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中英:如何培育数字时代“原住民”的价值理性?

教育使命,点滴随行。

石中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明远教育书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会理事
不同世代感知数字时代挑战的差异性
现在人类已经进入数字时代,这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实。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不管我们的态度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我们已经身处在这样一个时代。
有很多研究表明,不同年龄的人对这个时代的感受是不一样的。“00后”被称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他们从一出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数字化的世界,数字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原初生活、日常生活;“80后”被称为数字时代的“移民”,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还可以适应数字社会的要求;像我们“60后”就是数字时代的“难民”了,适应这个时代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技术上都有不小的困难,不太愿意走进这个时代;至于“50后”“40后”,那就是数字时代的“灾民”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受到数字时代的极大挑战,今天还不太愿意使用微信、支付宝等作为日常生活的交往和付费工具。显而易见的是,数字时代给不同世代的人们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对数字时代不能仅仅从技术方面来审视,也要从人的角度、不同世代的角度来审视,这样才能够比较全面和准确地认识数字时代的人类学意义。
孩子们对数字时代的强依恋
我们的孩子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确实非常习惯于这样的一个世界,这就是他们原初的生活和成长环境。他们的娱乐、学习、交往、消费,甚至他们自我概念的建立,都依赖于数字产品和数字化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世界与这个数字化的世界是互嵌的、一体的。他们对数字时代的依恋程度远远高于我们。如果我们非要把他们的生命世界和数字世界隔离开来的话,往往会造成孩子们很大程度的反感,就好像夺取他们生命世界中的一个部分一样。正是因为这样,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当老师的,想去制止学生去使用数字产品,或者想采取强制的手段把他们与数字产品隔离开来,真的会给他们带来心理和精神上的困扰与痛苦。
记得我孩子念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在玩游戏,我要求他不要玩了。讲完以后半个小时,他还是在玩。后来我强行把他的电脑关机了。对于我的举动,孩子感到非常恼怒,我看得出来他眼睛里边有怒火。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愤怒,他说:“这个游戏是4个人玩的,我要退出来,我得先给人家打一声招呼。现在你不经我同意,就把电脑给我关了,以后我在网上还能跟谁去玩游戏?!”他的话触动了我,让我理解了电子游戏之于孩子生活的意义。游戏当中不仅有欢乐,也有友谊,还有游戏伙伴之间的承诺、合作、责任等。电子游戏已经成为他们这一代人生活、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在游戏中的表现就是他们符号化的自我。非常明显,我们对孩子游戏意义的认识与他们自己对游戏的体验相差很大,我们只看到游戏的工具价值并且比较了游戏的工具价值,他们则感受到游戏的本体价值并且珍视这种本体价值。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面对数字时代的来临,由于我们跟孩子处于不同的世代,我们很难理解各种具体的数字生活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意义。我们不经意间对孩子游戏权利的忽视和剥夺,极易给孩子的自我和社会性发展带来极大的挫折、威胁或伤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承认数字时代亲子之间“数字代沟”的存在,并努力地通过平等交流、对话了解孩子们的感受和想法,以矫正不同世代看待问题的“视差”。
数字时代的人才素质
数字时代对人才素质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有很多研究者发表了相关的观点,包括伊恩和瑞恩的这本书——《教育未来简史》。我觉得数字时代的人们要拥抱变化、直面不确定性。随着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我们的社会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都发生着快速的变化,不确定性、高风险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人类不得不走出以往对稳定性、确定性和低风险生存状态的追求,适应一个从技术到社会再到思维习惯不断变化的未来。说实话,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人类正在步入一个由数字技术所定义的新纪元,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数字时代人应该具备的诸多素养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数字素养或信息素养。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国际组织在谈到这个时代人才应该具备的核心素养时,都强调数字素养或信息素养。它们是一个人在数字时代生活、工作、交往等所应该具备的基本态度、知识、情感、价值观等。没有这些素养,一个人就不能够满足数字时代生活、工作、交往的基本要求。
这些要求既包括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也包括认知、思维、道德和价值观层面的东西。就数字技术的素养来说,青少年学生至少应该懂得数字技术在日常生活、工作和交往中的应用,并熟练地掌握它们。就数字技术的认知素养来说,青少年学生至少应该懂得一些最起码的编程、算法,了解数字技术的科学和工程原理。就数字素养中的思维素养而言,培养青少年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至关重要,有助于他们辨别各种各样的信息及其价值所在。就数字素养的道德和价值层面而言,未来青少年学生应当发展基于数字技术的道德和价值敏感性,坚决不做那些有悖于法律、伦理和价值的事情。
提高孩子批判性的信息素养
数字时代的知识已经碎片化甚至信息化,一个人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遭遇大量信息化的知识。一方面,这加快了知识传播的速度;另一方面,这一现象也对人们的知识判断或信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哪些信息是可靠的,哪些信息是合理的,哪些信息是有益的,哪些信息是冗余的,哪些信息是有害的,都需要理性地思考和辨别。
人类行为都是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总根据一定的信息来制定行为的策略。如果我们对于自己所获得的——不管是被动获得的还是主动获得的——信息缺少辨别力的话,那么我们就成了信息的奴隶,我们以信息为基础的感受、推理、判断和行动就都被信息发布者所操纵了。更经常发生的是,我们可能会受到已经接收的信息的影响或规训,倾向于只感知和接受我们所偏好的信息,从而像蚕一样构筑“信息茧房”,作茧自缚。所以,在数字时代,培养青少年批判性的信息素养至关重要。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我们经常碰到学生的某种态度倾向发生问题。认真分析的话,就可以发现,他们之所以会出现态度倾向问题,是因为他们对社会信息的选择出了问题。要想矫正他们的社会态度,教育者就必须提供新的更加丰富的信息,以打破信息茧房对他们的束缚作用,使他们批判性地看待自己所获得的信息。
数字时代的价值与伦理问题
这里要提醒注意数字时代的价值和伦理问题。在数字时代,人类的基本价值和伦理要求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比如说要尊重,要宽容,要有爱,要有自由精神,等等。但是一个人怎样才能做这些价值的信奉者、实践者、弘扬者,数字时代向青少年提出了新挑战。在网络上隐身之后,人们的行为是否还应当受价值和道德正当性的约束?数字时代的人对人权、隐私、平等、公正等价值范畴的理解有什么变化?无底线的“人肉搜索”是否符合法律和道德?诸如此类的问题是传统社会所没有遇到过的。所以,我们说,数字时代并不是一个价值和道德真空的时代,青少年通过网络等途径了解了各种各样的价值和道德主张,其中有一些是积极的、高尚的,也有一些是消极的、颓废的。面对突然涌现出来的各种价值和道德观念,青少年需要有足够的价值和道德理解能力、辨别能力和判断能力,才能够不陷入价值和道德迷茫,找到正确的价值和道德方向。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时代,一个人的数字权利应当确立起来,同时各种数据的使用应当得到法律和伦理的支持,滥用数字技术威胁人类尊严、权利和自由等的事情绝对不应该发生,或者说,应该通过立法的手段确立数字时代的价值和道德底线。
培养数字时代青少年的价值理性
在数字时代,知识、信息、价值观的获得都变得更加容易。就价值观这个领域来说,现在的环境价值多元,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孩子们从游戏当中,从与同学的交往当中,从网络世界获得了一些我们可能并不想看到的价值观,但是他们获得了,而且这种价值观也有一定的事实支撑——当然这个事实或者信息可能是片面的。在这个时代,我想价值观多元的现象会越来越突出,价值观的冲突可能越来越频繁,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首先,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在思想上要认识到,在一个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富裕的时代里,存在多种价值观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孩子暴露在一个价值观越来越多元的环境中,这也是数字时代“原住民”的生存特点。我们不能够再幻想回到过去那个比较稳定、价值一致、各种价值主张有序排列的时代。
其次,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承认,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发生价值冲突是很正常的现象,是教育工作者必须要客观面对的事实,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教育课题。我们不能再想象一个没有价值冲突的教育世界或教育生活的存在。教师、家长必须时刻准备着面对青少年中间以及青少年与成人之间发生的各种价值冲突。
再次,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冲突是孩子们开展价值学习、提高价值素养的宝贵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价值冲突的发生展现了不同价值视野、价值立场、价值原则或价值理想的存在,为冲突双方开展价值交流与对话创造了机遇或条件。在价值冲突发生的时候,教育者作为可以发挥主导性作用的一方,先不要急着做判断、下结论,而要鼓励孩子们将自己的价值立场、观点或价值思维的方式方法表达出来,同时也促进冲突的另一方面将自己的价值立场、观点或价值思维方式方法展现出来,并引导双方开展深入的价值交流、对话与协商。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的价值理性就逐渐培养起来了。
总之,在数字时代的价值教育问题上,靠灌输或压服是不行的。这种价值教育的方法容易导致孩子们面服心不服,到头来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他只会听从自己心中的价值观,不会听从教育者强加给他的价值观。价值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引导青少年接受价值共识、形成坚定的价值信念,并将它们贯穿到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去,在这一方面,学校、家庭和社会相关群体还要做更多的工作。

(来源:“教育科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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