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晋、唐、宋在书法结体上的不同表现，宋人之意影响深远

你好，欢迎来到“维知书法”，我们今天来聊聊晋、唐、宋书法结体上的不同表现。

在唐代以楷书为代表的结体规律，大而言之是以“匀整”为主，这是在总结、归纳晋人基础上的必然结果。因此，初学书法往往从唐入手，正是利用了它有法可依的优势。颜真卿说的“预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稳”，实在是唐人对结体规律有了理性认识的表示。至于他说“或意外生体，令有异势”，实在是唐代书法家在结体变化上体现高度技巧的地方，也是理性上的更高认识。晋人结构变化纯是一片天趣，宋人结体多是着力“意造”。

我们知道。一位正襟危坐或肃立不动的人，是难见其真性情的。称为艺术的书法，行草的感染力更强一些，道理也同于此。晋人书法所以富有韵致，就在于他们率性、不造作，宗白华先生评说他们：

“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

“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

的确，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正如一向豁达的人，伸手迈足无不洒脱自如，不像唐代楷书讲法。所以，简单说来，晋人之韵，全在洒脱，点画的自如，于是，“意外生体，令有异势”，也就是既自然、又必然的事了。

那么，宋人之意如何解说呢？书法经历了晋人的自由阶段、唐人的法度阶段，宋人要另翻新意是很难了。一方面，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是古今所同好的事，另一方面，宋人的确在心里存了一个“翻新”的想法，苏东坡所吟的“我书意造本无法”，就是这个时代的宣言。因此，不愿再受唐人法度的束缚，但又回复不到晋人那种真正洒脱自如的境界。于是，以己意造书，确是一条创作的新路。我们纵观历史，苏、黄、米、蔡不同程度受到颜真卿的影响，颜真卿变法的实践与学书的理论，无不对宋人作出了示范性的启发。是否可以这样说，苏东坡“我书意造本无法”的含意，强调了自我立法。于是，“宋人用意”的历史现象就形成了。冯班论宋人书用了一个“用”字，是很有意思的，似乎窥破了宋人这个心思。

宋人之“用意”，主要精力在结体上。他们的笔法与唐人比、与二王父子比，显得简单多了。尤其是苏东坡与黄山谷，书法史上称其为“新派”，正是强化了各自的结体特点：苏字上松下紧，字形作较规范的平行四边形；黄字中宫收紧，四周点画作辐射状。书法史上称为“旧派”的米芾，虽有较浓的二王气息，但更注重“贯气”在结体、行气、布局上的作用，化二王内敛之气为外张之意，因此，他在点画的疏、密、虚、实变化中，强化、显示了二王不少的结体规律。至于蔡襄，比较接近唐人，用意不甚明显。所以，以苏、黄、米三家为宋人的典型代表，特别苏字的“天趣”，黄字的“风韵”、米字的“气古”都是“用意”的结果。

晋、唐、宋三个时代的书法，体现在结体上的意趣是如此的不同，概括说来，晋人是不经意之意，唐人是经意于普遍规律的探求，宋人是经意之意。宋人这条创作路子至今有强大的生命力，任何成功的艺术创作，“主观——意”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单凭普遍规律的掌握是搞不出有个性的作品来的。

宋人用意的创作方法？其实也有意无意地萌发了后代的碑学。二王流风到清代已成强弩之末，孙过庭所昭示的，书法“古质而今妍”，到那时要来一个“以古质来创新”。帖学点画的精巧，尤重用锋的变化，很好地完成了“今妍”的任务。

但是，正如一部机器一样，越是精巧的部件，其组合的要求也愈求严密。因此，清代书家把注意力转向重气质朴厚的篆、隶、南北朝碑，清代书法家又获得了用武之地，碑学的大兴也就是必然之事了。伊秉绶在讲述隶书创作时，就说到：

“方正、奇肆、恣纵、更易、减省、虚实、肥瘦、毫端变幻，出乎腕下，应和凝神造意，莫可忘拙。”

“拙”，正是他追求的风格，也是与帖字求“妍”相反的美，体现了“清人尚质”的精神。而这个“拙”字，必须在“凝神造意”的基础上，运用“方正、奇肆、恣纵、更易、减省，虚实、肥瘦”等处理手段来取得。这些处理方法中就包含了结体求变的要求。

宋代苏东坡的“意造”、清代伊秉绶的“造意”，都强调了“意”，而且都抛出了一个“造”字，当然不是“矫揉造作”的“造”，而是“塑造”和“创造”的意思。汉字造形的美丑，全靠点画的“塑造”，书家风格的迥异，则全赖结体的“创造”了。当然，必须以自然、和谐的意趣组成。这仍是现代书法创作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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