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天津散文杯征文】爷爷和他的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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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和他的园子
吉林 吴林
爷爷是典型的山东大汉，比他同时代身材标准的人高出半头，手大脚大，常常为买不到合适的鞋发愁（43号的鞋穿着小），浑身都是力气，又加脾气火爆，村子上下，没有一人敢惹他。
爷爷还是个孝子，时刻记着他的老父亲辞世时的嘱咐，把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养大成人。1951年，爷爷带着闯关东九年时间在吉林市挣下的大部分钱款，回山东老家买下了两处土地和两处房产，为弟弟置下了家业。
那是一个沧桑变幻特别快的年代，没有几年，相继成立了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土地归公了，两处房产也因为两兄弟在吉林市进工厂参加了工作，无人维护，渐渐屋倒房塌，仅剩两处房场了。
爷爷永远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把在生产队干活余下的力气，全都用在自家小园子的莳弄上。那时，村上各家的小园子，都在村子里面，地方不大，无法归公，由各家自己莳弄着。开始，爷爷种着自家四片园子：一块在我家大湾（水塘）北边，三块在村前小河南北岸边。凡是土里长的，日常过日子离不开的，春夏秋冬必备的各种瓜果青菜，基本上自给自足了。
爷爷的力气还没有用完，他不能让两处房场闲着，起早贪黑，起出了天井里的垫石，围院中间房墙、影背墙的基石，翻地、施肥，把它们改变成可以种植的园子。东胡同的一块种烟和麻，都是集市上好卖的东西。
胡同北边的一块，栽种桃、杏、李子、柿子等二十多棵果树。爷爷会嫁接，几年功夫，五月忙、六月鲜、红玉、关爷脸……各式各样的果树就应时结果了。有一棵桃树必须提一下，不知怎么嫁接出来的（爷爷说过，可能是冬桃和六月鲜），桃子在中秋八月节前后，要过“十一”的时候成熟。这时候没什么水果，拿到火车站，一个桃就能卖一毛钱。我家大湾的南岸，紧靠着村前小河的河滩，有一大片的空场。爷爷到处捡石头，白天没时间，大月亮天的晚上也出去干，一些靠河近的住家，常常在半夜里被哗啦哗啦趟河水的声音弄醒。爷爷苦干了半年，终于用石头在大湾与小河之间，垒出了一块一米来高的园子。他又把大湾里挖出的肥沃沙质湾泥填充在里面，秋天种蒜，入夏种姜，长得茁壮，一茬接一茬；春天卖蒜薹，夏秋卖大蒜，秋冬卖生姜，都是三、四毛钱一斤的好经济作物。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正是老百姓过困难日子的时期，由于爷爷莳弄着几块特别的小园子，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手头从来没缺过钱花。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浪比一浪汹涌的运动浪潮，终于冲击到了私有制最后一片“土围子”——没有割尽的“资本主义尾巴”——人们莳弄的一片片小园子上了。村上的人，谁也不愿意在运动中惹事，谁也不愿意参加“学习班”（当时发明的一种把人关在某处，费用自付，通过学习、讨论，做思想工作等办法，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种“运动方式”），谁也不愿意与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发生正面冲突，眼睁睁看着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园子里，一通毫不留情的踏平。爷爷的脾气怕是太有名了，又时不时地扛着铁锨在几块园子周围巡逻，没有人敢靠近。办学习班的通知也下了几次，爷爷理都不理，没人敢抓他。不过形势越来越紧张了。一天早晨，胡同里传来一阵阵的锣鼓声，紧接着又传来了一阵阵口号声：坚决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资本主义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爷爷打开大门，眼前的情景气得他怒目圆睁。大门上贴着一张大字报，点名道姓地说爷爷是资本主义尾巴；大门两边的屋墙上，还贴着大标语，内容与喊的口号没两样。爷爷压着火看完了，咵嚓咵嚓把大字报扯下来，撕了个粉碎。拎起铁锨，指着“红卫兵”，先是骂：“狗日的，说我是资本主义，我先把你们这些戴胳膊箍的劈了，看我是什么主义！”抡起铁锨朝“红卫兵”冲了过去。“红卫兵”都是本村子的人，心情本来就挺复杂，知道是在“太岁”头上动了土，吓得是东奔西散，朝胡同两头拼命地逃跑了。
爷爷是可以追溯祖上几代的贫雇农，“根红苗壮”。大队（当时村级组织的统称）书记，可能还是“革领小组”组长，是不出三服的直系亲属，有他保护，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不过，资本主义“尾巴”在村里可就悄悄地复活了。人们感激爷爷，说他敢“反潮流”。爷爷又背上园子里产的水果、姜、蒜……赶集赶山（大型集贸活动），串走火车站，换些零钱花了。村邻们又能听到爷爷大月亮天里给园子浇水的哗哗声了。
好景不长，又过了几年，正是开春有些寒意的时候。打“土围子”，割“尾巴”运动又兴起来了，后边还加了一个“反回潮”。当大队书记的亲属坐不住阵了，直接来到家里找爷爷谈话：大叔啊，这回运动可是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布置下来的，公社里开会，还点了我的名。可不像前几年，红卫兵贴贴大字报，拔拔青苗那么简单，挺有来头的，大叔，你看怎么办呢？爷爷是个讲义气、通情达理的人，不怕来硬的，却见不得软的。面对曾经保护过自己的亲属，他马上表态：今年园子我不种了，果树也可以砍，我带个头。
砍果树那天，爷爷掉泪了，他最心痛自己嫁接出来的那棵错季节的桃树。后来，他又嫁接了几棵新苗，还没开花结果，不知是个什么样子。爷爷小心地把小苗挖出来，移栽在自家的天井里。又过了几天，生产队在园子里挖了地沟，修出可以加热的地铺，变成了队里培育地瓜种苗的地方。资本主义最后的“尾巴”终于割掉了，村里没有谁敢去种园子了。
“该是那填获（山东方言，超值得到的意思）人的东西，怎么祸害它，它都会填获你。”爷爷每次讲到园子被祸害以后，总是用这句话转到谁都没有想到后来出现的奇迹上去。说来也怪，那片被砍了树、挖了沟的园子，因为靠墙长着两棵大梧桐树，挖沟挖断了树根，第二年撂荒的时候，长出了满园子的小梧桐树来，密密麻麻有一百来棵。爷爷喜出望外，也深受启发，把其他六块园子悄悄地种上了树。东胡同房场地栽梧桐，自家大湾边上的扦插杨、柳，河边崖上的种洋槐，没出几年就绿树成荫了，一数，足足有三百多棵。
文革结束了，改革开始了，爷爷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已经没有体力莳弄他的园子了，便每天拿一把刀锯，在几块园子里转上几圈，修修枝，锯锯杈，倒也清闲。园子里最早的一茬树，已经长得比碗口都粗了，长得密，长得高，长得直，粗细差距小，是上好的房料，谁看见都喜欢。
村左村右的乡亲们，日子也越过越好了，开始建房子了。这下子，爷爷园子里的树成了抢手货，一棵就能卖十来块钱。让人高兴的是，够粗的树刨了，留出了空场，树根坑里又长出来新树苗，爷爷修一修，选一选，留上一棵，再过几年，又可以成材，已经没有太累的活可干了。爷爷的园子，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了。
爷爷到东北安度晚年的时候，恋恋不舍地把几块园子卖了。当时，村里已经统一规划了，房场、园子几乎是分文不值了，买家相中的是那一块块园子里的树。到了长春，爷爷喜欢一天天地呆在公园里，一有园林职工挖坑栽树，或者拿着油锯修树的时候，别人都是躲的远远的，怕风刮起的灰土，怕树枝刮了身体，只有爷爷紧紧地跟着，仔仔细细地看着，连老伙伴们劝都不愿离开，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吴林，山东潍坊昌邑人，工作生活在长春一汽，当过知青、工人、科长、高级经理。在企业集团、省市及国家级多家纸质报刊杂志、书籍上发表文学作品近五百篇，多次征文获奖。出版散文集《漂移季节》（获第三届长春文学奖），诗歌集《言情季节》。现为长春作家协会、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新诗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附：【大赛公告】 ‖ 关于举办首届“天津散文杯” 全国乡情散文大赛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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