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发展史》中国隋唐五代文学之八：新乐府运动和白居易
中国隋唐五代文学之八：新乐府运动和白居易
元稹(公元779-831 年）与白居易齐名，人称" 元白"。早年与白居易一起与宦官权贵斗争，一同遭贬谪，他和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人。他的《乐府古题序》、《叙诗寄乐天书》等对新乐府运动的形成有积极的影响。使他留名后世的诗作是讽谕性的乐府诗，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如《田家词》、《织布词》，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借老宫人之口道出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盛衰变化，充满讽谕。
李绅(公元780-846 年）的《新题乐府》）二十篇很受元、白称赞。他的《悯农》二首最为有名，其一为；"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其二为："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成为中国妇幼皆知的诗歌。 白居易(公元772-846 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出生于河南新郑县的一个小官僚家庭。他青少年时代因藩镇作乱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培养起关心民生和注意实际的态度及刚介耿直的性格。他29岁考中进士，32岁与元稹同授校书郎，后任翰林学士、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公元815 年宰相武元衡被刺，白居易上书主张追捕刺客肃正法纪，反遭诬陷，被贬为江州司马。此后，他虽仕途较顺利，但越到晚年，入世念头越淡，受佛教影响甚深。75岁病逝洛阳。
白居易在创作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实主义基本精神的文学主张。在诗歌和现实关系问题上，他认为：" 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而形于歌诗矣。" (《策林》六十九）诗的产生就是由于" 事" 触动了诗人情感的结果。事即社会事件，要" 直歌其事" ，" 一吟悲一事" ，联系到他在诗中所说的" 唯歌生民病" 、" 但伤民病痛" ，可以清楚地看出，白居易强调的是诗歌要反映人民的疾苦和时政的弊病。在《与元九书》中他更明确地提出："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反映时事为现实而创作，是白居易诗歌理论的基石。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诗歌应具有积极的教育作用，" 补察时政" 、" 疏导人情" ，" 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如果失了教育作用，改变现实也就无望了：" 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 ，这些都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贡献。
在关于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白居易总是把内容放在首要地位，要求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离开内容片面追求" 宫律高" 、" 文字奇" ；为了更好地发挥诗歌的社会作用，他要求诗歌形式要通俗，文字要浅显，做到妇孺皆懂。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基本上是进步的，但对艺术形式重视不够，对现实内容强调的同时，尚未达到对艺术真实的追求。
白居易用自己的诗歌创作来实践自己的诗歌理论，颇为成功。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即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他的优秀作品大多在一百七十多首讽谕诗里，《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也在其中。在讽谕诗里，诗人实践着" 救济人病，裨补时阙" 的主张，有的讽刺横征暴敛，有的反对穷兵黩武，有的攻击豪门贵族，有的揭露贪污奢侈，有的专为妇女鸣不平。作者以对现实极为关注的犀利目光，观察发现着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用诗歌予以披露，" 遇事托讽" ，以收到" 美刺比兴" 的效果。
《观刈麦》描写一位" 家田输税尽" 的农妇靠拾遗穗过活，作者反省自己的" 不事农桑" 的自足生活而觉" 自愧" ；《杜陵叟》以犀利的笔触直指农民破产的根本原因是统治者的惨无人道的剥削。还有《重赋》、《红线毯》、《赠友诗》等，都提到了土地与赋税的问题，诗人认为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和苛捐杂税使农民纷纷破产，作者怀着对农民深切的同情之心来警告统治者，不能再这么横行霸道了。在《卖炭翁》中，诗人愤怒地揭露了"宫市" 的罪恶。" 宫市" 是唐朝宫廷直接掠夺人民财物的最无赖的方式，" 名为宫市，其实夺之"。诗人塑造了一位卖炭翁的典型形象，他的外貌、心理都有形象生动的描绘，用简洁含蓄的笔渲泄了对统治者深深的谴责。《新丰折臂翁》通过一位为避免兵役而" 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槌折臂" 的老翁的惨痛故事，表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在新乐府中，这首写得极好，借老翁的叙述，追忆往事，形象刻划动人，结构前后照应，可谓煞费苦心。白居易对其他社会问题，尤其是妇女的遭遇极为同情，如《上阳白发人》写宫女的辛酸命运，《母别子》写被抛弃的妻子同时又失去了亲生骨肉；作者叹息道：" 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太行路》），" 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 (《妇人苦》）可见一副怜悯心肠。
白居易有杂律诗近二千首，其中亦有佳作。五律《赋得古草原送别》把自然界的枯荣、青草顽强的生命与人的情感沟通，极富蕴意，"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已成为人们常用的熟语。七绝《暮江吟》也脍炙人口：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白居易感伤诗中有两首著名的长诗，即《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取材于民间传说，写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作者一方面痛心于玄宗的惑于色以至误国，另一方面又对天子的爱情表示同情。诗人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通过自己丰富的情感和想象力加以充实和渲染，把这首长篇叙事诗写得既有现实性又富于浪漫色彩。全篇曲折动人又流丽自然，描写细腻，抒情氛围浓厚，故事性强，具有永久的生命力。与《长恨歌》齐名的《琵琶行》写于作者被贬为江州司马时期，诗人借一个沦落天涯的弹琵琶的女子的遭遇来寄托自己政治上受打击的激愤之情。"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正是诗人内心的表白。音乐与情感相通，有声与无声照应，具体与抽象结合，使这首长诗余韵袅袅，回味无穷。
白居易诗歌艺术的最大特点在于他自觉地把诗写得明白如话平易浅畅，且不说那些乐府诗，就连已经惯于使用紧缩凝炼句式及象征暗示词语的近体诗，在白居易笔下也被写得浅切自然，正是这种" 务言人所共言" 的语言，使白居易赢得了读者。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白居易的诗" 禁首、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所谓雅俗共赏，妇孺皆读。但白居易并没有将诗写成大白话，他的一些好诗在通俗之中有紧峭凝炼，流畅之中有节奏变化，后人称之" 看似平易，其实精纯"。白居易所倡导并实践的这种平易浅切的诗歌语言在当时整个诗坛变革中，起到了瓦解旧的诗歌语言范型与格套的作用，这种引" 俗" 入诗的作法，打破了人们写诗读诗的习惯，拓宽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技巧，在诗史上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