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水边琐记——《〈今天〉汪晖特别专辑》自序
今年初春，我离开有些寒冷的北京，经多哈，往约翰内斯堡。这是我的第三次非洲之旅了。行前，北岛几次电话，都是督促我尽快完成为《今天》所做的专辑。按他的说法，专辑的目的，是以作者个人的经历和思想轨迹，以小见大，呈现时代的变迁。虽然我按期收到寄来的《今天》杂志，但大约是为了给我一点编专辑的启发，也为了给我一点压力，北岛不惜重复地将新出版的张承志专辑、徐冰专辑、李零专辑和韩少功专辑一一送给我。从一年前说定编辑这份专辑起，他的督促电话就没有断过。这些已经出版的专辑如此精彩，真让我难以着手。去年夏秋之间，我将自己的旧作统统交给编辑经验丰富的何吉贤，拜托他从这些旧文稿中选择若干，按照《今天》的要求，编成专辑的模样。吉贤慨然应允，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但北岛说：至少有一篇必须是没有发表过的作品。这篇作品便是收录在文末的《纪念碑的限度，或真知的开始》一文。至少有两年吧，文章初稿一直存在我的电脑里。这次登机之前，我匆忙将一些相关资料随身带上，在往南非的航程中，开始修订和增补。借着微露的舷窗透出的天光，我一路沉浸在十五年前的旧事中，不觉间已经飞越亚洲和海湾地区，到了另一个大陆。在约翰内斯堡期间，除了几次演讲和交流之外，便是四处访问，从约翰内斯堡到索维托，到处都是种族隔离的遗迹和反抗斗争的纪念碑，历史的一页似乎翻过去了，但新的排外浪潮让人觉得翻过去的那一页依旧停在半空，仿佛随时复燃的死火。在宪法山（ConstitutionHill），我踯躅于关押甘地和曼德拉的囚房，思考纪念碑的意义。夜晚归来，满天的星斗，除了临近街上的酒吧里偶尔传来喧哗的人声，街道寂静无人。我偶尔想，若是在这儿，而不是在往返柏林和北京之间的旅途之中，起笔写这篇关于犹太人的故事，感觉或视野或许都会有所不同。可惜交稿在即，我已经来不及将自己在非洲所感组织在写作之中了。
学术生活大多沉闷乏味，即便自觉有趣，要想感染别人实在是很难的；沉浸其中，往往被问题牵着走，下笔枯燥，不能顾及文辞。我偶尔写点随笔性质的东西，多半因事而起。一是纪念逝者，感怀旧事；一是完成新作，草成序跋；一是行旅之中，记下一点痕迹。笔端忽而有了感情，文字有所灵动，多半与此有关。平居时期，沉潜于研究工作；远游的时候，阅读、观看、交往的对象都有所不同，连早已遗忘的人与事，点点滴滴，浮雕一般，降临在远离家乡的夜晚，窗前灯下，或者黑暗之中，与我相伴。记得第一次去非洲的热带雨林和大草原，丛莽和森林之间，危机四伏：尼罗河中鳄鱼河马，森林之中封豕长蛇，丛莽草原狮豹象牛，即便是豺狗，也是招惹不起的。我仿佛觉得自己身体里的自然被第一次唤起，那种遏制不住的亢奋，连带着原始的恐惧，让人昼夜不眠。我忽而觉得，那是我初生时的感觉，是在成长中被不断剔除的能量。初生时连记忆也尚未出现，但这些感觉却蛰伏于身体的最深处，难以察觉。在森林草舍的昏黄灯下，我展笔记录未曾经历的感觉，如此分明，却无从着笔。这是远游的成果，因脱离生活的常轨而产生的记忆和回想。渐渐地，我开始习惯这种周而复始的状态，甚至习惯携着书本负重旅行，在别处进入写作。除了查找资料等研究工作外，由旅行而创造的距离，对于思考——包括对于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的反思——而言，似乎也有意义。
1996至2007年，前后十一年半的时间，我应董秀玉之邀，担任《读书》的编辑，也因此陆陆续续写下了许多“编辑手记”。这是我写作生涯中的“例外状态”。早几年，曾经有出版社来联系黄平和我，希望将我们陆续写下的文字单独成册，我们也为此做过讨论，但终因各自奔忙于新的工作而无暇顾及，一再耽搁，怕是连邀请我们的编辑也已忘却了吧。编辑工作如流水，日日奔涌不息，每月一篇，多半在发排的前一夜才能仓促成篇。手记篇幅短小，内容不一，谋篇布局、讲求文辞都是从容的产物，而我们的手记多半因应正在发生的变化，一星半点，多为急就章而已，唯有折射时代的氛围是可以肯定的。我们编辑《读书》的十余年，不但中国和世界发生着巨变，而且我们自己、我们身处的所谓知识界，也日日分化组合、纠缠搏斗，曾被人讥为“杯水风波”的思想争论，竟然演变为全国性的轩然大波，恐怕并不是几个文人的不安本分使然。我们所写的“编辑手记”多半因时因事而起，限于周遭的氛围和编辑的身份，或喜或悲或怒或讽，都不能像普通作者一般倾泻而下，总是有所节制，力求客观，即便暗含褒贬，偶尔推敲修辞，多半起于顾忌而非炫耀文字。其实，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婉而多讽，在其初期，恐怕不是出于辞章之讲究，而是情境使然，久而久之，却成为一种审美的习惯。我达不到这样的境界，难免气急败坏，但身为编辑，不得不时时克制自己，不知不觉间，也会有所谓“曲笔”。无论如何，留下几篇手记，录此存照，算作一段证言，也还合适。这次出版专辑，吉贤特意选出一些“编辑手记”编成一组，在文体上也算别具一格。
对于文章及其体式，我一向信奉曹丕的说法：“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典论·论文》）我喜欢逻辑严密、史料详备的文字，对于摇曳多姿的文辞，虽有阅读的雅兴，却很少入胜的感觉。作为编辑，对于圆通简练、静穆幽远的作品是不能忽略的，但我得坦承自己最重视的仍然是洞见和新意，以及在这洞见和新意中呈现的作者的胸襟、品质、情怀和世界观。就文字言，读所谓学者散文，多半不及读诗人、文学家的文章有趣；现在居然将这些“闲笔”结集成册，并在《今天》出版，惶惑之感，在所难免。但是，相比于研究性的作品，在我的写作中，这些文字或多或少可以呈现一个如我一般的行者所走过的道路，透露思考和研究过程中的一些动机或契机。这或许也就是《今天》编辑出版这套专辑的用意所在。想到这一点，心也就渐渐地沉静下来，连窗外贡多拉船夫的歌声也听得分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