式确认了她已被他所识别出来。她的手势，握着和微笑，着重于说话的节奏，“ [这些行为都是为了增强这种互动过程的信息的传递方面”（1974，第66页）。即使婴儿的可观察到的反应很少，她也将“最小的动作赋予高度的个人意义，并对其产生情感上的反应”（1974，第68页）。在她作为期望对象而不是对象的状态下，她在预期者的行为中认识到了，因此使得婴儿的符号状态成为可能。
作者参考了当时尚未出版的Tronick研究，该研究表明“对预期超出预期的反应，被认为早在四个星期之内”（1974年，第70页）。这项研究随后由Tronick发表。艾尔斯（Als），亚当森（Adamson），怀斯（Wise）和布拉泽尔顿（Brazelton）从该文章的第一句话中就唤起了符号学的维度：“在面对面的互动中，幼儿开始学习并定义社交互动的规则”，因为他们学会了“认知和情感信息，他们融入自己的文化，与照顾者认同并认同自己”（1978年，第1页）。对于这些两到二十周大的婴儿，这个具有文化特色的“交流系统”由“互动的阶段”而组成，其中包括“互动的开始，陪伴双方的相互定向、问候，周期性地交换情感信息，例如在游戏对话和游戏中以及相互脱离接触”（1978年，第1页）。这种受规则支配的行为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一项要求制度是相互调节的，也就是说，两个参与者都必须根据从其伙伴那里得到的反馈来相互修改自己的行为”（1978年，第2页）。
当实验者指示母亲打破学习规则，通过保持对婴儿无表情的表情，保持无表情的表情违反婴儿对学习的期望时，这项成就的符号意义就很明显了.Tronick，Brazelton和Als描述此现象如下：
例如，如果母亲仍然面对着婴儿并且在婴儿面前静止不动，则婴儿会尝试通过一系列特定的一系列行为使互动回到正轨。最初，婴儿朝成人方向并微笑，但是当母亲无法回应时，婴儿会警觉。他的面部表情很严肃，而且静止不动。他凝视着那个成年人然后再次微笑，但是只是短暂地，然后他就移开了视线。他重复看向成人和与成人分离的目光，与面向目光的表情短暂地微笑着，对远离视线的东西保持清醒。最终，他的下巴缩成一团，坐在座位上，头和眼睛远离了成年人。（1978年，第10页）
1982年，科恩（Cohn）和特罗尼克（Tronick）录制了在实验室环境中的十二名男性和十二名三个月大婴儿的录像。演示母亲在与婴儿的两个面对面互动中表现出正常或模拟的沮丧表情。他们试图检验关于婴儿动机和反应的普遍假设。刺激-调节理论（在1985年被Stern建立）认为，模拟的母亲抑郁症下不会提供足够的刺激来引起兴趣，因此婴儿会把视线移开，而且不太可能出现不适感。图式差异理论（例如，Kagan在1974年建立）认为，母亲表达方式的改变会导致对婴儿的积极兴趣，或者在极端差异下，导致一定程度的沮丧和积极的兴趣。
违反规则的假设预测，婴儿将对模拟的母亲抑郁症做出反应，其阳性诱发频率（简短的阳性）的增加和阴性显示的比例增加。它预测婴儿行为的结构在不同情况下会明显不同，并且阴性的差异可能会持续到正常互动的下一个阶段，这些预测得到了证实。处于模拟抑郁状态的婴儿的抗议和警惕[行为的评分]比例显着且显着更高。。。。相反，正常情况下的婴儿，其消极时间中的时间比例最小（13％），而在阳性或监测者中的时间比例约为40％（各州，1982年，第75-76页）。
简而言之，婴儿“在每种情况下都以根本不同的方式来构造他们的行为”（1982，第76页）。此外，对静止婴儿的影响仅发生在人身上，而不发生在物体上。Ellsworth，Muir和Hains（1993）在对三个月和六个月大的孩子的研究中发现，互动物体（例如布手偶）的动作伴随着合成器的声音模式，并没有引起这种效果。
婴儿对他们的母亲来说是符号学的地位很明显。在Tronick，Als，Adamson，Wise和Brazelton的研究中，母亲们这么说：
他们发现很难在婴儿面前静坐直面，抵制他强大的与人交往的意愿，同时又非常放心，婴儿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使他们参与互动。他们观察到婴儿对团聚感到愤怒，并因他对他们对他的重要性的展现而受宠若惊。（1978年，第10页）
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婴儿对母亲在静止状态下的互惠行为的认识很早就开始了”，传闻早在两至三周就得到了证实，而上述模式“显然已在四周后确立。（1978年，第12页）。
这些结果不仅有利于符号学的观点，而且还证明了三周至三次月大婴儿的显着记忆能力。这意味着，在这些违反规则的条件下，婴儿不仅对先前的母亲提示做出反应，而且还对更广泛的交互序列做出了反应，这种交互序列是根据已习得的符号学代码测得的，该代码已成为交互背景的一个整体特征（刘易斯和Lee-Painter，1974年）。婴儿比通常认为的具有更强的长期记忆能力。在一项初步研究中，平均六个半月大的婴儿在黑暗中伸手可及的物体发出声音。当一两年后重复进行这项研究时，这些婴儿表明他们已经保留了对这一一次性经历的记忆（Perris，Myers和Clifton，1990年）。
Tronick和他的同事们将观察到的母婴互动概念化为“一种目标导向的对等系统，在该系统中，婴儿扮演着主要的积极角色，根据他的伴侣提供的反馈不断修改自己的沟通方式”（1978年，第10）。“有规则的”互动包括“婴儿和成年人的情感展示，如带有信息的展示”，并带有明确的符号学意义：“语言尚未成为互动的一部分，但似乎成为表达的词典，向每个伴侣传达有关其伴侣内在情绪状态的信息，并起到调节互动的作用”（1978年，第11页）。互动似乎受到相互暗示的调节。但是，这些线索可能无法传达有关“内在”情绪状态的信息，而是可能暗示明显的承认条件：“信号的监管方面包含有关通信者对交互当前状态的接受、拒绝或去修改的信息”（1978年，第11页）。换句话说，参与者表示他们相互之间经济学，或
在交流的过程（作为元交流）中，拒绝这种承认。
正如我们将在后续各章中看到的那样，在交流行为中的这种相互认可与“我”和“你”等人称代词的使用联系在一起（Benvemste。1956）。此外，Tronick的研究似乎也符合Bruner的 观点。 一个语言学框架，它为说“我”和“ 你”打下了基础，当它得出结论时，“在将语言纳入交互之前，婴儿已经发展并练习了调节交流的实用方面的能力”（ （1978年，第11页）。这种认知与这种学习紧密相关，因为“当母亲尽管努力但仍无反应，婴儿的反应严肃性证明了对他的批判性的互惠”（1978年，第12页）。将这种互惠性与其情感成分等同起来，就忽略了互动是如何通过符号学维度进行有序，持续和显着的，而正是半情感违规（作为对承认的拒绝）带来了负面的情感反应。
与他们对拒绝承认的反应不同，婴儿对互动错误或简单误导的反应是截然不同。Tronick和Cohn（1989）在他们的54个3个月，6个月和9个月大婴儿及其母亲的样本中检验了同步性和协调不协调的作用。他们发现，虽然总体匹配发生的时间不到30％，但母子双联比母子双联更有可能处于同步状态。作者推测，不协调所花费的时间中有70％对于“学习交互规则”至关重要（1989，第90页）。通过这种学习，可以识别并修复交互式错误；Tronick和Gianino（1986）在较早的研究中发现，“在六个月大的正常facc-面对面互动中，互动错误的三分之一将在下一步互动中得到修复”，而Tronick和Gianino（1986） 科恩的研究“修复率从大约每3秒一次到每5秒一次不等”（1989年，第90页）。
Cohn和Tronick分别在3、6和9个月大时观察了18对母婴（1988年），他们还寻找行为周期周期性的证据（如Lester，Hoffman和Brazelton早些时候于1985年所报道）。作为母婴面对面互动中影响的方向。他们的结果挑战了婴儿行为受到生物学推动的观点，表现为婴儿周期性地与母亲的行为同步的眼盲时期的周期。Cohn和Tronick发现，在三个月大的组中，只有五个婴儿中有五个是重要的周期性成分，六个月中有十八个婴儿中有一个，而九个月中则没有一个，观察到的周期性不足变异的3％在随后的行为中。除了显示出周期性外，大约三分之一的观察到婴儿和母亲的积极行为是与之前的行为相关的：“如果母亲对自己行为的变化做出反应，婴儿就更有可能对他们母亲的行为变化做出响应”（1988，p。388）。除了六个月时，当母亲更有可能遵循婴儿的领导方式时，“婴儿和母亲在影响互动的方向上具有同等影响力，”作者得出结论：“我们坚信支持以下观点：面对面的互动是双向影响的产物”（1988年，第388页）。这些发现的含义可以简单地说：“早期的母婴面对面互动具有类似于对话的模式，每个伴侣似乎对对方有反应”（1988年，第386页）。
已经发现这种类似对话的模式显示出跨文化的变异性，进一步反对了盲目的生物学周期性。1988年，Fogel.Toda和Kawai在自己国家的标准化实验室中录制了36个日本人和36个美国人三个月大的婴儿二元组。所有城市，中等收入和二十一岁以上的母亲都被指示要像婴儿一样在家里玩。观察主要针对互动的面部，目光和声音特征。
虽然婴儿凝视身体时母亲表达的速度和比例没有差异，但美国母亲将面部表情与发声结合在一起，而日本母亲则将面部表情与靠拢结合在一起。特别地，当婴儿从被凝视转向去凝视母亲时，日本母亲显着增加了贴身感和抚摸感。两种文化中的婴儿总的微笑时间比例大致相同，但是美国婴儿的微笑频率是日本婴儿的三倍，而日本婴儿的微笑时间更长。在婴儿微笑开始后的九秒钟内，两种文化中的母亲都显着降低了面部表情和声音表达的频率，但是日本母亲像注视婴儿一样，增加了斜背和去抚摸婴儿的频率，以应对婴儿微笑。
文化和性别都会影响发声。就像他们微笑一样，日本婴儿的发声频率比美国婴儿少，但发声时间更长，而两种文化中的女孩发声的时间比例要比男孩大得多，频率也较低。在母亲发声的同时，美国母亲比日本母亲更具表现力，只有美国母亲与婴儿共同发声。对于日本母亲，他们的行为与婴儿发声之间没有发现明显的共发现象。此外，与美国母亲相反，日本母亲在一次会谈中多次鼓掌，挥手和制作复杂的手势，以双手示意更多。但是，在全球孕产妇行为衡量标准方面没有差异：两种文化中的母亲 在70％的时间内表现出 面部表情 ，大约50％的时间与婴儿接触， 并向婴儿发声的频率约为80％。这种全球相似性凸显了研究结果的特异性，这些文化差异在时间和针对性方面得到了证明作者得出的结论 是，在“两种文化中，到三个月大时，人际情感交流的复杂系统都已 建立”（1988年，第405页），他们推测观察到的变异与更大的非语言特征相符。的日本母亲，而美国母亲则严重依赖言语来传达和表达对情感状态的回应。
随着社会阶层的变化，也观察到了具体差异。1972年，刘易斯（Lewis）和威尔逊（Wilson）观察了来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背景的婴儿和母亲，发现婴儿在场时母亲发声的频率没有差异。但是，中产阶级母亲比工人阶级母亲更有可能以发声的方式回应婴儿的发声。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这些婴儿研究都支持以下符号学主张：
1.母婴互动是通过由代码决定的线索的交流所控制的。
2.该代码在特定范围内具有符号代码的基本特征，线索是作为符号的，表明其合法的替代和组合，并去组织这些线索的发送者和接收者的位置下话语轮流的语用学。
3.婴儿学会使用和回应此类线索。
4.母亲认识到婴儿在积极地在提示。
5-婴儿作为符号伴侣的角色会影响母亲的符号行为。
6-母亲违反符号规则对婴儿具有破坏性，这表明婴儿已经学习了该守则的基本知识。这里牵涉自闭症和精神病的实在想象符号三界的病因学。
7-互动的符号规则在文化上是有差异的。
8构成交互作用的代码是对二元组的第三个术语，即母婴的抱持环境。
9-母亲与众不同的反应能力，使她与婴儿环境中的其他客体不同，并不是作为被欲望的客体，而是作欲望着的主体。
10-相互的符号学的识别过程导致了婴儿的主观性，最终通过使用“ 我”和“你”来实现。
在精神分析家中，两种不同的偏见导致了这类结论的产生。第一个是意识的自恋，这坚持认为使用符号是需要有意识的自我的。但是坚持这点就是忽略或者忽视了弗洛伊德关于有意义的无意识活动、成人的梦境和过失行为的无意识运作的基本发现。第二种偏见是把前言语与前语言相互等同，并引起了这种结论：在前语言发展阶段，在该阶段不可能去使用符号。但是，正如布鲁纳所表明的那样，语言不是来自于前言语的，而是来自于原始的语言符号。儿童发展专家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像“前语言学”这样的孩子”存在（Osoisky和Connors，1979，第528页）。我自己的综合愿望是通过拉康的符号学登录来涵盖这些阶段的每个阶段。如果我们能够辨别面对面互动的“对话式”成分，是在符号登录的“大他者之维”上打开的，那么也许我们同样可以去检查观察到的情感成分，尤其是当存在同步时，因为想象的登录在我们称为移情的广阔主体间领域中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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