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如果我当教师
我现在不当教师。如果当教师的话，我想把以下的话告诉自己，策励自己。这无非“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意旨。“以前种种”是过去了，追不回来的了；惭愧是徒然，悔恨也无补于事；愿它过去吧，像一个不愉快的恶梦一样。
我如果当小学教师，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明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那不是假意殷勤，仅仅浮在嘴唇边，油腔滑调地喊一声，而是出于忠诚，真心认他们作朋友，真心愿意作他们的朋友的亲切表示。小朋友的长成和进步是我的欢快；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钝是我的忧虑。有了欢快，我将永远保持它；有了忧虑，我将设法消除它。对朋友的忠诚，本该如此；不然，我就够不上做他们的朋友，我只好辞职。
我将特别注意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想“教育”这个词儿，往精深的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往粗浅的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无论怎样好的行为，如果只表演一回两回，而不能终生以之，那是扮戏；无论怎样有价值的知识，如果只挂在口头说说，而不能彻底消化，举一反三，那是语言的游戏；都必须化为习惯，才可以一辈子受用。
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将从最细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但硬是要养成，决不马虎了事。譬如门窗的开关，我要教他们轻轻的，“砰”的一声固然要不得，足以扰动人家心思的“咿呀”声也不宜发出；直到他们随时随地开关门窗总是轻轻的，才认为一种好习惯养成了。又如菜蔬的种植，我要教他们当心着意地做，根的入土要多少深，两棵之间的距离要多少宽，灌溉该怎么调节，害虫该怎样防御，这些都得由知识化为实践；直到他们随时随地种植植物总是当心着意的，才认为又一种好习惯养成了。
这种好习惯，不仅对于某事物本身是好习惯，更可以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对于开关门窗那样细微的事，尚且不愿意扰动人家的心思，还肯作奸犯科，干那扰动社会安宁的事吗？对于种植菜蔬那样切近的事，既因工夫到家，收到成效，对于其他切近生活的事，抽象的如自然原理的认识，具体的如社会现象的剖析，还肯节省工夫，贪图省事，让它马虎过去吗？
我当然要教小朋友识字读书，可是我不把教识字、教读书认作终极的目的。我要从这方面养成小朋友语言的好习惯。有一派心理学者说，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所以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教识字、教读书只是手段，养成他们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才是终极的目的。
我决不教小朋友像和尚念经一样，把各科课文齐声合唱。这样唱的时候，完全失掉语言之自然，只成为发声部分的机械运动，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既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那么，随口唱熟一些文句，又有什么意思？
小朋友顽皮的时候，或是做功课显得很愚笨的时候，我决不举起手来，在他们身体上打一下。打了一下。那痛的感觉，至多几分钟就消失了；就是打重了，使他们身体上起了红肿，隔一两天也没有痕迹；这似乎并没有多大关系。然而这一下不只是打了他们的身体，同时也打了他们的自尊心；身体上的痛感或红肿，固然不久便会消失，而自尊心所受的损伤，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我有什么权利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呢？并且，当我打伤他们的时候，我的面目一定显得很难看，我的举动一定显得很粗暴，如果有一面镜子在前面，也许自己看了也会嫌得可厌。
这样想的时候，我的手再也不敢举起来了。他们顽皮和愚笨，总有一个或多个的原由；我根据我的经验，从观察与剖析找出顽皮的缘由，再从缘由上加以对症的治疗，那还会有一个顽皮的愚笨的小朋友在我周围吗？这样想的时候，我即使感情冲动到怒不可遏的程度，也就立刻转到心平气和，再不想用打一下的手段来出气了。
我如果当中学教师，决不将我的行业叫做“教书”，犹如我决不将学生入学校的事情叫做“读书”一样。书中称积蓄着古人和今人的经验，固然是学生所需要的；但就学生方面说，重要在消化那些经验成为自身的经验，说成“读书”，便把这个意思抹杀了，好像入学校只须做一些书本上的工夫。因此，说了“教书”，也便把我当教师的意义抹杀了，好像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并没有什么分别。
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其实是大有分别的。他们只须教学生把书读通，能够去应考、取功名，此外没有他们的事儿了；而我呢，却要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这里我不敢用一个“教”字。因为用了“教”字，便表示我有这么一套完整的本领，双手授予学生的意思；而我的做人做事的本领，能够说已经完整无缺了吗？我就凭年纪长一点，经验多一点的份儿，指示给他们一些方法，提供给他们一些实例，以免他们在迷茫之中摸索，或是走了许多冤枉道路才达到目的——不过如此而已。
所以，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将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我决不说“教书”。
我不想把“忠”“孝”“仁”“爱”等等抽象道德向学生的头脑里死灌。我认为这样的办法毫无用处。忠于国、忠于家、忠于朋友、忠于自己的人，他只是顺着习惯之自然，存于内心，发于外面，无不恰如分寸。
为要使学生的存心和表现切合着某种德目，而且切合得纯任自然，毫不勉强，我的办法是：在一件件的事情上，使学生养成好习惯。譬如，当升旗降旗的时候，我自己凝心一志地唱国歌，对国旗行礼，同样使学生也要凝心一志地唱国歌，对国旗行礼；当学校里需要人力的时候，譬如举行大扫除或筹备什么会之类，我自己奋力地参加，同时使学生也要奋力地参加。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养成学生的好习惯，综合起来，他们便实做了“忠”字。
我认为自己是与学生同样的人，我所过的是与学生同样的生活；凡希望学生去实践的，我自己一定实践；凡劝戒学生不要做的，我自己一定不做。譬如，我希望学生整洁、勤快，我一定把自己的仪容、服装、办事室、寝室弄得十分整洁，我处理各种公事私事一定做得十分勤快；我希望学生出言必信、待人以诚，我每说一句话，一定算一句话，我对学生同事，一定掬诚相示，毫不掩饰；我劝戒学生不要抽烟卷，我一定不抽烟卷，决不说“你们抽不得，到了我的年纪才不妨抽”的话；我劝戒学生不要破坏秩序，我一定不破坏秩序。
为什么要如此？无非实做两句老话，叫做“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必须“有诸己”“无诸己”，表示出愿望来，吐露出话语来，才有真气、才有力量，人家也易于受感动。如果不能“有诸己”“无诸己”，表示和吐露的时候，自己先就赧赧然了，哪里还有真气？哪里还有力量？人家看穿了你的矛盾，至多报答你一个会心的微笑罢了，哪里会受你的感动？无论学校里行不行导师制，无论我当不当导师，我都准备如此；因为我的名义是教师，凡负着教师的名义的人，都有帮助学生的责任。
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自然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如国文科在训练思想，养成语言文字的好习惯；理化科在懂得自然，进而操纵自然之匙。同时，我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每种功课犹如车轮上的一根“辐”，许多根辐必须集中在“教育”的“轴”上，才能成为推进国家民族前进的整个轮子。这个观念虽近抽象，可是很关重要。有了这个观念，我才不会自顾自地教自己的功课，而不与别的教师取得联络；有了这个观念，我才不会贪图省事，把功课教得太松太浅，或者过分要好，把功课教得太紧太深。、
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决不专做讲解的工作，从跑进教室开始，直到下课铃响，只是念一句讲一句。我想，就是国文课，也得让学生自己试读试讲，求知文章的意义，揣摩文章的法则。因为他们一辈子要读书看报，必须单枪匹马，无所依傍才行。待他们自己尝试之后，领导他们共同讨论；他们如有错误，给他们纠正；他们如有遗漏，给他们补充；他们不能分析、综合，替他们分析或综合。这样，他们才像学步的幼孩一样，渐渐地能够自己走路，不需要他人搀扶。
国文课尚且如此，其他功课可想而知。教师捧着理化课本或史地课本，学生对着理化课本或史地课本，一边是念一句讲一句，一边是看一句听一句；这种情景，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多么滑稽、多么残酷啊！
我不怕多费学生的心力；我要教他们试读、试讲、试做探讨、试做实习，做许多的工作，比仅仅听讲多得多；我要教他们处于主动的地位。他们没有尝试过的事物，我决不滔滔汩汩地一口气讲给他们听。他们尝试过了，我才讲。可是我并不逐句逐句地讲书，我只是给他们纠正！给他们补充，替他们分析或综合。
无论当小学、中学或大学的教师，我要时时记着，在我面前的学生都是准备参加建国事业的人。建国事业有大有小，但样样都是必需的；在必需这个条件上，大事业小事业彼此平等。而要建国成功，必须使参加建设各种事业的人个个够格。因此，当一班学生毕业的时候，我要逐个逐个地审量一下：甲够格吗？乙够格吗？丙够格吗……如果答案全是肯定的，我才对自己感到满意；因为我帮助学生总算没有错儿，我对于建国事业也贡献了我的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