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 “联邦农夫” —— 理查德·亨利·李的基本原则
铭记“联邦农夫”——
理查德·亨利·李的基本原则
©文 \ Gary M.Galles
翻译：禅心云起
近年来，联邦政府极大地扩张了干预的触角，继任政府也承诺将更积极地利用这种影响力来支配美国人的选择。对于联邦权力的限制也就再次成为那些自由热爱者的核心政治议题。
然而，不幸的是，尽管那些领导我们走向独立并塑造了我国宪法的人，在他们对这一确切问题的看法方面留下了广泛而宝贵的记录，但今天的人们对于我们历史的无知，使目前的讨论变得严重困难。
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就是一个“重要但被忽视”的例子。
1776年6月7日，李提出了要求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的动议，这导致了《独立宣言》的诞生，他也因此声名鹊起。
李也是大陆会议的领导人，和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和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都担任过会议主席。《宪法》通过后，他当选为弗吉尼亚州国会参议员，是首批临时议长之一。他反对《宪法》的批准，因为这需要“把新宪法建立在更好的《权利法案》之上”。
特别重要的是李的《“联邦农夫”来信》，不仅在报纸上广泛发表，而且作为小册子出售了数千册，为《权利法案》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李的文章被收录在美国第二重要的历史文献《反联邦党人文集》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独立宣言》）。
《反联邦党人文集》
今天，当允许联邦政府做什么事再次成为一个核心问题时，他的话值得大家认真、重新地考虑。
我不能赞同一个不打算公平地维护社会所有阶层人士权利的政府。
一个由自由人和开明者构成的民族，不会把他们所有的权利放弃给那些统治者，他们会给自己的立法者和统治者设定限制，让后两者知道他们不能被忽略。
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就必须问一句：必要的权力应置于何处， 以及如何行使。
这并不能使权力给予的不恰当变得合理起来，谨慎者不会尝试行使这些权力，而轻率者只会以破坏自由政府的方式行使权力。
为什么在奠定社会制度基础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给不适当的管制毫无必要地留出一扇门呢？
我们不可能组建一家所有权力都能安全交付给它的总揽一切的政府，无论是出于政府的宗旨，还是为了维护自由，在总揽一切的政府当中都会出现不合理的权力积累。
如果总揽一切的政府在一个有影响力的体系当中寻求支持，这家政府就会利用一切机会来让法律大量滋生，将这些法律视为自我支持的众多必要支柱。
当我回忆起人们如何为自由事业争辩，又仔细权衡税收的重要性，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竟然会严肃地提议赋予征收国内税收的庞大权力，这种权力将被不当地提交国会，并且可能会被轻率莽撞和处心积虑的人所滥用。
我们不应该明显地赋予政府以权力，让社会上某一阶层的人享有比其他阶层的人优越的权利；或者把多数人托付给少数人的仁慈、谨慎和自律。
国内法应当屈从于不可剥夺的或基本的权利，少数人制定的国内法应当只适用于国家的少数几个目标。国会的法律不会是这种情况。
治国理政者会以最有利于增加自己权力的方式去解释法律和宪法；所有聪明和谨慎的人划定了分界线，仔细描述了权力的去留，还有哪些权利是基本的权利，不得受到侵犯。
所有的重要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中心，少数几个人就将几乎随意地支配它们。
我们的同胞有资格得到一个诚实和忠诚的政府，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如果宪法或社会契约含糊不清且粗心大叶，让我们完全依靠那些管理政府事务的人的谨慎、智慧和节制，那么情况将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
对人民来说，这是幸运的，如果他们能够继续关注他们的自由和宪法为他们的永久安全设置的屏障。
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享受我们辛勤劳动成果的安全保障，这存在于一个自由和温和的治理机构中。
人民有权根据已知和现行法律持有和享有其财产，未经他们的同意，不得从他们那里剥夺这些财产。
在各家自由的治理机构中，人民遵循自己的私人追求，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而在公共利益方面只需要很少的扣减。
我们的真正目标是充分有效地执行一项原则，即尽可能减少使用武力的必要性。
只要人民是自由的，他们就会维持自由的治理机构；当他们厌倦了自由时，专制的政府就必然会出现。
我们已赋予国会以许多一般来说未界定的权力，在宪法行使中，有关权利可能受到影响。
授予政府的权力显然必须达到这样的程度，如果没有任何合理解释，它们就会被用来侵犯打算留给人民的天赋权利。
当这部宪法被接受之后，我们必须把这部宪法作为人民的最高法，在今后解释新宪法时，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必须严格遵守宪法的条文和精神，绝不能背离宪法。
对于被赋予共同防御和普遍安宁的人来说，无限制地拥有相关权力，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拥有权力，都是无必要的，或只是权宜之计。
联邦政府首脑将拥有几乎所有可能在行使时危及自由的权力。
据麦克唐纳（Forrest McDonal）所述，李认为“人生来就有某些权利，不管他们在某个特定的社会中是否受到尊重”，因此“他们对自由的热爱持久不变，同时对政府也怀有健康的不信任感。”
当建国者一代对联邦权力适当限制于狭小范围之内的考虑已经被广泛削弱之时，李的见解就显得尤为重要。李知道“热爱自由者的第一个箴言就是，任何一点权力，只要对社会安全和福祉而言不是最明确和最必要的，就绝对不应该授予统治者”，而且“绝不能忘记（…）人民的自由在仁慈政府的管理下并不像在限制权力的体制下那样安全。”
现代美国人需要重新汲取同样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