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瑶》到《红蜻蜓》的华丽转身 || 作者 蔺国相
从《童瑶》到《红蜻蜓》的华丽转身
作者 ‖ 蔺国相
著名作家叶兆言在《陈年旧事》中写到：“人生一世，学什么专业不重要，干什么才重要，干成了什么更重要。”，有一部长篇小说叫《红蜻蜓》，讲的是与《童瑶》大同小异的故事，故事以一个名叫童瑶的文学爱好者因有文学才华而得到的爱慕并产生了婚外情，酿造出一桩人命关天的案件。主人公童瑶为了逃避法律的责任而畏罪潜逃到一处煤矿隐姓埋名以后在煤矿工作、生活和爱恋，通过现实生活的磨砺，使本该聪明和前途光明的童瑶认识到仅仅因为一时的“血性喷发”而伤害了本该是具有相同爱好的好友；通过情与爱、仁与义、道与德的“较量”和“洗涮”，心里萌发的“认罪伏法”感慨做出投案自首的明智之举；通过逃避、隐藏、忏悔多种多样复杂的思想斗争和认识，最后确在执行死刑以后把自己的器官捐献给需要医治疾病的人。
一
《童年的太阳》是杨华的微信公众网络平台，《童瑶》是《童年的太阳》里的系列故事，这个故事是以日记的形式一天一个章节，有规律、有思路、有逻辑推送给各位粉丝（读者）的，随着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和虚实结合的不断“未完待续”，阅读量日益增长，粉丝量陡增超越，从数以千计到数以万计而不至于，从写到最后、发到最后直到读到最后，粉丝（读者）呼吁高涨，要求把《童瑶》从《童年的太阳》里分离出来以“小说的名义”出版成纸质单行本，可以扩大阅读范围、可以获得经济收入、可以申报高档奖项等令人垂涎三尺的诱惑，很多美言和利益都能够把一个钢铁直男“软化”成一根面条，最终满足了粉丝（读者）的强烈愿望。
《童瑶》是以《红蜻蜓》的“名份”面世的，合情合理的说，从《童瑶》到《红蜻蜓》的“更名”是一部故事到一本小说华丽的转身，其中也耗去了作者一定足以大伤元气的心血，当然也难免让编辑把“大师”降到“读者”去阅读理解，再由“读者”升职到“大师”的境界去修改完善，竟然以怀胎十月一般的漫长与艰辛才得以诞生。
二
当很多读者捧着砖块一样厚重并且厚而且重的《红蜻蜓》小说，急不可耐的一口气从第一页拜读到最后一页，感到读进嘴里的《红蜻蜓》还有一丝一毫的《童瑶》味道，但不能与曾经在《童年的太阳》日记里读到的《童瑶》相重合，一种自己不相信自己“味觉”的质疑凸现，继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拜读，方可“品出”《红蜻蜓》的些许滋味来，这里边不是《童瑶》的味道太浓而冲淡了《红蜻蜓》的味觉，而是《童瑶》在脑海里刻下的印痕太深太重一时半会无法愈合，即使愈合了也会留下疤痕。
《红蜻蜓》何以能够轻而易举的走进粉丝（读者）的“感觉”和“味觉”，我认为必须多读几遍，就像古人说的“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的遍数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还不能够读出《红蜻蜓》的味道来，只是读者愚钝而不是《红蜻蜓》的深厚和奥妙了，也许就像清朝末年的人们不愿意轻易剪掉垂在脑后多少年的辫子，不剪是为了保持原有的存在状态和心理固定的平衡，剪了是“改变”的形势所逼，总觉得一时半会不能适应（从感觉和心理上都会存在的），有一种“头轻脚重”的失落感和懊恼感。
很多时候我辩证的认为：不要轻易改变世间的人物和事物，但不能让世间的人物和事物永远不要改变。改变一种深深地刻入脑海里的影响和印痕就像改变“软件程序”一样需要“删除以后的重新输入”，也许电脑是按照大脑的“思维模式”研究而发明的，同样的道理，从《童瑶》的故事情节、思想高度和意境创设或多或少与《红蜻蜓》有着区别（至少要在字面意思有区别），或者说从“名称”上不能接受，毕竟《童瑶》给读者的印象是一个“人物”而不是《红蜻蜓》一样的“动物”了，就连幼儿园小朋友看过“童瑶”这个主人公的照片以后“强行”说这是一只“蜻蜓”（而且还是“红的”）也是没办法改变事实上的认知的，况且所有曾经的和现在的粉丝（读者）都是“成年”以后的“识字识物”者，不要去苛刻童言无忌，不要强迫记忆犹新，《红蜻蜓》就是《红蜻蜓》不是《童瑶》，《童瑶》就是《红蜻蜓》，只需要把《童瑶》的印象像写在黑板上的粉笔字一样擦去再写上《红蜻蜓》就行。
三
《童瑶》不再是《童瑶》而是《红蜻蜓》，一个转身虽然是“华丽”的但不是轻而易举、自然而然从《童瑶》华丽转身到《红蜻蜓》必定有其中的道理，但需要读者诸君细细的阅读品评。
1.故事不是小说，但故事是小说里的“骨头”（故事情节是小说的“主体”）。
故事的定义是按照事情发展过程中的叙述，有头有尾、有人物有事件、有情节有形象，写故事、讲故事和听故事都以“娱乐”为目的和形式，在现实认知观的基础上，对其描写成非常态性现象，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件发展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生动性和连贯性、较适于口头讲述、已经发生事、或者想象故事，故事一般都和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他们迫切地希望认识自然，于是便以自身为依据，想象天地万物都像人一样，有着生命和意志。
小说就不同于故事，小说，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情节一般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有的包括序幕、尾声。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故事不是小说，小说里必须有故事，同时故事是小说里的“骨头”，故事是“单一”的情节和过程，小说（大多属于中长篇小说）最少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故事情节，进行“单项”“交替”“若隐若现”存在于写作的故事情节和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是“包含思想和具有艺术的故事”。这里我要说的是《童瑶》是故事而不是小说，《红蜻蜓》是小说而不是故事（单纯的故事）。
2.人名作为书名只能是传记而很少是小说（如果小说名是人名的全部是假名字）。
《童瑶》故事里的“童瑶”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名字、一个现实生活中生活过的人，以人名字作为书名的书只有是传记，小说很少或者没有以人名作为书名的先例，这样说的话会有人反驳，说《祥林嫂》《孔乙己》《范进中举》都是人名，好说那是假名、虚名、拟名，因为小说故事的“特点”是从各个地方“匹配”来的，头是东北的、身是西北的、腿是华东的、胳膊是华北的，思想是北京人的、相貌是上海人的、个头是新疆人的等等，所以说对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不能“对号入座”也不可以“对号入座”。而小说里的人名（包括主人公）都是作者胡编乱造而来（如果有与现实生活中相同的名字纯属于巧合），因为小说里有正反两方面的人物，特别是反面人物谁会写真人真事？那么小说就会写成“诉状”。
3.对小说从体裁、艺术和思路各个方面的不同和差异（在作者和编者之间）。
前面已经说过，这里还需罗索几句，就是说长篇小说《红蜻蜓》是从《童瑶》故事里“脱胎换骨”而来，也就是说《红蜻蜓》小说的创作“素材”都来源于《童谣》，是把一部“故事”撰写成为“小说”。
《红蜻蜓》署名作者杨华先生曾经叹息过：“生一个太子就是难”，说明了从《童瑶》的撰稿到《红蜻蜓》的出版经历多次周折。从“版权页”看到《红蜻蜓》的责任编辑是王倩，相信王倩把一部《童瑶》“进化”成《红蜻蜓》，既有与原创意境的保留也有编辑“进化”过程中潜移默化的渗透方式，而导致一些章节“面目全非”的必要性是出于对小说“雏形”的把握，也是对小说体裁“合格化”的进一步“润色”。
出于作者与编者之间在生活环境、学识阅历、文化层次等方面的差异，把《童瑶》转身为《红蜻蜓》虽说达到了“华丽”程度，但肯定经历过费神费时，这是不言而喻。
莫言也曾说过：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不看；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长篇小说《红蜻蜓》在人性意义上讲，给读者以“爱情的名义”警示“爱”和“情”是不能够越雷池一步的“危险禁地”，否则轻者名裂身败重者殒命身亡；从文化角度上讲，给读者普及了法律常识和执法守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做一个法盲的下场是十分可悲的；从文学欣赏的角度上讲，文学的造诣和文学写作都在文学爱好者这里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努力、文学爱好者在文学梦想和追求永远在路上、写作是对个人精神文明和思想境界的陶冶和提升，而《红蜻蜓》的优劣仅仅是出世情感“站位”和观看生活“角度”的不同而已。
作者蔺国相，男，甘肃会宁人，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白银市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文集各一部，有长篇小说刊登在《今古传奇》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