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3个油水最多的衙门，干一任便可余生无忧，连内务府都自愧不如
封建时代，一般都将官位称为“缺”，即官缺，而官缺又因地域不同、职能不同又有很多的叫法，如“肥缺”指的就是油水多的官缺。清代时，被称为天下最肥的缺有三个，即盐政、河道和漕运，连素来以油水多的内务府都得羡慕。
盐在古代是国家的战略物资，统归朝廷掌管，清代的盐政是出了名的油水多，别的且不说，光是那些大大小小的盐商们，每年就有可观的孝敬。关于盐政官员的油水，想必大家也很熟悉，这里就不多说，主要还是来讲一讲河道和漕运两个衙门。
清代财政支出中，除了军费、官俸外，最大的一项开支就是河工了。自嘉庆、道光时期起，河患严重，加上治理河道、修缮水利工程等经常性支出，每年花费在河工上的银子在500万两以上，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10%以上。据嘉庆皇帝的一道谕旨中披露，仅用于南河的费用数年间就达到了4000多万两。
治河本是一项大工程，也非一年两年能看见效果，因此河道官员便有了机会从中渔利。表面上看，国家拨给河工的款项十分庞大，可真正能用在治河上的却很少，除了数额惊人的靡费外，相当一部分落到了各级官员的口袋中。
道光时期一位做过河道衙门的师爷曾描述了河道衙门的奢侈：河道总督衙门驻扎在清江浦，道员及厅汛各官坏峙而居，每年经费有几百万两，实际用于工程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都用在文武官员的挥霍上。大小衙门的应酬、迎来送往的招待，饮食、衣服、车马、玩乐无不争奇斗巧，穷奢极欲。
据说，河道衙门只要一开席，没有几百两银子根本办不下来。宴席上豚脯、鹅掌、驼峰、猴脑、鱼羹都是常用菜谱。河工宴席，都是流水席，一拨人吃完，下一拨接着吃，因而席宴一开就是几个昼夜。自河道总督以下的大小衙门，每个衙门都有几百名幕僚，他们待遇优厚，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节日有节敬，特别是那些久驻工地和衙门的幕僚，收入更是惊人。
河工如此糜烂，以致于有人说：“漕运、河工二者不整治，天下不可得而治也。”晚清时，人们都说，有点良心的河道官员将经费的十分之三用来办河工，而那些贪墨的官员却不及十分之一，甚至发展到非抢险不花一两银子的地步。可以说，一任河道下来，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和河工比起来，漕运衙门也是另一个肥缺，另一本烂账。清代沿袭明代的做法，每年从江南征收漕粮400万石，通过运河运往京师，这批漕粮是供应皇室在京八旗的。由于漕粮关系到国家的根本，除了用大量经费治理河患以保证漕运畅通外，还设置了漕运总督以下的纵向管理系统，而这个系统，自清初以来便花费甚巨，至中、晚期时，已经是个无底洞。
有人曾给漕运算过账，基本上一石漕粮从江南运到京城的成本，是原价的三倍以上。而如此重负，各级漕运官员及兵丁的花销、靡费占了很大一部分。仅以漕运总督所派的漕务委员一项，由初期的几人增至嘉庆时的80多人，而这些人大多是漕运总督的亲信，吃拿卡要，无所不为。可是，朝廷对于漕运的管理始终没有根治的办法，任由漕运官员大肆索拿。
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和粮食有关的官职，即粮道。以陕西粮道为例，它是陕西省公认的肥缺。陕西是重要的战略要地，驻扎了很多的八旗兵和绿营兵，而粮道一职，专管收支兵粮，其他的公事很少。粮道有东西两仓，每年经手的兵粮大约有20万石，但中间都会有1万石左右的差价，换成银两，便是6万多两。
这6万多两银子便成了粮道衙门的陋规收入，况且，粮道还通过多进少出、折色等变着法子弄钱，一年下来最少也有三十万两的进项，这些银子全部都会落入粮道衙门官员的口袋。可想而知，一个四品衙门尚且有如此多的进项，百姓的负担岂能不重呢。说到底，不管是哪个衙门，花得终究是朝廷的钱，最终也是百姓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