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尧典》中的四星疑案

刘 忠 战

0. 引言

尧舜时代是中华上古文明的一部分，这本是毋容置疑的，司马迁《史记》里有“五帝本纪”的文字记述，公元前五世纪，由孔子等儒家收集畄世遗篇而成的《尚书》，以“尧典”作为开篇，《春秋》、《礼记》等典籍中都不乏谈及尧舜的篇章。但近代西方学者怀疑“尧舜”乃至“夏朝”只是一个“神话传说”，国内也有学者迷疑附和。怀疑者的理由是：夏代以及与夏相连接的商代都没有夏的任何文字记载，考古资料也未找到证明“国家建制”的有力证据，“夏”充其量是一个传说中的氏族部落。所以有学者感叹：“中华史将面临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尴尬局面。目前的编年史，仅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再向上溯，就成为“有王无年”的历史“故事“。

1996年，国家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曾组织各领域170名专家进行了联合攻关，由于殷墟考古的贡献，编年史可上延至公元前17世纪的商初，但对于夏的论证仍存争议。有关疑似夏文物的鉴定，依赖碳-14同位素检测法，此法30%以上的误差率难于准确定年，且争议不断。另一种天文学鉴定法浮出水面，曾给研究者投来一缕希望，其准确度远高于碳-14，但必须依据详实的天象资料，好在中国人信奉“天人合一”，无论朝野都有连续监测天象的传统，也留下了不少天象资料。现代科学已经掌握某些天象变化规律，可以根据古代天象记录推知事件发生的年代。其中春秋墓藏竹简——《竹书纪年》，记有“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天文学家依据日食规律推算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黎明时的一次日食，因发生在晨曦初现时，故只见两次天亮（再旦），未见日食。由此精确定位了商懿王元年，也为推算其它年代建立了基准。然而，在“断代”工程中，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尚书·尧典》中的“四星”（下称“尧典·四星”），有关“四星”的记述遍见于《礼记》、《春秋》、《山海经》、《史记》等古典，研究者对此给予了更大的希望，也许借助“岁差原理”能解开帝尧定年之谜，由此敲定夏的存在。由于“尧典·四星”文字过于简略，所以一场年代推算方法的学术大辩论在中外学者间展开。本文将简述历史及近代四星疑案争论的来龙去脉，并提出“尧典·四星”年代的框算范围。

1、 《尧典·四星》与岁差

中国上古以农立国，无论国君还是部落首领，要做的首件“政务”便是敬观天候、监授农时。《尚书·尧典》记述：帝尧曾命羲仲等四人分驻东方旸谷、南方的交趾、西方昧谷和北方的幽都，测定仲春、仲夏、仲秋、仲冬黄昏出现于正南方的星宿，确定“鸟、火、虚、昴”四星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简称“两分两至”）的天象标志，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天文“四象”，也是中国产生四分历的理论基础。有部分学者认为后世盛行的周天“二十八宿”是在四星基础形成的，古人将地球绕太阳的公转看成是太阳在28宿环道上的逐日“迁移”，古称“日躔宿次”。这种表述在中西方是共通的，因便于以地球为参照物对日月五星进行观测和记录，所以一直沿用至今，发展成为现代表述日月星运动的“天球赤道坐标系”。不同的是西方采用“12宫”作标志，与中国28宿表示方法完全等价。由于太阳移动的黄道面与地球自传的赤道面有23.5°的夹角，所以太阳东西向迁移的同时，还伴随着南北移动。起初，人们以南北往返一次为“年”，称“回归年”，並下意识认为“回归年”与太阳绕行28宿一次的“恒星年”是一致的，每逢两分两至的黄昏，鸟、火、虚、昴一定会准时出现于正南天。直到公元后4世纪的东晋时代，天文学家虞喜（281-356年）发现：尧时代所说的冬至日“昴”星已东移50余度（古度制：圆周分为365.25度），《宋史·律历志》载：“虞喜云，尧时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余年，乃东壁中，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至。”，这是“岁差”一词的最早来源。他推算大约每51.7年，冬至点西移1度，现代公认为71.67年西移1°。图1示意​

尧（2400BC）、春秋(500BC)以及现代冬至日太阳位置的变化，尧时在“危”，春秋在“牛”（约退27°），现代至“箕”（再退34°）（注：虞喜所说的由“昴”至“东壁”是指黄昏时分正南方所见星，比太阳的位置偏东约90°）。西方学者喜帕恰斯（公元前190-125年）早于虞喜发现岁差现象，并推算每100年移1°，因虞喜的推算更接近现值，且实际用于修历，所以虞喜也被称为岁差的发现人之一。

虞喜活动于公元300年（东晋），因此他认定的尧年代实际为公元前2400年。这个结论与另一位研究“四星”定年的法国科学家毕奥（1774-1862）巧合，断代工程最终拟定夏立国于公元前2146年，因尧早于夏三代人，所以公元前2400年也比较符合人们的心里认知。

可是断代工程并未因此画上句号，一轮关于“尧典·四星”真伪以及推算方法的争论骤然又起，其中不仅涉及文史，也涉及天文科技。

为便于理解，有必要简单叙述什么是“岁差现象”，我们的地球并非正圆，赤道略显扁平，因日月在远近两端的作用力产生一种进动力矩，使地球在自传和公转的同时，还有缓慢的“进动”现象。它类似于陀螺快要倒地时的摇头动作，使地球轴线沿公转反方向缓慢地作圆锥面旋动（见图1），约25800年画出一个顶角为47°的圆锥面，导致春分、秋分点（“黄道”与“赤道”的两个交点）每年西移50.22″，即每年春分都会提前20.4分钟，两分两至所在的标志星宿位也相对东移50.22″。虞熹所说的偏移50多度就是这样形成的。虞喜认为2700年后，冬至日黄昏出现在正南的“昴”已变成“壁”，相差约52度，所以他得出了51.7年大约移1度的结论（即2700/52）。岁差现象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天文计时钟，只要获知历史事件发生时的星宿位置，便可根据移动量求出事件发生的年代，这就是现代天文考古的理论依据。

2、 “尧典·四星”的争议

    自晋代虞喜发现岁差现象以来，后代天文学家都饶有兴趣地推算过“尧典·四星”的年代，但结论相差甚大。根据宋、明史的记述，各代的推算如下：

①　晋代，虞喜认为冬至黄昏，正南天的“壁”代替了“昴”，认为“尧典·四星”应在公元前2400年。（虞喜的“2700年前”可能引自其它史料，他由“已知”的年差反推出岁差。）

②　南朝宋，何承天（公元300年）测得“尧典·四星”平均移动27.5度，按现代岁差率推算，尧应在公元前1670年。

③　宋代，《宋史·志》记：尧时冬至日躔“虚”，汉永元年（公元100年）在“斗”，虚-斗相差41°，按现代岁差率推算，尧应在公元前2838年。

另外，历代天文学家也对尧时代冬至日太阳的真实位置（日躔）进行了推算，《明史·志》记：“尧时冬至日躔宿次，何承天推在须、女十度左右，一行（唐代）推在女、虚间，元人历议亦云在女、虚之交。而《授时历》（元代）考之，乃在牛宿二度。《大统历》（明代）考之，乃在危宿一度。” 为什么各代结论不同，其一是可能是采用不同的岁差率进行计算，其二是《尚书·尧典》文字简引起的歧义。以明代为例，明天文学吸纳了汤若望、利玛窦等西方学者较新的天文知识，度制改为圆周360°，1°为60′，1′分为60″，岁差推算采用新法。《明史·志》载：“尝以新法岁差，上考《尧典》中星，则所谓四仲月，盖自节气之始至于中气之中，三十日内之中星耳，后世执者二分二至，是亦误矣。”意为尧典中星是30天内的大致天象，不能理解为两分两至日的精确星位。《明史·志》认为：“璇玑玉衡为仪象之权舆，然不见用于三代。《周礼》有圭表，壶漏，而无玑衡，其制遂不可考。汉人创造浑天仪，谓即玑衡遗制，其或然欤。”认为“浑天仪”是汉代才出现的，夏商周没有这种仪表，所以帝尧时代不可能有精确的星位记录。这种说法代表了低估尧舜技术能力的一派看法。而近代人则纠缠在“黄昏”这种模糊不清的时间概念里，对黄昏，有晚18时和20时两种理解，更加模糊的是尧令四人分赴东西南北四地观测，更难统一观测时间。观测时间每差1小时，星位差15°，岁差推算将错位千多年!以上各种猜疑，使“尧典·四星”定年，成为无解的疑案。

3. 复原尧代日躔宿度

我们现在比古人优越的是，有更加精确的观测记录以及现代岁差推算的方法，可以对尧时代的日躔宿度进行复原，让我们回到尧当年天文环境里，分析尧确定“鸟火虚昴”理由。

现代（2000年）的两分两至太阳所在经度为：春分0°、夏至90°、秋分180°、冬至270°，查现代星表得到，两分两至点的星宿分别是：壁、参、轸、箕（表1.）。按现代岁差率，4400年前四点分别东移至61.4°、151.4°、240.4°、331.4°。这是尧时代两分两至日太阳的真实位置，若尧在晚18时观正南天星，需要等太阳西偏90度（落地）时刻，所以四点位置还需再东移90°，即：151.4°、241.4°、330.4°、61.4°，我们再查星表可以发现：紧邻这四个角度的星分别是：星-张、房-心、虚-危、昴-毕。因“星”古称“星鸟”；“心”宿之2古称“火”，所以“尧典·四星”所称的“鸟、火、虚、昴”正好全都出现在正南点的或左或右，8个（4对）星都有被尧命名的可能，因“鸟、火、虚、昴”较近或较亮，因而被命名为标志星。
               表1. 根据当代星位反推推尧代（2400B.C.）星位

节气	现代太阳经度		2400B.C太阳经度		2400B.C黄昏（18:00）正南星宿
	经度	临近宿度	经度	临近星宿	经度	临近正南的星宿
春分	000°	壁003.31°	061.4°	昴056.87°	151.4°	星141.90°-张156.52°
夏至	090°	参085.20°	151.4°	张156.52°	241.4°	房239.71°-心245.30°
秋分	180°	轸183.95°	240.4°	房239.71°	330.4°	虚322.90°-危331.45°
冬至	270°	箕271.45°	331.4°	危331.45°	061.4°	昴056.87°-毕067.15°

图3.示意尧时代夏至和冬至黄昏时√南天星象。

可以看到夏至日的“心”（偏东3.9°）和冬至日的“昴”（偏西4.5°）分别位于正南向的左右两侧，两星限定了尧年代的确定范围大致为：2400B.C.±300年。因为如果正南点超出两星范围，则“四星”的命名就可能没有“火”、“昴”，考虑到春、秋星宿的限定，“四星”命名将“限定”年代在2400BC-300和2400BC+100的范围之间。

4. 关于“黄昏”的争论

《尚书·尧典》中并没有明确的观星时间，但后代学者认为观测时间只能“黄昏”，如汉代儒家、著名古典解读学者马融（79-166年）解释：“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虚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指的就是黄昏时分正南中央之星。实际上“黄昏”观星也是唯一的可能选项，因为如果是夜半或清晨观星，尧年代将相差±6000余年，完全不符合其它史料。我们复原“尧典·四星”时，假定了“黄昏”即日偏西90°，但“黄昏”的精准时间究竟是何时，古今学者说法不一。如果按“尧典”说法，派四人分驻东南西北分管四季，观测时间更无法统一的。晋后各代天文学家，都将尧时代冬至日躔由“危”前推至虚、女甚或牛、斗之间，是因他们不怀疑尧生活于公元前2400年前后，但怀疑观星时间可能会晚于18时之后。据现代对山西平阳（疑是尧都）的实地考察，地处北纬36°，日落时间分别为：春分18:12；秋分17:55；冬至17:21；夏至19:20。四季日落时差2小时，如果没有计时工具，很难统一四季观测时间。夏至落日最晚，只能在19:20之后观星，这样，尧年代将被推算到公元前1000年。国内竺可桢等学者正是基于这一猜想，推定《尧典·四星》为殷末周初（1000B.C），这种推定等于否定了《尚书·尧典》说法，或者否定了尧的存在。若按冬至17:21之后观星，则尧年代可能推算为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如此大的差异，是“尧典· 四星”成为无解悬案。

5. 尧时代真实天文技术

尧时代是否有计时工具，或者是否有对不同观测时间进行换算的方法？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找答案。

1）农时的要求：尧时代的观星，目的在于确定农时，观星时间错位会直接导致农时季节的错乱，我国北方有“麦种一月收三天，秋种三天收一月”的农谚，就是说有些农时是不可以错失三天的。观星误12分钟就会错判3°，历法会错位三天。以农立国的古代，一定对定时观星有所惊示，不会允许错乱发生。

2）观象台与圭表：《史记正义》有引述：“尧都平阳”，即认为山西平阳是尧政治中心，近年考古发现襄汾县陶寺“古观象台”以及观测日影的“圭表”，印证了《史记》的说法。同时也证明了尧时代观天的技能超出我们的想象。设计有12个观察缝的观象台（图4.），刻根据日出方位精确划分24节气，可见当时对太阳回归移动与季节的关系已深谙熟知，两分两至的确定可依赖观象台的日出方位，而“四星”有可能是两分两至日的伴随天象。在没有“历书”和“通信”的尧代，散布各地的民众不可能远赴观象台查看，只能在住地观星推算农时。陶寺观象台被鉴定为公元前2100年左右，在上节关于日躔宿度的估算范围之内。

3）

周天历度：《尚书·尧典》说：“帝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可见尧时代已熟悉周天历度，知一年有366天，据《周髀算经》之“商高”篇：“古者包牺立周天历度”，是说早在尧之前的伏羲时代，已建立了观测太阳周天运动的度规。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现的贾湖遗址中有表达周天28宿的“盖天模型”陶釜（图5），据测定为公元前7000年。陶釜拱盖象征“天如盖笠”，4个对称短柱象征四季等分（两分两至），四柱间匀布4x7=28凸丁，象征周天28宿。另据中科院天文台赵永恒等研究论文称，28宿形成最符合公元前五--六千年以前的天象，与陶釜上的28宿互相印证。说明早在“尧典·四星”之前已有28宿，人们知道环天28宿的历度（星宿之间相差的天数）。“尧典· 四星”是数千年技术积累的成果，知道“日躔宿度”与“时差”的关系，根据冬至天象可推知全年任意日期的正南星位。

6. 结语

《尚书》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它不是一部记载天文数据的专著，在“尧典“篇中附带的四星文句，表述简略，难免引起各种歧义，但自然科学的规律却是唯一的，不允许有任何多义性解读，必须依据自然规律给出确切答案，所以尧舜的定年只能有一个结论。随着考古新资料的不断丰富，一定会有更加详尽的天文观测数据出现，尧舜时代以及夏的历史会被最终确定。西方近百年对古巴比伦泥板书的发现不断地改写着西方科技、文化史，将重大科学、文化事件的定年不断前推，正在改变人们对古人智力的评价。中国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形，随着地下、文史资料、天文考古的新发现，会不断补实华夏古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