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四川•记忆】 焦敬超 ‖ 成都“工合”承织军毯工作述略
本文刊于《巴蜀史志》2018年第6期
军毯是重要的军需品，直接关系到前方战士的冷暖，对保障士兵战斗力有积极作用，因而间接影响到前线战况。1938年中国工业合作社在武汉成立，简称“工合”。“工合”以工业生产为目标，采取合作化方式，组织民众进行生产，其中对抗战所作的一项较大贡献就是为参加抗日作战的士兵制作大批毛毯。1939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与军政部签订合约，承织军毯40万条，“工合”西北区办事处和川康区办事处为主要承制单位，成都“工合”事务所则织造7.5万条。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成都“工合”织造军毯一事关注甚少，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暂无相关学术专著介绍其织造军毯的过程、生产特点及历史贡献等。因此，笔者利用川康“工合”创办的期刊及相关的“工合”书籍，勾勒出成都“工合”织造军毯的基本情况，以突显成都“工合”在军毯运动中的贡献及对抗战的支持，以期丰富与深化中国近代工业史研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占领工业较集中的东南沿海及华北、华中各地，并大肆掠夺与破坏，严重打击了中国工业，造成中国后方军用与生活物资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1938年3月19日及4月3日，在上海各界人士及国际友人出席的“星一聚餐会”上，美国进步记者海伦·斯若·埃德加及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等外国友人提出“一个在中国建立工业合作社的概略计划”，即利用大后方的丰富资源和流落到抗战后方的工人、难民，从事各种迫切需要的日用工业品生产，供应军需民用。这一设想得到与会人士赞同，并经过国内各派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于1938年8月在武汉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中国的工业合作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产物，它以工业生产为目标，采取合作化方式，组织民众进行生产。“工合”对抗战所做的一项较大贡献，就是为参加抗日作战的士兵制作大批毛毯。
路易·艾黎（左）和宋庆龄(图片来自网络)
1938年，路易·艾黎看到前方浴血奋战的国军战士在寒冷的冬季里，军服、棉毯异常单薄，且伤病员的情况也是如此。而日本军队的情况则截然相反，正如尼姆·威尔斯所说：“他们穿的和盖的都是用羊毛制成的舒适惬意的大衣和毯子。”这样的苦况，让路易·艾黎大受震动，当即致函宋美龄：“江西前方浴血将士，在寒夜无被遮体，冻毙堪虞” ，于是宋美龄邀请路易·艾黎及史迈士先生等人草拟1939年制造军毯计划，军政部也于1939年1月与“工合”协会开始商定合约，规定：“在1939年10月以前，‘工合’承造军毯100万条，以供军用。2月1日开始纺毛，4月1日开始织造，5月31日开始交货，同时，拨付专款训练纺织工人及购买生产所需设备。另外，军政部每月预付国币100万元，用以购买羊毛及支付工资，并商请国际贸易委员会供给羊毛，农本局供给棉纱”。1939年6月1日，军政部正式与“工合”协会签订军毯织造合约，“工合”协会随即向军政部申请增加生产军毯的计划。8月1日，军政部同意“工合”在1939年12月底前织造军毯40万条，其中“工合”西北区办事处应织造军毯25万条，“工合”川康区办事处应织造军毯15万条，成都“工合”事务所则织造7.5万条。
成都“工合”事业的推动，始于1939年2月，先成立“工合”川康区驻蓉办事处，后又改为成都“工合”事务所，位于成都市上汪家拐街35号。但因成立时间较短，并未创立工业合作社，所以必须依赖当地私营的纺织工厂。由于军毯数目庞大，合同签订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工合”协会就帮川康、西北两区发动数十万人，来完成这项重大使命，过程中遇到了无数困难。
路易·艾黎，新西兰人，1927年前往中国，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60年。（资料图片来自）
购料难 虽然川康地区山脉绵互、地多高寒，为提倡畜牧事业、发展毛织工业适宜之地，但两区所产羊毛，平时大都输出国外，导致成都及周边地区没有足够的羊毛供给于生产。
生产设备较落后 在现代工业机械化的环境之下，用手工业来制造任何一种物品，并兼顾产量、品质及成本三个主要条件，较难与机械化的产品相竞争。因此成都“工合”承制军毯初期，对于这三个主要条件均无法兼顾。如在毛毯整理的过程中，没有相关设备可用于洗毯、缩毯、起毛等工序，只有用很简陋的机械完成。
生产技术不成熟 成都的织毯工人原多为棉织工人，对织造军毯的工序并不了解。因棉、毛两种面料性质不同，如继续用弹棉的方式来弹毛，会使毛纤维织在里面只是打转，弹出来的毛也常有小球状的毛团，纺出来的毛线品质自然不佳，更重要的是还会使纺毛速率减低，废毛增加。其次，大部分人对机械的使用也一窍不通。
远赴“万里”采购原料 因为军毯生产是“工合”协会同政府签订的最大的一项合同，为确保整个合作社的信誉，路易·艾黎决定亲自带领“工合”中年轻的工作人员从灌县步行300多公里前往阿坝州松潘地区采购羊毛，同时也受宋美龄的委托去证实松潘地区有金矿的报告是否属实。
位于宝鸡凤县双石铺柏家坪的路易·艾黎旧居 (张龙 摄)
因有路易·艾黎事必躬亲的态度，阿坝州各西藏的羊毛顺利运往灌县，缓解了成都“工合”生产初期原料上的不足。但好景不长，自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海上运输线随即被日军封锁，通过印度到中国的交通线也被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因英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于1940年暂被关闭。所以至1939年年末，棉纱价格骤增，成都旧式的纺织厂纷纷被收购，用以纺棉；同时羊毛供给者不能继续供给羊毛，导致军毯的生产工作有所迟缓。“工合”协会得知后，当即派遣经验丰富的采办人前往成都，但市场中的羊毛早已售罄，且中国外汇猛跌，富商争相抢购原料，囤积居奇，加之染色合作社的器械装置及发电马达等设备出现故障，最终导致成都纺织生产合作社停工50余日，较严重地影响了社员生活，部分纺织工人纷纷要求成都“工合”事务所发放伙食津贴，以补贴家用。直至12月1日，经多方协商，由国际贸易委员会供给成都纺织生产社所需之羊毛，生产合作社才逐渐复工，染色合作社也加速染造军毯，在12月底交付军毯3万条。1939年12月25日，要求“工合”协会织造的4万条军毯，须在1940年1月底交付，成都“工合”不仅如期如数完成任务，还多织造3万条军毯。
日臻完善的管理 成都“工合”事务所为保证军毯质量，根据织造纺织生产社所在的区域，将其划分为4个区；同时还从事务所中派遣4人对这4个区的生产合作社进行视察及技术指导，并做成统计表格，定期开会总结，如遇有生产合作社不愿接受视察或指导时，事务所将立即召开会议，要求其竭力整改。另外，因生产经费有限，为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间接费用，成都“工合”事务所要求纺织合作社组织联合社，即运销合作联合社，主要负责为所属的生产合作社购买原料、收集军毯运往重庆交付。
推陈出新的生产技术 成都“工合”事务所为使工人们尽快熟悉织造军毯的工序，将整毛、纺毛、织毯及理毯4个程序做成说明书，并写好各程序的标准，发放各生产社，随即派员逐一调查各合作社的生产设备、原料等情况。随后，在内迁的金陵大学等校师生帮助下，将他们的经验与学识应用于“工合”生产，改良合作社普遍使用的纺车和织布机。并按其图样做成缩呢机、松毛机等纺织器械。其中缩毛机的使用效果较好，只需在使用过程中加入少许水即可缩毛，有效解决了每日产量较低的现象，生产效率也提升了数十倍；而弹毛机的使用也解决了军毯中杂毛含量较高的现象。另外，成都华西大学化学系染色专业派遣了多名毕业生协同成都“工合”事务所研究军毯的染色技术，即试用单宁酸（由五倍子中提取）加硫化铁代替靛青。其染色技术不仅方法简捷，且价格低廉，更保证军毯的颜色历久不变，即使羊毛破旧，其颜色仍在，品质堪比舶来品。
开设“工合”妇女职业训练班 成都地处西部边陲，大多工人受教育程度较低，其中以妇女占多数。成都“工合”事务所为解决此项困难，于1939年9月中旬增设教育股，以促进工人教育为原则，聘请李子真女士掌管教育事宜。为尽快让妇女掌握纺毛、织毛等生产工序，成都“工合”事务所在成都东门外创办了一个专为军政部织造军毯的妇女纺毛训练班，共有60人参加受训，其中有不少为抗战前途着想的小康之家妇女，有为增加后方生产力量专门学习织毛技术的妇女，还有为解决生活问题而加入的妇女。在她们的带动、鼓舞下，许多妇女踊跃报名参加，粗略统计有2500人。李子真感到急需扩充妇女训练班，又在成都市儿童保育院、城北华英女中、四圣祠民房、东门外民房4处继续开设纺毛训练班。
自1939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承织军毯后，成都“工合”事务所在军毯运动中以加紧督导军毯、健全各社组织、实施社员训练、加强技术改进为要务，为使工作推动顺利，除增加办公人员外，还将所内人员分为组织、教育、财务、技术4股以专责成，在问题中边做边改进，使生产合作社在技术、设备、管理上日趋成熟。中途虽因原料一度断绝而致工作暂停，但后努力赶造，在较困难环境中完成军毯7.5万条运送前方，为英勇抗战的将士御寒之用。“从该所开办至今，前后织出大批军毯和棉布，1940年年初又购得棉纱5万元”，拟织造出棉布以供前方军需及后方民用。
成都作为抗战大后方，在工业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织造军毯过程中依靠广大群众，经过一系列技术改进，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军毯运动，为支持抗战作出了贡献，其意义有以下几点：
（一）增加生产，供给战地军需，抵制日货倾销
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后，日军将对我国的经济侵略提升到与军事进攻相同的重要地位，商业因受战争影响大多倒闭或萧条，代之而起的是走私的猖獗和日货的充斥，这也是日军对华经济侵略的另一种手段，既可吸收中国的法币，收买战略物资，还可套换外汇。因日货来路很秘密，所以具体数字无法统计，但种类繁多，如布料、金属、玻璃、罐头、文具等生活用品，其贸易额的惊人可想而知。但由于战时生产量不足，无法满足军需民用，故明知日货充斥的弊害，但又无法避免，再加上奸商、不良军人等助长走私风气，于是形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成都“工合”事务所成立后，先后创设织布、洗涤、染织等合作社，利用较充足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积极从事军毯生产，前后共织出大批军毯和棉布，共计国币1667741.38元，以缓解军需民用的紧张局面。
（二）争取和抢运后方物资
收买和掠夺后方物资是日军经济侵略的又一重要目标。四川甘孜、阿坝两州为牧区，出产的大量羊毛被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资本的力量，低价购买做原料，本省的纺毛工业也随之受影响。同时，成都的织布业多属于机户性质，1944年以前暂无一家机械织布厂，所纺的纱、织的布供给军需尚虞不足。成都“工合”事务所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帮助下把当地的羊毛收集起来，有计划地从事军毯生产，同时采取副业经营，把附近的农民集中组织到成都“工合”从事羊毛的加工制造，还组织运销合作联合社运送军毯以降低生产费用。
（三）加强技术改进，保护后方工业
由于经济反封锁的工作成效甚微，致使后方仍有不少的敌货充斥整个市场，使内陆诸多手工业无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机械工业相竞争，从而遭受压抑和亏损，不能顺畅发展。若想保护后方的民族工业，除严密执行经济反封锁，广泛开展工业合作运动外，还应加强生产技术的改进。为提高生产效率，尽快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成都“工合”事务所分派技术员前往各生产合作社指导技术改进；联合华西大学利用土产及现有工具，改良染色技术，保证军毯质量；对纺织女工进行技术训练，举办妇女纺毛训练班，不但每天纺毛数量增加了，技术也精巧了，其品质更堪比舶来品。
1939年8月至1945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共承织4批军毯，后因豫湘桂战事影响，交通工具缺乏，原料成品运输困难，及军需署未能按时拨料拨款等原因，致使织毯产地缩减，西北区有宝鸡、西安、兰州、天水4处，而西南区惟有成都1处；其次，工厂较多之成都、西安等地工人不易招致，尤以成都为甚，往往训练甫行纯熟，即被其他纺织厂商或提高待遇或用其他方法暗中雇去，使军毯生产大受影响。这种情况实际上也是大后方工业生产的一大通病，致使有效的人力资源得不到合理运用，值得认真反思。
（载《巴蜀史志》2018年第6期，总第220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 焦敬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