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的第三帝国》19 ：稳固农场主这个基本盘
常思勇 （公众号：感悟常识 ） 今天
血与土
当时的德国农业甚至在大萧条之前就已经深陷经济危机，农场主群体对此深感绝望，开始把对进口食品征收高额关税视为保护其收入的唯一办法，在这种形势下，纳粹党许诺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独裁的”德国，基本上禁止进口外国食品，似乎越来越有吸引力。所以从1930年开始他们之中很多人一直都投纳粹党的票，农场主群体成为纳粹党的基本盘。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为了稳固这个有900万农民加上他们的家属一共占德国总人口的30%的基本盘，纳粹党进一步提出了“血与土地”的口号，强调当前最重要的不仅是从经济上提振农业，而是要用早已灌注在中世纪早期农民群体中的日耳曼种族的核心特征重塑农民形象，使之成为德国种族生命力之源。
如此又顺便打动了一直以来都是靠农业谋生的德国贵族的心，之前一直对纳粹党态度冷淡的土地贵族开始积极向纳粹党靠近。在德国，尽管多年以来一些贵族在军官群体、公务员系统以及工业界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有的领域更是举足轻重，但在20—30年代土地仍然是他们的经济收入、社会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的主要来源。比如德国总统兴登堡本人就在东普鲁士诺伊德克有领地，就是一个典型的土地贵族，也特别容易受普鲁士土地贵族的影响。
纳粹意识形态中的许多元素都对贵族有吸引力，比如敌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强调领袖原则，以及攻击资产阶级文化。对年轻一代的贵族来说，德国军力的扩张让他们可以像以前的贵族那样去当军官。纳粹党提出会优先考虑占领东欧作为德国新的生存空间，这也吸引了很多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贵族，他们认为那是重温祖先光荣岁月的机会，他们的祖先曾经在东欧殖民。
党卫队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更是将引入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做为把党卫军打造成精英团队的重要举措。爵位世袭的梅克伦堡大公和黑森的威廉亲王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就已经加入了党卫队，很多年轻贵族也开始步其后尘，竞相加入党卫队，其中很多是普鲁士军事贵族子弟，包括范德戈尔茨男爵、冯·波德别尔斯基男爵等人。到了1938年，党卫队高级官员中已经有近1/5拥有贵族头衔，在级别低一些的人中也有差不多1/10。
帝国农场继承法
1933年9月28日，纳粹当局推出了《帝国农场继承法》，新法声称要恢复限定继承的德国传统，强调继承权不可分割。从此以后，面积为7.5—125公顷的农场都要遵守新法。这些农场不能买卖，不能拆开之后卖掉或租掉，也不能用以抵债，更不能拿去做贷款担保。
立法的意在借此维护农民阶层，并将其打造成社会新秩序的基础。在德国的一些地方，特别是西北部，传统风俗和法律都认定遗产可以分割继承，意思就是，当一个农民去世后，他的财产将在儿子中平均分配，这导致农场土地的分散化，被继承的农场太小很难存活，底层农民则会因此失去地产。纳粹当局也为那些失去继承权的人想好了出路，那就是“殖民”东欧开辟新农场。
可是在德国，好几个世纪以来遗产都是分开继承，已经有好几千个面积不足7.5公顷的小农场。同时，很多地主经过多年财富积累，拥有的土地已经远超125公顷。只有70万个农场受到新法影响，仅占农场总数的22%，德国森林和农业用地的37%。在受影响的农场中，大约85%的面积都不大，在20—50公顷之间。
新法直接将70万个面积为7.5—125公顷农场挡在了市场外，不能交易处置，使其完全失去了融资的功能。一是使得不被限定继承的农场价格飙升；二是使得没有继承权的子女即便有钱也很难买到自己的农场；三是土地不能抵债和担保也使农民投资昂贵农机、购买自己农场附近的小块土地因为融不到资金而变得更加困难。此外，废除自然继承的风俗，让农民家庭的内部关系也变得异常紧张。
尊重乡村传统
尽管在第三帝国治下乡村人群承受着许多经常自相矛盾的压力，但在1933—1939年之间，他们作为纳粹党的基本盘基本上是稳固的。
在以新教为主的德国北部乡村地区，纳粹党一般会倚赖乡村团体的权威人士，包括牧师、学校教师、德高望重的老农甚至当地的庄园主。为换取他们的支持，纳粹党承诺城镇的阶级斗争不会蔓延到乡村，破坏这里相对平静的生活，要致力于建立统一民族共同体。
对于天主教传统很强、1933年之前村民一直给中央党或其在巴伐利亚的对手巴伐利亚人民党投票的地区，纳粹党强调，在这些地方，党的首要任务是凝聚共识和化解潜在反抗。对村民来说，如果纳粹政权能够保留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他们多数都对它表示欢迎。
德国很多地方的乡村团体稳固且团结，它们由混杂而密集的风俗和机构联系在一起，经数个世纪发展形成。所以乡村团体在纳粹夺权过程之中和夺权成功之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当然，也没有人抵制纳粹政权，整体上、特别是在德国北部的新教乡村地区，纳粹党的得票率比其在30年代早期选举中的平均得票率要高很多。
总体来说，农民一般都很支持定价定额的农产品市场，这样生活中就可以少一些不确定因素，加之当时的社会风气还从来没有真正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合拍。他们不喜欢的只是定价定得太低，价格越低他们抱怨越多。他们期望摆脱像他们父辈那样看天吃饭的农耕生活，因此他们对政府的不满局限于一些对生活造成负面影响的措施。
和城镇上的情形不同，乡村很少有人因为批评政府而被举报到盖世太保和纳粹党那里，除非传统乡村精英和政治上受挫的年轻一辈发生了激烈冲突。他们最在乎的是过个好日子，比大萧条时期过得要好，而且可以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