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水县城的古城墙
修水县城的古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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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陈跃进
提及古城墙，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驰名中外的修建于秦朝的万里长城。其实，城墙作为古代城市、城池和城堡防范和抵御外来势力侵扰的防御性建筑，它的存在是很广泛的。
修水虽于商朝时就封为艾侯国，春秋改艾邑，两汉时又有艾县、西平、西安县，其后又或郡或县，但因历史过于久远，有关县城与城墙建设之类的实物早已是荡然无存。即便是连文字资料也早已残存无几，让人难以了解当时的本来面貌了。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经观察使李巽奏准，分武宁县西之高、崇、奉、武、仁、西、安、泰八乡建分宁县，治常州亥市。从此，县城或州城所在地扎根于凤凰山下。
作为一县或一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或州级政权的所在地，在进行必要的城市建设时，也开始了城墙的建筑。
虽然唐宋时期就已经开始修建城墙，可是，那时由于可用财力有限，除城门口部分使用砖石垒砌外，其余城墙基本是用泥土筑造，墙体还单薄，因此很容易在狂风暴雨以及洪水摧毁下倒塌。故而修水县城那时的古城墙不仅没有得到丁点的实物保存，又因为那时并无修志，故少见有关于那时城墙的文字记载。
进入明朝，县城开始了新的修建城墙。据《义宁州志》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年），知州项中宣因故址而土筑之”。洪武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这既证明在明朝之前州城就建筑有城墙；同时，又说明进入明朝州城就开始了建筑城墙。
《义宁州志》又记载，明朝“正德三年（1508年），知州沈暕建设箭楼十二所”；“正德六年（1511年）知州林文琛更筑建三敌楼于东西南门”；“万历乙亥岁（1575年）荒盗起，知州陈以忠锐意举之，甃之以石，奉院道委同知宋廷重专督其事。”
这次陈、宋发起的修建城墙，不仅更具规模，而且更具防御实战性的作用：“周围共十二里，计一千零一十八丈七尺，垛头共计二千零三十七个”，“上阔八尺，可通舆马，高下各随地势，设东西南北四门，又设水门九所，以便居民出入，门上立八敌楼、窝铺四所。”
四门名称为：东为迎恩门，西为通远门，南为广魁门，北为凤巘门。
水门九所分布在四门之间，名称为：龙泉门，望仙门，遗清门、崇仁门、青云门，联璧门，秀水门，仁义门，黄甲门。
清朝时期，我县县城古城墙可谓是修了倒、倒了修。据《义宁州志》记载，“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西谯楼火，知州班衣锦随捐资修葺”；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一场洪水将南门冲毁，两年后，“知州程起周捐资重开门楼埠道”，谁料想，又两年后的夏天，一场洪水再次冲毁新修的南门城楼垛口。
此后，县城城墙逐渐倒塌一百余丈，各门谯楼也毁坏严重。康熙五十五年，又遇一场大洪水，“东西南三面城墙倾倒计长五百七十七丈六尺”。
后来的官员们，基本上都把修复城墙当作分内一项重要的工作。
先是康熙时期知州祖维衡在任内修完南门；然后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知州周作哲任内修补城墙一百九十二丈和城楼五座；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知州周澍见城垣坍塌，“劝谕绅民捐金”，修补城墙六百余丈，建立谯楼六座；道光廿一年（1841年），知州周玉衡“见水冲多处（城墙）倡捐”修补城墙二百九十四丈一尺，添炮楼五座；同治四年（1865年），知州邓国恩“以西匪未靖劝谕捐修”“墙垣二千二百一十二丈，垛口一千零三十六个，大小城楼十一座，炮台四座”，等等。
官府之所以热衷于重视城墙建设，是因为在当时多有遭遇被官府称之为匪、贼的不同的群体对官府、州城、富商的骚扰、抢劫，而城墙在防范、抵抗中则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据《义宁州志》记载，“康熙十三年（1674年）十一月”“土贼李忠谋逆从北门城入”；“嘉庆三年（1798年）七月”“邪匪滋事”；“顺治乙酉（1645年）冬土贼张犹龙等率众攻州城”等等。
而较为有影响的是明末清初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攻打州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攻打州城，尤其是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历经数年、数十次攻打州城，虽然经常是城下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却也是几度攻下州城。
在攻打州城的战斗中，城墙一次次受到损伤。有记载说，起义军曾经用棺材装满炸药，从西门轰塌城墙。
清朝灭亡、进入民国，州改为县，先是义宁县，后改修水县。城墙虽是残破不全，得不到修复，但是，它毕竟还是将县城包裹在内。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曾经出动飞机轰炸县城。不但炸毁了房屋和其他建筑，还有多人被炸弹或炸死，或炸伤。
后来，人们意识到，当敌机来轰炸时，往日用来抵御敌人的城墙，现在竟然成为人们四散逃命的羁绊。于是，居住在县城的豪绅和有地位的人联名向县署强烈建议，拆除城墙。在得到官府的准予后，民众很快便将城墙几乎夷为平地。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仅是八十年左右的时间，县城建设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连县政府的政府机关也从城北迁往了城南。
至于城墙，已不见任何蛛丝马迹，唯有只留下东门、南门（头）、西门（坑）、北门成为老城区四个地名。或者可以给人以些许关于城墙的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