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民国知识人书信里的性情世界 | 学吧精选
1930年6月3日，已经从上海回到北平居住的徐霞村给老朋友戴望舒写信，信中写道：“据我的经验，上海好像不是一个使人写信的地方”。徐霞村的判断由何而来不大确知，信中也没有字句能佐证。但徐霞村紧接着也承认，“现在却接到你这么长的一封信，这真是奇迹了”。将这两句话并置在一起，无疑起到让收信人感到自己早先寄出的信令对方无比珍视的效果。然而，这两句话也隐隐透出一个事实，上海既然是一个产生“奇迹”的地方，上海的知识分子也并非如徐霞村所想象的不好写信。
戴望舒致陈梦家手札
菲利普·阿里艾斯指出，写信是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欧洲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19世纪后半叶，铁路的建造和其他技术的进步使这一时期变成了纸张主宰的世纪。分散的家庭主要通过写信来联络感情。写信的风气在中产阶级之间蔚为流行。书信往返成了各地布尔乔亚情绪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写信人就像收信人一样，默默认定德国人所称的“通信秘密”是会受到保障的。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每天也会收到大量信件，并写信给他们的朋友、同事与家人。柳亚子在致两个儿子的信中谈及自己目前的生活内容，“我是吃饭睡觉而外，看看报，写写信，看看书，如此而已”。鲁迅每天的收发信频次尤为密集。仅考察鲁迅在1928年1月1日至1月31日间的收发信情况可以看出，鲁迅在1月的31天中，有收信或写信与发信内容的就有20天之多。收发信的对象李小峰、江绍原、许钦文、陈学昭等人或为与其有业务往来的出版业经营者，或为过从较密之友人。可见，围绕书信展开的活动不仅构成鲁迅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且是以著文为生的鲁迅构建其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途径之一。
柳亚子手迹
而在周瘦鹃看来，“情书者，男女间写心抒怀而用以通情愫者。情书之作，所以表情也，其性情中人而善用其情者，每能作缠绵肺挚之情书，而出以清俊韵逸之辞。”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学会并习惯于给他们的爱人写抒发私密情感的信件。他们身边的爱人不在身边时，这样的通信更为频繁。知识分子经常使用各种昵称表达他们对爱人的依恋和思念。鲁迅与许广平相互往复、书信传情的“两地书”众所周知。1930年代初，在胡也频离沪前往山东工作期间，丁玲在给胡也频的家信中分别运用了“我爱的频”、“美美”和“爱人”三个称呼，在落款处自称为“你爱的曼伽”。在郁达夫狂热地恋上王映霞的期间，书信往来也是他与王映霞之间交流沟通的重要方式之一。
鲁迅致许广平手札影印件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生性浪漫、感情奔放的知识分子尽管早已有家室妻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写给与之交往密切的异性朋友的信中使用亲昵的语言。柳亚子与谢冰莹的忘年交已是文坛佳话。在给谢冰莹的信中，45岁的柳亚子一方面表达了强烈的希望与谢冰莹拉近距离之意：“你为什么又要叫我‘长者’呢？我是很愿意做一个小孩子呢！”，另一方面又对谢冰莹的日常生活流露出无微不至的关爱之情：“你怎样会摔了一大交呢？真是小孩子，连路都走不来。现在已经好了吗？很挂念！”因欲前往杭州游玩，让柳亚子感到依依不舍的别离：“小别一星期，居然有点难过，我们真是情感太重了”。在杭州旅游的一周间，柳亚子几乎天天给谢冰莹写信。其中一封信盛赞白马湖的风景，末尾的省略号不免给人以意在言外之遐思：“白马湖真好，有山有水，不愧是一个世外桃源。可是······”即将回沪的时刻也让他按捺不住与谢冰莹再聚的期盼与喜悦：“趁上午九时四十五分特快通车，下午二时抵北站，我们又可相见了。一周间的小别，总算告一个段落吧！”
信件并非总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像波西斯所说的是在公开与隐私、社会与个人之间“妥协的象征”。信件的内容既有知识分子的“私情”，也有知识分子赖以养家糊口的职业、生计有关的“公事”。在郁达夫1927年初的日记中，尽管没有记帐式地记录每天收发信细节，但时常有“看了许多信札”、“开拆了许多信件”之类的话，由此可见时负责打理创造社上海出版部事物的郁达夫大致是每间隔几日，便将所收之信件集中拆看处理的习惯。在鲁迅、赵景深、胡愈之等许多知识分子的书信中，都有大量涉及版税、稿费、书稿等“公事”内容的信函。
胡愈之工作书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与“私”向来是一对模糊、变动的概念。相对于家庭中的个人作为“私”而言，家庭是“公”；相对于个别家庭之作为“私”而言，社会或国家就是“公”‘相对于个别的国家之作为“私”而言，国际社会就是“公”。个人处于这种多层次的同心圆展开的过程之中，常面临多重的身份与责任互相冲突的问题。将两者视为不断互动、相互界定，而非僵化对执的范畴，尤其以个人与群体之重建，为探测数百年变动之触角。知识分子也时常在涉及职业、生计等“公事”范畴内注入人情、关系等私人因素，从而模糊了信件中的“公事”与“私情”之间的边界。在上海知识分子的信件中，时有请对方在权限范围内帮忙、救急、推荐自己的熟人至对方处工作等内容。叶鼎洛从奉天到上海，难以立足，遂写信给汪馥泉，请其帮忙谋职：“你不妨替我弄弄冷板凳的事情看（教图画吧），不过每月的收入总至少要在百元以外”。书信不仅是郁达夫处理出版部工作的内容之一，还成为郁达夫为挽救创造社出版部避免被查封的沟通方式。当他“听到了一个消息，说上海的当局，要来封锁创造社出版部”的时候，“去徐志摩那里，托他为我写了一封致丁文江的信”。次日中午，“方见梁君拿了任君的复信回来。任君复信谓事可安全，当不至有意外惨剧也”。1929年11月4日，时在中国公学任教的沈从文致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一封信，希望能够准许自己的妹妹入学。从该信中透出一个明显的信息，即这是沈从文的一桩个人私事。然而，又因与学校现有规则制度存在些许矛盾，故沈从文给胡适写信，希望能在不与学校制度发生抵触的情况下予以通融。沈从文先提出一个较具常理性的变通方案，又紧接着作了倘或不行的假设后果，信末再附以不能因私废公之句收尾，好使胡适顺水推舟应允下来。在不触碰“公”的原则的基础上，借助自己原本形成的私人关系网络，加之合乎情理的变通方案，知识分子在“公事”之中灵活、成功地注入了“私”的元素。
徐志摩手札
当知识分子之间由于各种原因日渐疏远，相互之间的往来书信措辞也日渐“公事”化。昔日的无间“私”言难以为继，不免令当事人心生唏嘘。于赓虞到上海见到赵景深，引起了赵景深的慨叹“要是你不来，我的枯燥的生活将继续下去，甚至不能开一朵小花。从前的好些老朋友，通信也成为公务了。要像以前那样在信里有一搭没一搭的乱谈一阵是不能够的了。我只感到工作的紧张，连拜访朋友的余暇都没有！”
家庭信件的读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它会从一个人传到下一个人，而每过一道手就要经过一番考察，因此根本就没有秘密和隐私可言。与家人的书信往来，是从乡土来到城市的知识分子维系亲缘关系的主要途径之一。他们从家人写来的信件中了解父母、弟兄姐妹等至亲家人的最新近况，并为这些状况而情绪起伏。柳亚子的家书中，时常是一封信同时写给柳无非、柳无垢两个儿子。郁达夫在未见到王映霞前，妻子孙荃的来信令他倍感难过：“看了我女人的来书，伤心极了。她责备我没有信给她，她说在雪里去前门寄皮袍子来给我，她又说要我买些东西送归北京去”。初来上海不久的柔石接到女友的来信，心情大好：“早晨起来，就得到久未通信的震东（浙江台州人，生平不详，柔石的女友，参见该引文注释原文）的信，虽则三页信纸，而我不能不说这是CHIRSTMAS给我的好现象。我很快乐，此刻已写好回信”。当接到父亲来信后，他又为信中所提及家中状况愁眉不展：“昨天接到父亲底信，云：帝江弟妹均小病，景况萧瑟，药石为难；且年成荒歉，告贷不易。···我读了信，心灰意冷！问自己不知如何解脱。”对于左翼文人夏征农而言，“家里的信，从来不曾给过我好消息；不是说穷，便是诉苦。我拿着信，心里很不耐烦起来，我不愿把它拆开，甚至没有勇气把它拆开”。
郁达夫手札
中国人的“心”对“身”的照顾，始自家庭。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互相表达“心意”的方式，就是轮流“养”对方。问候父母及友人的身体健康并谈及自己在上海的饮食起居等生活状况，是知识分子在家信中的主要内容。柳亚子在致两个时在外求学的儿子的信中，时常问及当地的天气状况及对方身体状况：“今天天气甚冷，我们烧了洋油火炉。不知你们冷否？”“你们都好吗？非的下半个身体怎样了？大概是□□（原文如此，笔者注）上的两针在作怪”。“昨夜和今晨飓风暴雨，我的写字台上积起水来，真是一塔糊涂（原文如此，笔者注）。你们洞里怎么样？木板想早已搁起来，上课时会翻下水去吗？或是被大风吹倒在马路上吗？很挂念着！”徐志摩在致父母的信中，多次问及母亲的健康状况：“妈连着几天辛苦，觉得怎样，胃口仍能如旧否，那晚张医生来了没有”；“爸爸说，妈前晚因鼠子闹，不曾睡好，昨早上有些气喘，不知已平复否？为念”；“爸爸返硖后情形如何，不曾得知。前函诸针药并用，不知伯父以为然否”；“儿因看妈上车时衰弱情状，心中甚为难过，无时不在念中”。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家族成员之间的往来信件中传达的信息包括孩子、家庭事务、参观游览，最重要的就是亲属们的健康，但在深层次的私人情感方面却几乎是空白。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克己复礼”，意在教导人们不宜将个体的情绪直接外露。因此，书信中透出的私人情绪与观点的表达，就是通信双方不见外的表现。沈从文在致友人的信中时常提及自己因当下生活状况的艰辛而产生的各种情绪变化：“目下则除了这样写三块钱一千字的小说以外就是坐到家中发自己的脾气”；“数年来心情殊恶，到近来则更觉于空空洞洞之虚名无所用，故目下作文章亦职位对付生活”；“身体坏则毫无生趣科研，故虽教书亦恐不能长久，···我这时是觉得生活在我只是一种苦事”；“近月来人瘦得像鬼，一切事皆不能发生兴味，乃不知如何重新来做人。”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开埠口岸之一，个人隐私观念在近代上海较之其他城市更为深入人心。信件无疑是他人隐私的一个象征。然而，对于以私拆他人信件这一侵犯隐私权行为的宽容，有时会被知识分子用来作为对友人的亲近态度。何家槐有一次在徐志摩的抽屉里乱翻，“看他的许多信简。过几天去的时候，他很严正的责问我：‘家槐，你为什么看我的私信？你知道这是犯法的，许多夫妻竟因此离异。’但那严正只是一刹那的。看见我不声响，生怕我难堪，于是他又很温柔的说：‘不过我是不要紧的，你千万不要介意。’”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陆远）
“你读书，我送书”活动
中奖名单（1月10日）
作者：smallmaidou
《李欣频创意课系列》。起初是被诚品的文案惊艳到了，广告词都写得那么文艺范儿却不空洞。然后知道了李欣频，再然后一口气读完了她的创意课系列。虚拟死亡、删除旧自我、多重角色体验、旅行是后天混血的过程等等一些观念，让我扩容了脑域，复苏了感官，也刷新了一些认知。原来平凡生活注入了创意也可以让生命变得有弹性，而创意创新其实最终都来源于心灵上的自我改造。
作者：as小黄
2015年读到的好书应该是《谁为穆斯林说话》，一本不是很厚的书，但是深入浅出。我本来对伊斯兰教就跟有兴趣，这本书基本上就是我对伊斯兰教看法的又一次升华了。强力推荐大家一读。尤其是在这个似乎把伊斯兰视为异端的年代。这本书首先的一个亮点，就是不拿理说理，而是让数据说话，此书的创作基于盖洛普公司的调查数据，(就是教科书上经常举例成功预测了多少次美国大选的那个公司）不左不右，拿数据让你自己思考。其次就是两名作者都是专业研究伊斯兰工作的社会科学家，不是什么政客，也不是御用文人，在对待伊斯兰的问题上，显然这些专门研究伊斯兰的学者才最有发言权。 第三，在全世界仿佛都视伊斯兰为亚文化，为某种与普世价值不容的文化体系时（其标志就是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和民主自由独大的论调），真正的学者应该坚定一个学者应有的立场，绝不人云亦云，坚决用事实说话。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一个典范。本书的写作始于911事件，一个令所有美国人感到尴尬的日子，但是同样作为美国人的两名作者却超越了成见和误解，敢于将真正的伊斯兰展现给世人。伊斯兰教的一些问题现在正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涉及文化，政治，经济，宗教，价值等各种层面。可惜国内学者对于宗教不重视，国内的伊斯兰教发展现状也堪忧，但是这正证明了研究伊斯兰教这一宗教社会学问题的必要性。同时希望广大社会学学子能多关注宗教这一方面的问题，填补国内宗教研究方面空白颇多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