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韩彦村，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到了夏天，山坡上青草旺盛，山沟里潺潺流水，是我们小时候放牛的好地方。七十年代末，韩彦村的人都还没有外出打工，也没有住进城里，整天都在家老老实实种地。那时候村里还有很多人，每天到路东水井里挑水的人都要排队等候。虽然村里人多，但种地是个苦活累活，每家每户把丰收的希望都寄托在牛的身上。因为有牛就可以犁地、耙地、拉粮、拉煤，一句话凡是出力的活，牛都能派上用场，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记得有一次我说：“等咱家的牛过几年老了，把它杀掉吃了。”父亲听到后勃然大怒：“再说不吉利的话，当心我一耳巴乎你。”在他眼中牛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和“生命线”，是其他东西都无法替代的。父亲没事的时候就给牛刷刷毛抓抓虫子，半夜里还要起来给牛喂草。既然牛对每一个家庭都这么重要，但要买一头满意的牛可要花不少心思。当时一头牛的价钱大概在1000元左右，相当于要种好几年田地才能赚点钱买得起。可以这么说吧，有牛就是“劳斯莱斯”，没牛就是“劳死累死”。我的父亲卢跃武在路西生产队当过小队长，头脑比较灵光，村里很多农户买牛都要找他。为了能买到“好牛”，要翻山越岭走到山西垣曲或洛阳孟津那边，由于路途遥远来来回回要一个星期左右。父亲每次外出买牛前，母亲都要用滚烫的开水和面，揉搓后擀成薄薄的圆饼，在锅里涂层油加热后做成油烙馍。刚做出来的油烙馍软乎乎的、香喷喷的，看了直流口水，但我们平时是吃不到的。听大人们说做这种油烙馍最费油，就是大户人家也不能经常吃，要不然会“败家”的。父亲和小队会计常方珍等人，就是靠着这几张油烙馍徒步赶着牛走了几天几夜，渴了就在路边喝点水，一直到把牛赶回家。父亲每每买牛回来，挎包里都还剩几张没有吃完的油烙馍，我赶快拿出来吃掉，那滋味可“美气”了。若干年后我才知道，父亲在买牛的路上舍不得吃，特意留给我们的……当时谁家的牛高大、有力气，谁家说话就有底气，且让人心生羡慕甚至仰慕之情。那时全村最壮实的牛是我四叔卢跃庭家的那头。只要它一走在路上，村里人看得啧啧有声：“娘吚，这牛真加斯（真厉害）。”这头牛犁地、耙地没得说，就是在西沟坡上顶架（斗牛）也是横冲直撞、所向披靡，把隔壁上冶村的牛一个个斗败下阵，在我们欢呼声中为韩彦村夺得了荣誉和声望。为此，我们这帮放牛的“小娃们”特意给这头牛起了个绰号叫“老功臣”。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同龄的小伙伴都比较多。谁家如果没生三四个孩子，好像就不配在地球上生活。记得我八岁那年手里拿小板凳，脖子上挂块小黑板去报名上学。老师对我母亲说：“你看看教室里现在坐的乌压压一片，连屁股都挤不下了。再说你娃生月小，明年再来上学吧。”就这样我九岁才开始上小学一年级。虽然我上学迟，但在放牛的那几年，我把父亲看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都带到山坡上看。当时书里还有很多字不认识，但看得津津有味。我大哥卢运动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演讲与口才》《辽宁青年》等，我在放牛的时候都随身带着，在信息闭塞的年代知道了演讲家李默然，知道了写诗的汪国真……。当时电影《少林寺》火了一把，路西队的王克华医生在韩彦学校后面的操场上教一帮人练“小洪拳”，我是在放牛的山坡上看着大哥的《武林》杂志独自练习的。很遗憾，飞檐走壁的“轻功”最终都没能练成……时隔多年，我常想我们学习的启蒙地就在放牛的山坡上，就在昏暗的窑洞里。我的三舅陈书彪住在中吴村，开了个小“供销社”。每次去他家，他都会给我一本“小画册”（连环画）。我把这些都积攒起来，摆放在我家的小土窑里，俨然成了一个微型“图书室”，除了放牛时的时候看看，还不时邀请放牛的小伙计们到家里参观。当时窑洞里白天也是黑乎乎的，我点起了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微弱的灯光像一把革命的火种，照着这帮放牛娃们的稚嫩的和好奇的面孔。那是对知识的渴求，是对生活的追求……“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当年这些放牛娃中的卢长青现任下冶中心校校长，卢广周曾任下冶二中校长……。我想韩彦还有更多的放牛娃，我可能是因为当年年龄小不知道他们的境况，但肯定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在昏暗的窑洞里，在放牛的山坡山，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用勤奋改变了生活，用知识改变了命运，成为韩彦村的璀璨的“明星”。“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如早期参加韩彦革命的李锡珍、吴振，曾在济源市级层面任职的张世武、姚玖明，曾担任韩彦村支书的姚玖泉、卢跃庭，曾担任过校长的赵功甫，曾在部队当过军官的王克干、李小芳，曾改写了韩彦村没人考上大学历史的张国军、常民强，以及现在在下冶中心校任领导的李成刚、卢长青等人，当年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地地道道的韩彦“放牛娃”，站在高高的山坡上，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在砥砺前行中不断地探索、摸索、求索，最终成了各行各业的“老黄牛”“孺子牛”和“拓荒牛”。放牛的过程也是很枯燥的，除了挖几个红薯在山坡上烤起来吃或看看几头牛顶架，实在是有点寂寞。有天中午，“军师”卢长青说西沟坡对面的了冶底坡上有人种有西瓜，要不要去“整”几个回来。我们几个放牛的伙计们听后一拍即合，不到半个小时就赶了过去。通过“潜伏”观察，发现没人看瓜，我一声令下，小伙计们不管西瓜熟还是不熟，摘了几个就“扑扑通通”地扔到土坎下面。正当此时，忽然听到一声断喝：“都给我站住！”原来是种瓜人的儿子在对面山坡上看到后赶了过来，一举将我们几个全部拿下。没多久，回家吃饭的老先生也过来了，看到被摘掉的半生不熟的西瓜后非常生气，非让我们几个把西瓜买下来不可。当时我们都没有钱，就让堂弟卢来喜回家拿钱来“赎人”，没想到他跑到对面的山坡上坐在那里看热闹。又等了好几个小时，种瓜的老先生看我们也搞不出来啥名堂，就问：“你们是韩彦的，认识赵功甫吗？”我灵机一动说：“他是我爸爸。”种瓜的老先生说：“这么说咱们还是亲戚呢。”于是就把我们“释放”了。需要说明的是赵功甫当时是我们韩彦学校的校长，德高望重，方圆几里人人皆知。后来的事情，都是“牛友”常全民跟我说的。有天那个种瓜的人挑着担子来韩彦村卖瓜在上岭遇到了赵功甫，他说：“老赵啊，你家的孩子上次去我那里偷瓜了……”有着严格家教的赵功甫老师随即把正在吃饭的赵宪、赵贞两个儿子叫了出来“对证”。卖瓜的老先生看了半天，摇了摇头说：“沃日他嘚，我被那帮小子糊弄了。”再后来，我去下冶初中上学，才知道种瓜和卖瓜的那个老先生姓张，是我同班同学张毛刚的爸爸。张毛刚同学当年也是“活捉”我们偷瓜的那个人。难怪跟他一见面就觉得眼熟，没料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偷。”搞得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光阴似箭，时光荏苒。当年的犁地耙地的老黄牛，现在村里很难见到，已被现代化机器所代替。当年放牛的山坡，现已建成了无数台风力发电机，成为一道靓丽的景观。当年放牛的崎岖山路，现在已修成宽阔的“245”省道。当年父辈们用牛犁的田地，现在已成了千亩红果标准化生产基地。当年在一起放牛的“小娃们”现在已人到中年。当年被人遗忘的角落，现在已建成了“中共韩彦特别支部纪念馆”，当年荒凉贫瘠的韩彦村现在已获得“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称号，每到瓜果飘香的季节，前来“打卡”的人络绎不断……还有一个最大的“红利”就是河南省白马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济源市和下冶镇的大力支持下，拟投资把韩彦村建设成为红色旅游区。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梦想照进了现实……这几年，韩彦村跟我们的家庭及国家一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管怎么变，不变的是我们大地赤子般的情怀和对家乡的真挚热爱。
作者简介：卢乃红，河南济源韩彦村人，现在浙江温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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