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的天空，不再是传统山水画中水墨式的留白，而是近乎真实的幽蓝【子吟】 / 开普饭

宋徽宗赵佶画像

佶的一生，似乎都被宿命所囿，逃脱不得。

宣纸上的佶，拥有非凡的胆魄，在《瑞鹤图》中，佶将辽阔的天空涂抹成明媚又深邃的蓝色，雨过云破的天青色，被佶从瓷器上移到了画布上，从此柔软的笔墨也能如瓷的质地一般清脆明丽。这是一种西方式的审美，是线条与色块的融合，浓烈、奔放。

佶的目光越过宫殿的琉璃瓦，越过飘渺的碧霞烟云，跟随满天白鹤遨游苍穹。佶的天空，不再是传统山水画中水墨式的留白，而是近乎真实的幽蓝。鹤群的虚幻与天空的真实构成了佶性格中的对立面，透过这幅浓墨重彩的画作，我似乎看到了佶灵魂深处的矛盾。

作为文人，他渴望浪漫，他离不开诗情画意的浸淫，他甚至需要以一条勾连皇城与青楼的密道成就普通人的相思之苦；作为帝王，他离不开清醒的头脑和犀利的目光，他需要通过政治上的革新来证明自己的雄才大略。

从建中靖国到崇宁，再到大观、政和、重和、宣和，佶频繁更换年号，这些年号也无一不带有浓重的盛世色彩，似乎每一项政治上的革新都需要用新的纪年来体现万象更新的意义。

佶是有雄心壮志的，他的才华也足够托起他的志向，他一直渴望在自己的时代收复幽云十六州，所以对于权力，对于自己的激情、欲望、执念，他从来不知道克制。为君者，需刚柔并济，佶的性格过于刚毅，每一笔都锋芒毕露——罢相、党争、建画院、修艮岳、改革税法、联金击辽，在政治舞台上，佶的形象是一个自信满满的改革家，事事要管，事事不放，国计民生、个人享乐都不能误。

宋佚名榴枝黄鸟图

元末脱脱撰有《徽宗记》，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一个“能”字，值得深思。“诸事皆能”到了极致，就成了作死——1120年，佶做出了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联合金国，夹击辽国，收复幽燕。佶在自负和迷醉中看到了连太祖、太宗都不曾实现的宏图伟业。江山如画，在佶的眼中，他的帝国就是一件艺术品，等待他来塑造，来描绘，来把玩，他想在这件艺术品上铭刻自己的文治武功，伟大，且不朽。

然而事与愿违，佶的雄心只能以悲剧收场，他已经透支了这片江山太多的福祉。

一个王朝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总免不了一些凄风苦雨的征兆，也免不了一些倒霉天子无可奈何地接手烂摊子。而佶的帝国，是在一片蒸蒸日上的祥和景象中崩塌的，让所有人猝不及防，佶甚至来不及写下什么伤感的诗句，就从一国之君变成了阶下囚。

佶是在1125年突然“病倒”的。那年腊月，距离农历新年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金国铁骑已经兵临开封城下。佶终于明白，一手漂亮的书法根本支撑不了风雨飘摇的楼宇，他在侠客梦中猝然惊醒。束手无策的佶干脆做起了甩手掌柜，在御前会议上假装昏厥，“苏醒”后已是半身不遂，只能用左手写下一行字：“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事？”——左手写字毕竟别扭，佶努力写得端正，终究不忍直视。

两天后，皇子桓即位，佶则做起了太上皇。

大厦将倾，无力回天。两年后，靖康二年的春天，正是“舞蝶迷香径，翩翩逐晚风”的时候，佶却无心享受这样的春光，他和儿子桓正被粗糙的麻绳捆绑着，押出京城。繁华的汴梁被火光和浓烟笼罩着，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血的味道；皇宫里的珍藏，许多正被火焰吞噬，和构成房屋的木头在火中比啪作响不同，那些精美的卷轴未发出一丝声响就灰飞烟灭了，其中就包括佶的字和画。

靖康，是扎在佶心上的一根刺，如同他笔下锐利的一撇，毫不留情地刺穿了一个帝王兼文人全部的孤傲和清高。他的体面，他的尊严，一如那些光彩夺目的瓷器和书画，在铁蹄掠过之时迸发出绝望的帛裂之声，然后凋零成尘土。刀光剑影般锋利的瘦金体，面对真正的金属锻造的弯刀，终究无力与之对抗。火焰吞噬了艮岳的奇石，吞噬了宣和画谱中的笔墨丹青，也吞噬了佶的书法和江山。

陈寅恪说：“中华文明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而宋朝的文明巅峰，又在徽宗一朝。

做为艺术家，他把简约、素雅的气质融入书法、绘画、工艺、园林之中，引领了中国乃至周边国家千年的审美。

做为皇帝，他和大臣推动的社会福利、人文关怀、教育理念，无不是现代社会的先驱。

如果时间停止在1122年，赵佶将流芳千古。

可历史就像过山车，玩的就是刺激。仅仅过了5年，世界就斗转星移，世事已沧海桑田。

1127年，金兵俘虏赵宋皇室3000余人北上，走到五国城的，不足一半，其他人都死在路上。

“靖康耻”，成为中国人永远不能翻篇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