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联合国50周年丨他，被称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民间秘使”
红船编辑部
一、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民间秘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长期被台湾国民党当局霸占。国际社会正义之士曾多次呼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71年9月8日，时任印尼外交部长马利克到香港约见司徒眉生，谈了自己对印尼政府对外政策的不同思考、各国对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多种提案等。彼时，马利克担任联大主席基本已成定局，因此他提出当选联合国大会主席后，想在中国席位问题上有所作为，为了便于掌握分寸，他委托司徒眉生了解中国政府的具体想法。
年轻时的司徒眉生
得知此事，周恩来特意安排总理办公室负责外交事务的罗青长副主任同司徒眉生见面。罗青长对马利克的一番好意表示感谢，并提出中国的立场已在外交部声明中阐明，可将声明的英文稿传给马利克，希望他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帮助，“但不必勉为其难”。司徒眉生立即转告了马利克。
值得一提的是，马利克在与司徒眉生会面时，将印尼总统下发训令，要求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交的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提案投弃权票，对美国的提案投赞成票一事亦告知了司徒眉生。司徒眉生问马利克：“你研究过联大议事规则和主席的职权没有？有无特别发挥的空间？”马利克回答说：“仔细研究了，空间还是有的。”
司徒眉生建议道：“你现在已被选为本届联大会议主席，就不应站在一国外长的角度处理问题，而应站在联大主席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听罢司徒眉生的话，马利克基本定了心意。
投票当天，联大一改往日计票方式，采用公开唱票的方法。于是，一些国家不得不慎重考虑，是否再追随美国投票。
1971年10月25日（北京时间26日），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投票开始了。马利克宣布投票结果：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联合国历史上著名的2758号决议就此诞生。
罗青长后来在回忆文章《一槌定音》中，反复提及“多年朋友”“马利克先生的顾问”从中协调，做出鲜为人知的贡献，指的正是司徒眉生。
司徒眉生被称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民间秘使”。30多年后，司徒眉生追忆往事，不胜感慨。他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这样的结果是历史潮流，谁也抗拒不了，”每当人们对他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充当中国印尼两国牵线人加以赞许时，他总是说，“我只是因缘做了一点应做的事”。
司徒眉生
二、万隆会议力助中国
司徒眉生对于中国外交的帮助，不仅仅体现在上述事件中。作为一名知名爱国侨领，上世纪50至60年代，司徒眉生曾任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的私人外事助理、华语首席翻译，亲身参与印尼和中国高层几乎所有会晤、会谈，见证了中国与印尼建交、中国参加万隆会议、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中国与印尼恢复邦交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国和印尼两国友好关系发挥了特殊作用。
万隆会议时，司徒眉生既是采访会议的记者，也是会议工作人员，受苏加诺的委托，利用其华侨身份，在会前以聊天的方式向中国驻印尼使馆大使黄镇透露信息，提醒暗示有关问题。同时，作为记者，他利用社会接触面广，积极为中国代表团寻找住处，使周恩来总理住进了一位华侨的别墅。会议期间，他不但观点上影响着苏加诺，而且成为了“秘密特使”。
万隆会议一年后，1956年9月30日，苏加诺总统首次访华，特意要求司徒眉生与代表团同行。当负责出访的印尼官员询问司徒眉生在代表团以什么身份和职务出现时，苏加诺回答：“总统私人秘书。”当司徒眉生作为先遣队成员先期抵达北京西苑机场时，周恩来立即与他握手说：“这不是司徒眉生先生吗？”“我们老朋友又见面了嘛！”，并高兴地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介绍司徒眉生。苏加诺一生曾3次到中国访问，期间的会谈、演讲等基本都由司徒眉生担任现场口译。
万隆会议旧址
1965年，印尼“9·30”事件爆发，掀起了大规模反华浪潮。曾任苏加诺总统私人秘书的司徒眉生与众多华侨一样，人身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在苏加诺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司徒眉生离开了印尼，一家人几经辗转来到香港。就在司徒眉生认为可以稍加喘息的时候，印尼驻香港总领馆的一位朋友找到他，焦急地说：“印尼外交部发来电报，吊销了你的公务护照，这样香港当局就会把你遣送回印尼。现在电报还在我手里，我只能留下电报3个小时，然后就必须交给总领事了，因此你必须在3小时之内离开香港。”司徒眉生大吃一惊，连忙在朋友的护送下来到广州。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本打算把他们一家安置在北京。但司徒眉生认为这样安排不妥，如果自己真的安居北京，苏哈托集团就会宣传自己是中共派到苏加诺身边的间谍，让他们有了攻击中国的借口。因此，司徒眉生经过思考，决定到澳门定居。
也正是在澳门隐居期间，司徒眉生在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担任了“民间秘使”的角色，也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段故事。
【转自《红船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