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稿差错小议

【来源】：《出版与印刷》 2017年第2期P61-62页

有人说：“无错不成书。” 这话似乎是对我们出版工作者的一个安慰——要消灭图书差错颇不容易，因而一本书出点错误也算不了什么问题。说来也是，图书可能出错的情况也太多了：如作者笔误或作者粗制滥造，而我们的编辑人员又未能发现或未进行认真修改；如原稿字迹潦草，排版人员误排；再如排校失误或编辑、校对人员改错了；等等。看来，要消灭出版物上的差错，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从出版这一方面来说，窃以为提高编辑和校对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其责任心，恐怕是个中关键。这是笔者近来终审、终校部分书稿时遇到一些差错而深有感触的一点。

分析我所遇到的几部书稿中的差错，大致有下面几种类型：

一是常识性的错误。例如有本书稿中提到现代古文字学家、史学家唐兰先生，原稿和清样中都郑重其事地在其生卒年前注上一个“女”字，而且行文中有“她认为大汶口文化已进入文明社会”的句子，句中“她”字，也说明作者认定唐兰先生是女性。这当然是个常识性的错误。可能是作者孤陋寡闻，凭姓名中的“兰”字而望文生义，信笔雌雄。

又如古代人取名字，一般是“名”与“字”之间有意义相近或相关的关系。懂得这一古代文化知识，名与字之间出了毛病就可诊断出来。例如有部书稿中写到“高树勋，字建候”，“建候”就可断定应是“建侯”，因为建树功勋与封侯的关系密切，而“建候”就无解了。又如在另一部书稿中，“孙宣，字仲可”，“宣”字便是“宜”字之误，因为“宜”与“可”意义相近，而不太可能是“宣”，后来在书中别处也证实了确实是“孙宜”。

二是规格、体例方面的差错。一本书的规格体例不一致，这是编辑工作的忌讳之一。有部书稿的作者和编辑对此却未引起重视。例如书中对“文化大革命”的表述，有加引号的（应该加引号），有不加引号的，有省作“文化革命”（是不对的）而加引号或不加引号的，也有省作“文革”的，真可谓五花八门。又如“九一八”事变，也有加引号、不加引号和加间隔号、不加间隔号，以及写成“9·18”等多种表述方式。这些都是对书稿要求不严谨而出现的表述差错。

三是涉及编校者的文学素养和文字功底方面的差错。有部书稿的原稿有一些引文和用典用字方面的错误，稍有疏忽或本来文学素养、文字功底都不够，便很难消除。例如书中引用的杜甫《过洞庭湖》一诗，其末尾两句是：“湖光与天远，真欲泛仙槎。”对唐诗较为熟悉或对古汉语虚词用字比较了解的人，都不难看出诗中的“真”字不妥贴，可能是因形近的“直”字而误。因为“真”字在古代主要用作形容词，与“伪”相对；用作副词“的确”“实在”，那是近现代汉语的事。从这里的诗意看，显然讲的不是“欲泛仙槎”的真伪问题，而是带有强调的语气——竟想泛仙槎，真想泛仙槎，简直想泛仙槎。至于“直”，那是唐宋诗人喜用的一个语气副词，如白居易《伤宅》诗“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及陆游《东山》诗“有酒如涪绿可爱，一醉直欲空千罍”即是。当然，有了这个怀疑，一查杜诗便明白了。

此书稿又有一处有“此在其额，殛坠其恫”的句子，很令人费解。问题就在于“此在其额”实际上应该是“泚在其颡”，典出《孟子·滕文公上》。“其颡有泚，睨而不视”，“泚”是出汗、冒汗的样子，“泚在其颡”可理解为“他额头上直冒汗”。对这么一个令人费解的用典现象，原稿却既未正字，又未加注说明，编校者是否读通了，亦不得而知。

至于在排字方面，形近而错的现象就更为普遍，如有部书稿的清样，“刺史”错成“剌史”就不下20处，再如“萧公”错成“肖公”、“吴瑞”错成“吴端”、“仲宣”错成“仲宜”、“戍守”错成“戌守”、《庄子·庚桑楚》错成《庄子·庾桑楚》、“不以一毫徇入”错成“不以一毫徇人”（原稿亦“人入”不明），等等。此类错处，就举不胜举了。

此外，有的书稿中“昜”和“易”不分，一般是误将“易”写成“昜”，殊不知它们的读音绝然不同，连同它们作形声字的声旁时，那形声字的读音也完全不同。“昜”作声旁的字一般读平声“-ang”韵，如“扬（揚）、杨（楊）、汤（湯）、场（場）、肠（腸）”，而“易”作声旁的字一般是古入声字，今读“-i”韵，如“锡、剔、惕、赐”即是。

上面列举的几种差错情况，大多是原稿和校样都共同存在的，这固然一方面说明作者的不严谨或水平有限，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编辑人员和校对人员的业务水平有待于提高，其责任心也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至于如何选择作者，避免粗制滥造，如何提高编校人员的业务素质，如何加强他们的工作责任心，这些问题的解决涉及出版社改革的一个方面，值得引起重视。

（作者单位：岳麓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