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窝阔台继承汗位
1220年夏，成吉思汗派遣窝阔台、察合台率领右翼军去取花刺子模首都玉龙杰赤（前苏联土库曼共和国库尼亚乌尔根奇）。玉龙杰赤城跨阿母河两岸，中有桥梁相连，蒙古军3000人欲夺取桥梁，结果全被守军杀死，于是城内守军胆气更壮，屡屡杀伤攻城的蒙古军。成吉思汗委派窝阔台为最高指挥官，严整军纪，终于攻入城中，用石油纵火烧屋，激战持续了九天，守者力竭请降。蒙古军将居民全部赶出城外，10万工匠被遣送东方，其余人分配各军，除年青妇女和儿童掳为奴婢外，尽数屠杀。杀掠之后，又决阿母河堤，放水灌城，藏在城中的人全被淹死。玉龙杰赤战后，窝阔台和察合台各率所部与已攻取塔里寒诸寨的成吉思汗会合，一起进军哥疾宁。花刺子模沙（国王）札兰丁慌忙弃城撤退到申河（印度河），准备渡河进入印度。蒙古军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哥疾宁，随即尾追到申河岸边，札兰丁因渡船缺乏，还没来得及渡河。成吉思汗率窝阔台等猛攻，札兰丁全军溃败，只率四千余众逃入印度。
大蒙古国的三次西征，只有一次是成吉思汗完成的，其它两次都是他的子孙们完成的。其实，这一切本可以由成吉思汗一个人来完成，只是他突然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蒙古四骏（分别是：博尔忽、木华黎、博尔术和赤老温。）”——木华黎。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强力的人来镇守蒙古的后方，打击金人，而成吉思汗选定的这个人就是木华黎。有木华黎在，成吉思汗才能放心的让他节制自己的弟弟和叔叔们（即东道诸王），去攻打金国。可是在成吉思汗打下花剌子模，准备继续西进的时候，却传来了木华黎病逝的消息。木华黎比成吉思汗小8岁，是成吉思汗准备将来托付后事的人，他的死，打乱了成吉思汗的整体部署，从而不得不提前结束西征，回到了蒙古。
成吉思汗在攻灭花剌子模的回军路上接见了长春真人，也就是中国北方道教全真派首领长春真人丘处机。丘处机是道教全真龙门派掌教，成吉思汗待他也如师友。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相会时间不长，但是在成吉思汗人生道路上起的作用却相当大，使其性格也发生了不小变化。丘处机清楚地告诉他，人是不能长生不老的，只能养生。还告诉他一条治国之道，劝他要清静无为，不要滥杀无辜等。
1225年春，窝阔台随父亲回到蒙古故土，结束了持续7年的历史性远征。因西夏背盟，主将木华黎死。成吉思汗不顾64岁高龄，坚持亲征西夏。途中围猎受伤，高烧不起，仍不退兵。西夏国王被迫派使者求降。成吉思汗病危，在六盘山休养，留下了三条著名的遗嘱：利用宋金世仇借道宋境，联宋灭金。1227年8月25日，成吉思汗在六盘山下清水县（今属甘肃）病逝，时年66岁。
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子孙为他举行了一个很特殊的葬礼，埋葬了这个世界历史上特殊的人物。他没有留下陵寝和宝鼎，只在他坟地周围30里处插上一圈箭簇，派重兵守卫这块禁地。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了700余年，成陵的所在已经成为一个难解之谜。衣冠冢成吉思汗陵墓坐落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中部的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甘德利草原上，距包头市185公里。整个陵园的造型犹如展翅欲飞的雄鹰，极富浓厚的蒙古民族艺术风格。
成吉思汗在临死前，再次把诸子召到身边，要他们精诚团结，服从窝阔台的领导，他重申：“如果你们希望舒服自在地了此一生，享有君权和财富的果实，那么，如我在不久以前已经让你们知悉的那样，我的告诫是：窝阔台将继承我的汗位，因为他比你们高出一格。他的意志坚定卓绝，他的见识颖敏优越。凭借他的灵验的劝告和良好的见解，军队和人民的管辖以及帝国边界的保卫将得以实现。因此，我指定他为我的继承人，把帝国的钥匙放在他的英勇才智的手中。”
按照封建制度，帝王驾崩后立即由他指定的继承人登基。但是，由于蒙古的库里勒台制（部落议事会制度）仍起作用，窝阔台不能因其父的遗命继位，而要等库里勒台的最后决定。王位空缺的两年内，拖雷监摄国政。
1229年秋，蒙古宗王和重要大臣举行大会，推选新大汗。大会争议了40天，宫廷内有人恪守旧制，主张立幼子拖雷，反对成吉思汗的遗命。此时术赤已死，察合台全力支持窝阔台；拖雷势孤，只得拥立窝阔台。经过与会贵族的再三敦促、劝进，窝阔台终于服从其父的遗旨，采纳众弟兄的劝告，继承汗位，是为元太宗。
史书上说窝阔台以庄严、聪明、能干、善断、谨慎、坚定、老成持重、宽宏大量、公正著称。窝阔台对自己的功过有过一番评价，他曾说：“继承父亲大业后，我做了四件好事：第一，征服了金国，讨平了中原的百姓；第二，在各地设立驿站，沟通了东西南北的交通，便利了使臣往来和运输物品；第三，在干旱的地区掘井，使百姓获得丰美的水草；第四，在各城池派军队镇守，使百姓安居乐业。“继承父亲的大业后，我也有对不起百姓的地方：第一，我嗜酒如命，整日沉湎于葡萄美酒；第二，我曾强夺叔父斡惕赤斤部落的女子，愧对叔父；第三，暗害了功臣朵忽鲁。他曾为我父亲效力，我却杀了他，如今悔之莫及；第四，我贪图天地所生的野兽，为防野兽跑到兄弟的领地，立寨筑墙加以阻拦，招来兄弟的怨言，这也是我的过错。”
窝阔台自述有四功四过，作为皇帝有这样的态度也算难能可贵了。但《元史·太宗纪》对他的评价却是“举无过事”，意思说他从来没干过坏事。这显然是封建史家的阿谀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