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与莫言对话：文学，“从伤口长出翅膀”
阿多尼斯 莫言
阿多尼斯刚刚在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获得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
阿多尼斯(1930——)，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叙利亚著名诗人。 1947年他进入大马士革大学学习，1954年毕业于该校哲学专业。在此前后，他开始使用“阿多尼斯”笔名写作。
阿多尼斯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当代最杰出的阿拉伯诗人，在世界诗坛享有盛誉。迄今共出版《风中的树叶》、《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这是我的名字》等22部诗集，并著有文化、文学论著近20种及部分译著。他对阿拉伯文化的深刻反思，对诗歌现代化的积极倡导，都在阿拉伯文化界引发争议，并产生广泛影响。
他曾获布鲁塞尔文学奖、马其顿金冠诗歌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等奖项。近年来，他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 深圳特区报驻京记者 李萍 文/图
昨天，在北京举行的“'从伤口长出翅膀’：文学在古老东方的使命——阿多尼斯与莫言及中国作家的对谈”活动中，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之一、83岁的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著名作家莫言有了一次面对面的对话。
这是阿多尼斯第四次中国行，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来中国。与诺奖一直擦肩而过的他，在回答媒体关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时，曾表示“我对莫言不熟悉”。此次他刚刚获得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第三届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在对话中，他笑着说：“非常荣幸今天能够与伟大的作家莫言进行对话，在阿拉伯语中，我们也开始初步了解莫言的作品了。”
据介绍，“从伤口长出翅膀”是阿多尼斯诗歌中的一句话，以此为对话的主题隐喻了文学和历史记忆、生命经验、精神创伤之间的依存关系，中国人也相信“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同时，中国和阿拉伯民族有着近似的文化背景和近代命运，古老的东方的久远的文化，被殖民的近代历史，许多近似的民族精神创伤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记忆。从阿多尼斯的诗歌中可以读出这种创伤，以及对土地、母语、民族和正义的热爱。在莫言及中国作家笔下也同样会看到这种近似的创伤与热爱。
1
“诗是个人体验照亮的”
“诗人与作家一样，内心深处最隐秘的话在诗歌、文章中都表达了。”对于两人此次对话机会，莫言笑称，中国很早出版了阿多尼斯的作品，中国读者对他不陌生。阿拉伯土地上诞生了许多伟大诗人，阿多尼斯的诗歌也与他所生存的环境分不开，与他个人一生的境遇分不开。
据介绍，阿多尼斯出生在叙利亚，1956年移居黎巴嫩，开始诗歌创作，并曾往巴黎留学。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长期在欧美讲学、写作，现定居巴黎。
“对一个诗人来说，也正像阿多尼斯曾经说的，他的祖国就是叙利亚，母语是阿拉伯语。”莫言说，世界上很多作家都说过类似的话，可见语言对人是多么重要，只要语言存在，哪怕他在天涯海角，他与他的祖国相隔千山万水，他依然可以通过语言来寻找到他最深处的记忆，能够找到“根”的感受。
“我认为诗是个人的体验照亮的，而不是相反的。”阿多尼斯也同意莫言的观点，他说，自己出生在叙利亚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人都是农民，但是父亲认识字，因为小时候家乡周围没有学校，所以自己从小跟父亲学习文化。由于一个历史偶然的原因，他进入了在家乡附近的法国人办的一所学校，但是很快，叙利亚独立后这所学校关闭了。
“我的学业因为政治原因，学习一年多就中断了，所以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对社会批判的态度，而且拒绝和反思周围发生的一切。”他说，“一直到今天，我一直向自己提出对社会质疑、批判的问题。”
2
文学创作不存在预先设定的使命
对于文学在古老东方的使命，阿多尼斯认为，这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大家对此的观点并不一致。为此，他更愿从个人体验而不是理论层面来谈这个话题。而他的个人体验都与写作有关，他认为，对于作家也好，诗人也好，并不存在预先设定的使命。
他说，诗人、作家要表达的思想是通过文字作品来表达的，它的使命，如果说有使命的话，是后来生成的，而不是预先设定的，是读者从文字作品中得出的。同时他表示，自己更倾向于用“人”这样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字眼。他认为，诗人不是布道者，不是传教士，诗歌和人的关系，或者说诗人和人、和读者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诗人和读者的一种相会，或者说文本和读者的一种相会。
“任何人不能说他很了解自身。”他强调说，“对我来说，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诗人的写作，他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身，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他者，更好地了解世界。所以，对于我来说，写作意味着一种探索，一种对自我、对他者、对世界的探索。”
莫言也非常赞同阿多尼斯对上述话题的阐释。他说，不能以此局限、看小诗歌和文学作品。在阿多尼斯的诗歌里，可以看到处处都有关于祖国的一些议论，处处有对阿拉伯世界现状的一些描述和忧虑，字里行间都可以感受到他对阿拉伯世界当下状况的一些痛苦思索。但是他用艺术化的语言来表述，把这些情感、思索等都掩盖在巨大的诗歌的意象之下。让读者强烈感受到，这是一个人的歌唱，是一个诗人站在人类的立场上的一种反思的、顿悟的诗歌语言。这样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与他的丰富的想象力相联系的，超越了具体的政治、宗教等等形态的超然的象征性的语言。在他的诗歌里描述人跟自然的关系，涉及到现实生活的时候也反思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某些篇章里也可以看到他用诗歌描述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创造的艺术形象应超越国界和阶级
3
“更重要的是，我读到了诗人通过诗歌这样一种形式——自己提问，然后自己来应答。他把诗歌当成了剖析自我的一种工具，通过诗歌展露自己内心世界，也通过诗歌审视着自己的内心世界。我想这样一种站在人的角度上的写作，毫无疑问是我们小说家，所有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必须遵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莫言说，一旦诗歌、小说具体到跟意识形态等量齐观一样高的层面上，这种艺术就失去了它超脱于现实的意义。所以好的诗歌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应该超越时空。
同时，莫言认为，把历史简化成单线条或简单的表述是难以概括的，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他也不应该总是把目光盯在权势者，像中国伟大的诗人屈原，他的思维已远远超越了现实政治。
阿多尼斯非常赞成莫言的观点，认为把政治史视为人类历史是错误的，政治只是文化和社会的一部分，一个伟大的作家、诗人不能仅仅满足于批判权势，还应该对整个社会和文化提出质疑和批判。
“我觉得诗人也在用诗歌创造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莫言补充说，阿多尼斯的诗集里有一句——“给老鼠一根皮鞭，它立刻就会像暴君一样趾高气扬。”这就是超越了具体的政治的艺术形象，可以想像到，每个时代里，都可以看到“挥舞着皮鞭的老鼠”。阿多尼斯的诗集中还有一句——“一只举着香瓜漫步的野兽”，这个意象也很美。诗人通过用诗歌营造的这种艺术形象，跟小说家用小说文体营造的典型人物形象，应该都是超越了国界、阶级。
对于如何寻找中国文学和阿拉伯世界的文学的交汇点，阿多尼斯遗憾地表示，自己对中国还不是非常了解，如果想更好地了解中国，可能要一辈子的时间。他表示，一位名人说过，“知识虽然远在中国，也当求之”，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非常悠久，希望这种关系在现在和未来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往纵深发展，更多地探及文化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