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花木兰》的两点思考

作者：莫小北

一、女权是结果，更是过程

电影《花木兰》上映后，有褒有贬。笔者在观看了这部号称具有女性主义特色的影片后发现，同当下流行的很多所谓“大女主”影视作品一样，《花木兰》在传达女性主义思想时，走入了以结果取代过程的弊端。

以结果取代过程，就是说在体现女性角色的女性主义特质时，没有展现她成长的过程，而是眨眼之间，就让她成为了女性主义者。比如《花木兰》中，木兰的每次“升级”，都靠凤凰来完成一场短小到空洞的仪式，凤凰不仅是木兰克服困境的标志，更是木兰克服困境的手段，凤凰一出，木兰无敌，她经历的考验和抉择却隐而不彰，觉醒的过程也被涂抹和失语掉了。

以过程取代结果有三个不足：

首先，使人忽视了男权统治的难于改变，让人觉得结果很容易实现。比如电视剧中，女性角色通过男性的点拨或支持，迅速而轻易地就能够实现阶层跃迁，这样的女权作为男性操控的女权，并不能体现女权因（on）自己、由（by）自己、为（for）自己的特征。

三次女性主义运动和今天女性主义者的发声启示我们，男权统治绝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改革的现象。但是过程的消失恰恰给人们一种暗示：男权统治的改变不费吹灰之力，不需要觉醒、努力、奋斗，只要掉几滴眼泪、喊几句口号、做几下样子就好了。

其次，导致对“女权”的误解。女权是追求性别平等的诉求和实践。过程的压缩意味着对戏剧性效果的追求由结果来体现。但结果倏忽而至的呈现效果，造成了人们对女权的错误认知，即女权和男权就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彼此“坐庄”，而丧失掉对女权的进步与不易的尊重。

“权力在被拥有之前，首先要被实践”，男权统治是如此，女权主义对男权统治的抵抗亦复如是，“实践”就是女权从发轫到成长、包括经历波折的社会化过程。这样的过程更值得关注，原因是——

其一，过程论展示了多元的、能动的、灵活的、真实的性别体验。结果论呈现的是从彼到此的线性轨迹，但这一条直线却化约掉了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多元性别实践，他们经验的丰富性体现在过程而不是结果上，但结果论则是僵硬的、形式化的、没有起伏的。

其二，过程论展示了现实社会中男权的压制性和女权抗争的反复性。过程论不仅告诉观者女性还没有实现结果，更重要的是，在男权统治既稳固又被不断刺破的生活中，过程的展示更加贴合实际。

由此可见，重结果轻过程的根源就在于对女性主义浮光掠影的“误识”：不去观察现实中的阻碍和挑战，即种种阳刚气的男权安排，以为女性“嗖”地就实现了依赖男性的独立女性之悖论。究其根源，还是对于女性处境的男权式想象。可见，如果不对惯常思维中的男权属性进行反省，就很容易跌入这样的窠臼。据此我们可以归纳出重视过程思路的长处在于——

首先，是结果更是过程的主张具有方法论意义，这启发我们在研究中去重视多变、流动、多态的性别操演。

第二，是结果更是过程的主张具有生活气息。在日常生活中，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女性主义是一个长期性的性别政治目标，另一方面，也要重视细微处所取得的女性主义式进步。

二、《花木兰》中的女巫

木兰与女巫的共性在于“气”：这是理解她们身份和境遇的核心。

女巫有两个特点：一是能力异常，二是会带来坏的结果（魔法师显然没有第二点）。

对于女巫的污名，释放了人们面对女巫的紧张和恐惧，即她虽可怕，但其地位和存在不被承认。

女巫所以可怕，是因为她的“出圈”“错位”，无法在既定秩序中得到安放。

所以女巫最后的自杀式保护木兰，可能是向男权秩序的回归，她死了，才能恢复在日常世界中的尊严。

传统社会中，女性有两种发声的方式：一是以男性的声带说话，二是不说等异常地说话。木兰的自我表现就是两种的混合，没被发现前是第一种，被发现后是第二种。

这版电影拿男性化的“气”来完成木兰的自我成长与实现，就显得不伦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