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辉华专栏】杨树达的胆气 / 开普饭

杨树达的胆气

作者：万辉华

近现代湘人治学卓越者中，不能遗漏毛泽东的老师杨树达先生，此公字遇夫，专治小学，爱做诗词，有《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2 月 1 版），在近年的学人回忆录热潮中影响颇大。

遇夫先生生于晚清，却也遇上了几位好师傅，如时务学堂任教的陈散原、梁启超、谭嗣同等，他私淑于王先谦、叶德辉，把维新人士的道义与小学、经学家的细密功夫都一股脑地填入大脑，野心够大的了。有人编了一本书叫《湖南人是天下的胆》。这话没错，可惜呀，该书提了一大串的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学问家，偏偏没有杨遇夫先生的大名与事迹。要是时光倒退回十多年，杨先生会拍案而起，这种公案恐怕要上达天听，伟大领袖会出来说话的。

此公勤奋治学，著作不倦，至 1956 年逝世前，出版过《高等国文法》《中国修辞学》《词诠》等文字学、语法学著作 17 种，真正的著作等身。先生早年也东渡扶桑，像鲁迅、钱玄同辈样，在日本求学，亲近革命党人，然后回国在高等学府“蜗居”，养家糊口，启蒙青年学子。由于是湘人的血性，又不像湖北人熊十力、黄侃、废名那般不革命了就治学近佛。他不参与民国的革命活动了，但是火爆的脾气，却没有收敛，眼里容不得半点“脏物”。同在北京大学做教授，而且也是研究古文学的大学者黄侃，俩人似乎面和心不和，在章太炎老先生到京时，都要陪同章先生吃饭论学，免不了一番客套，私底下则在各自的讲坛上，照样攻击对方的学问，以至于黄侃先生于 1935 年中年殒命，遇夫先生在当年 10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阅报知黄季刚病逝。季刚于说文烂熟，就其所推论之孳乳先后多出于悬揣，不足据信。大抵此君读书多而识解不足，强于记忆而弱于通悟。”在对待学问的求真较真上，遇夫先生哪怕对方已作了古人，仍然不愿退让，坚持自己的见解。

对待旧派学者是这样，对待新派学者如大名鼎鼎的胡适之，他也是很看不惯的。1936 年 7 月的一则日记中称，“撰《温故知新说》，温故不能知新者谓黄侃，不温故而求知新者，谓胡适也。”他在日记中多处还把治文字学的同乡学者黎锦熙斥为“妄人”。这有点像黄侃把同门学弟钱玄同斥为“妄人”一样。湘谭黎氏也是世家子弟，毛氏也曾受学于黎锦熙。

两位老师的门户之见深矣。倒没有见到过毛氏对此有何调解之说，也许是新中国成立后，黎氏也是功成名就，遇夫先生再固执已见，不合时宜也，老夫子毕竟是识大体的。

然而，正如杨老先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坦白交待自己过去的“罪行”，只爱戴高帽子，爱听好话，有些学阀的味道。这种行为是不能见容于新社会的。当年轻的湖南大学教授杨荣国，50 年代初竟然被评为一级教授，与杨公、李达先生并列时，遇夫先生岂能忍得下这口气，他不得不向毛主席写信，列举杨国荣在某一论文中所出现的知识错误，要求撤销杨荣国的一级教授资格。

杨荣国能为当时的主政者评为一级教授，自有其追求思想进步，服膺于马列的态度，较之于旧时代的老学者这是一个鲜明的标志。而遇夫先生不服气令毛氏也不悦。毛氏是一个既重人情，但不愿拿原则做交易的人。还是李达校长的开导，让杨遇夫先生再写一封信给毛，认为自己的认识不够，才消除了“误会”。

遇夫先生的夫子脾气，碰上政治领袖了，是无可奈何的。还是陈寅恪先生明智，晚年不去北京就任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而专撰《柳如是别传》，目盲脚拐惟有颂红妆。遇夫先生好在早逝于解放初，否则，反右、“文革”，杨荣国辈当道，他们报复起来，遇夫老人只能是“咎有自取“。好在，这一假设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