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围棋赛的前因后果——厄尔布尔士山下的围棋故事之十二

我太太（后排右三，右四是大使馆一位参赞夫人）与一些伊朗女学生在伊斯法罕四十柱宫水池边合影

日本一直是伊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尤其在石油开发和贸易领域。伊朗是个石油大国，出口量占世界第二。两伊战争一结束，日本几乎所有的大型跨国公司都已经进入伊朗，力图在战后的伊朗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日本公司在伊朗主要在石油、天然气以及石油化工等方面寻找与伊朗合作机会，以解决其历来存在的能源短缺问题。如果我不参加这次围棋比赛，还很难感受到这一点。因为以后比赛中与我下棋的那些日本业余高段位的棋手中有不少是日本知名大企业的代表和高级雇员，甚至还有一些是平时在公开场合难得见上一面的日本跨国公司的大老板们。但是，日本在伊朗市场的开拓还受到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制约。

比如，2000年后，日本获得了伊朗阿扎德冈这个石油储量超过数十亿吨的超大型油田的优先开发权，但在伊朗核问题出来后，美国敦促日本撤出伊朗市场。在此压力下，日本既未主动吐出到嘴的这块肥肉，也迟迟未能将投资落实。结果在2004年，伊朗在一再催促无效后，取消了日本开发这个特大油田的优先权。而这时，日本已经在这个项目上前后投入了20亿美元，可以说，损失很大。后来，这个世界最大的油田开发项目的一半，即北阿扎德冈油田，还是落入了中国石油总公司的腰包中（另一半，即南阿扎德冈油田开发则被俄罗斯中标而揽下——作者注）。中方负担油田开发所需的90%费用，但可获得该油田70%的权益。

伊朗阿扎德冈油田可不是一般的油田，它不仅是伊朗最大的陆上油田，也是近30年来世界已探明的最大油田，原油总储量约为420亿桶，而且随着钻探继续进行，储量可能还会增加。拥有这个油田70%的权益就意味着可获得近300亿桶，也即40多亿吨石油。按目前进口量衡量也足够中国进口二十多年的了。可是没想到的是，近年来的伊朗核危机趋于缓解又使得中方这个大项目的前景变得暗淡起来。（我在前文后与读者互动的留言中曾谈到中国投资这个北阿扎德甘油田曾先后投入上百亿人民币并耗时十来年，现在终于回钱了，即每月可有约200万桶石油运回国内——作者注）但在当时的伊朗，资金缺乏的我国与资本雄厚的日本还谈不上是竞争对手的。

阿扎德冈（Azadegan，也可译作阿扎德甘）油田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位于伊朗西南部，靠近伊拉克的胡泽斯坦省首府阿瓦士，也在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波斯湾入海口附近，与伊拉克共有，但大部分属于伊朗。我去过阿瓦士两次，分别在伊朗工业部和能源部官员陪同下去的（一次是洽谈钢铁项目合作，一次是考察水利项目），也在那个潮湿、溽热、荒凉但却很神奇的地区驱车游历过。那块毗邻曾经出现过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和亚述等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土地上尚存有不少从公元前四千年到公元前二千年残留下来的记录那些辉煌文明历史的遗迹。当年我在当地简陋的博物馆里观赏着那些摆放着的雕刻精美的石雕人像和一些镌刻着神秘的楔形文字的石板时，丝毫也没想到，这块孕育了人类早期灿烂文明的土地多年后竟然又会成为我们这个世界迄今所发现的最大的油田。真是安拉保佑啊！

作者站在伊朗胡泽斯坦省首府阿瓦士一家简陋的博物馆里摆放着让人惊艳的可能是元青花的中国古瓷器玻璃柜厨前。当时，不仅作者，就是中国的古玩界也不是很了解元青花瓷器对中国瓷器发展的历史意义。其实中国景德镇当年烧制元青花的主要釉料苏麻离青就是来自于波斯。而那时伊朗正处于成吉思汗另一个孙子旭烈兀统治下的伊儿汗国时期。（摄于1991年春）

我们去得早了一些。因为去了以后我才得知，这次围棋比赛的时间更改了，改为当天下午四点，但我并没有接到通知。尽管如此，这两个小时我们还是很愉快地度过了。因为在我们与濑户先生谈论此次比赛事宜时，我太太也没闲着。尽管语言不通，她和濑户太太两个人在隔壁那个客厅里交流得比我们还热火：叽里咕噜的日语和汉语之中还夹杂着不少笑声。

晚上回去后我问我太太，“你和濑户夫人在谈些什么？”

“什么都谈。”她说。

　　“她会英语吗？”

　　“好像不会。”

　　“那你也不懂日语，你们怎么谈呢？”我很奇怪。

“写汉字呗！”我太太满不在乎地把一大张汉字写得满满当当的纸张递给我看。这张纸上写有两种不同的笔迹，都用繁体字或简体字写着有关天文地理、历史哲学以及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短语和词汇，甚至还写有好几首不是我太太的笔迹、但是用工整的楷书笔锋写下的中国的唐诗！（我记得其中一首是日本人非常喜欢的张继的《枫桥夜泊》）。见此，我心里暗自叹服：这位濑户夫人竟然是个中国文化迷。

以后的三国围棋比赛每次都是在濑户先生的别墅里举行。每当濑户夫人和其菲律宾女佣为参赛棋手们准备饭菜时，我太太只要在场也都去厨房帮忙（濑户先生曾说他原先曾在菲律宾待过一段时间，估计此女佣是他们带到伊朗去的——作者注）。她与濑户夫人仍然借助于写汉字进行交流，并且互相学习日本料理和中华烹调。几次比赛下来，我太太竟然还学会了如何做大酱汤、寿司、生鱼片和烤鳗鱼等好几种日本菜肴哩。可是回国后直到现在，她也没有为我做过任何一道日式菜肴，理由是没有适合的原料，尽管她知道我很喜欢日本料理。

可见，日本人与中国人交流，语言不通，但文字却很通，只要两人认字且有笔有纸就行。其实，日文中除了假名和外来语之外，原本就使用有1000多个汉字（1981年日本推出的常用汉字为1945个，2009年初日本的文化审议会又审议通过了一个新常用汉字表，删除了5个不常用的汉字，但增加了191个新汉字），现在又增加到2131个汉字。另外，日本人不仅使用汉字，而且，他们还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自己创造了不少汉字。这些汉字原来我国是没有的，而是日本人根据其需要创造出来的。比如“畑”这个字，字面是火田，意思却是旱地，就是日本人的创造。还有一些由日本人创造的汉字反过来又被中国人再引进来广泛使用了，如“腺”这个汉字目前就广泛被国人使用，像“淋巴腺”和“甲状腺”等。你不用吧，还真不好办。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先于中国接触先进的西方文化，需要增加一些全新的汉字加以表述，以更好地消化吸收之。但那时的中国还闭关自守，沉醉在夜郎自大的迷梦之中，日本人靠不上，于是干脆就不打招呼自行创造了不少日本汉字。这么做其实是日本在继承基础上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域外的发扬和光大，非常值得国人肯定。倘我们将日本的这种文化上的虚怀若谷、好的就用的做法与朝鲜、韩国和越南等周边国家曾不同程度发起的去汉字化举动相比，孰高孰低，无须明言也。

就拿中国的另一个邻国——越南来说。越南古代是穿汉服写汉字的，他们把历史上被中国统治的时期叫做北属时期。汉字于公元1世纪东汉时期传入越南。13世纪越南人曾试着仿效汉字创造出自己的形声字，也叫“喃字”。与我国壮族历史上的壮字很相近。其实很多喃字（约占70-80%）也就是汉字，直接借用过来，一个笔画也没改动。其余的喃字主要是为了给当地土语人名、地名等注音用的，多用会意或形声法改造汉字而成。但是由于普及程度不够，且不为大多数越南士人所重视（越南史上尊称汉字为“儒字”，即可见一斑），汉字仍是主要的书写方式。几百年后，在法国殖民期间，引入和使用法语及其语法和拉丁字母，但汉字还是大量使用在文献之中。1945年，越南独立后废除了汉字，使用拼音文字，现在的越南文字已经看不出汉字的痕迹了。越南去汉字化之后，由于语法、语调、语义等历史原因一时改不过来，仍然单纯地将汉字用拼音进行标注。在中华文化圈里，越南推行去汉字化最早也最彻底，结果到现在却几乎与非洲和拉美国家一样，竟然没有几个人会下围棋。这与保留了汉字和汉字文化、同时也是围棋大国的日本和韩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从反面衬托出汉字文化与围棋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地密切。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待先进国家的一些先进的东西，如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等核心价值以及公-民权利等，也是不能坦然面对并始终采取拒绝和批判的态度，其实这是缺乏自信的做法，说到底也是一种弱国心态，比起上述那些大力推行去汉字化的国家的那种小鸡肚肠似的做法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好在中共终于在其第十八届党代表大会上推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些价值理念的提出将对我国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当然前提是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光说不做也是不行的。

日文汉字的含义与中文汉字的含义大致相符，有的如果按照“音读”（日文汉字的一种发音方法），连读音也差别不大，甚至比国内的某种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别还要小。因此，大多数日本人，只要岁数稍大一些，都会写繁体汉字，其中不少人更会背一些唐诗宋词，甚至会用汉字写诗。在日本用汉字写的诗也叫“汉诗”，是一种遵从汉诗格律用韵的诗歌形式。年龄稍长的日本人大多是能够看懂中国文言文的，但是他们不会按照中文的读法读。他们写汉诗也是一样，虽然是按照汉语的平仄格律来写的，但是却是按照日文的“训读”（一种会意读音法，发音与汉字发音差别较大），而不是“音读”方式来读的，所以那些汉诗虽然按照规则押韵，但日本人读出来却大多没有汉字诗歌的那种奇妙的韵味了。我在日本工作期间曾在茨城县水户市乡下听过一个日本老农民吟诵中国的一首唐诗。他读得感情丰富，诵得抑扬顿挫，但我根本没有听懂，一句话七个字，而我听到的音节却至少有十来个。

说到这里再说一下韩国。据说，韩国近些年又开始反思其曾经的去汉字化的做法了。不仅中老年人，就是一些年轻人也在努力学习汉语和汉文字。因为大部分韩国人都用汉语取名字，不仅含义丰富，写出来也漂亮。与日本人一样，韩国人也创造出一些韩国汉字（所谓韩文汉字大约相同于中国的繁体字、日本的旧字体）。比如韩国的飞禽岛少年、围棋高手李世石在身份证上登记的汉语名字为“李世乭”，传入中国后因音译被误写成为“李世石”。其实“乭”是一个朝鲜汉字，本身没有什么含义，多用于人名或地名，而且多用于小孩子的名字，以表示亲切。而“石”字在汉语中则意味着“大”或“坚固”等美好的含义。所以李世石先生也乐于中国人以“石”代“乭”地这么称呼他。而现在韩国棋院的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在学习汉语。韩国人也越来越认识到，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和知识是以汉字为基础形成的，汉字是其根源。韩国文化离开汉字就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会逐渐枯竭的。

事实上，无论从历史、地缘还是血缘上，朝鲜半岛与华夏民族都有着天然的联系。从汉代起每逢中国内乱，改朝换代，都有大量汉族移民移居到朝鲜半岛，也一并传入了汉文化（也有考证说从周朝灭商起，被打败的商朝遗族之一部就开始移民朝鲜半岛和日本了——作者注）。此后近两千年，汉字就一直是朝鲜半岛的官方文字。韩国几乎所有的历史文献全部是用汉字记载的。直到19世纪末，韩国自己的文字——韩文还被叫做“谚文”，也就是“农村（乡下）人的文字”的意思，长期被认为是二流文字。因为那时的正规文书和官方文件是一定得用汉字书写的。可见，朝鲜战争后北朝鲜和韩国先后推行的去汉字化政策可谓是自掘祖坟。可喜的是，十多年前韩国政府开始修改、摈弃和纠正以前推行的全面废除使用汉字的政策。2005年，韩国政府宣布：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全面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汉字和汉字标记。

其实相对于日本人，韩国人受汉文化影响更深。连韩国人的姓氏也大多出于中国的百家姓谱。韩国恢复使用汉字其实是中国的汉文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可以预见，未来不久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经贸关系的加深和密切，汉字文化还将不可避免地在东南亚地区进一步普及。作为四艺之一的围棋同样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相信，随着汉字文化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围棋也必将在世界上普及起来。

濑户先生待人也很热情，见我抽烟（6年后即香港回归那年我就戒烟了——作者注），就拿出一个较大的做工漂亮的木匣子，打开盖子，里面是一排印刷精美的铝管包装的古巴Cohiba牌雪茄，请我随便抽。于是我便拿出一支，点着抽了起来。那时，我抽烟喜欢味凶的，对国内的烤烟型香烟不感兴趣，只抽混合型的，而且特别喜欢抽虽然廉价但添加有部分土耳其马合烟草的骆驼牌香烟（Camel），觉得这烟过瘾。骆驼烟当时并不好买，所以每次看到一般都至少买上一箱（20条）放家里慢慢抽。我很少抽雪茄，所以也不大懂雪茄的好坏，当时反正觉得濑户先生提供的这种牌子的雪茄比较醇厚，比当时国内出品的只要几块钱一盒的辛辣的雪茄烟要清淡得多。后来我才知道，Cohiba这个牌子的古巴雪茄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雪茄之一，价钱也贵得惊人，就那一支雪茄的价钱估计抵得上我抽一个月的烟量——3条骆驼牌香烟的价格了！

濑户先生英语很好，我也会一点儿日语；他到过中国，非常喜欢和崇拜中国文化（从濑户夫人如此熟悉汉诗即可见一斑），我也去过日本，知道一些日本的风土人情，所以我们交谈起来很是融洽，而且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叙谈一段时间后，我终于搞明白了有关创办这次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的大致情况了。

据濑户先生介绍，日本当时派驻伊朗的外交人员很多，足有100多人。日本公司派来伊朗的商务人员那就更多了。这些人中不少人都会下围棋，而且水平不低。在驻伊朗的各国外交使团活动中，因人种和文化原因，中、日、韩三国的外交官来往比较频繁和密切。虽然中国的外交官中围棋下得好的不多（前文提到的路长金先生就会下，但他自谦说下不好，估计也是业余初段水平吧？），但许多日本和韩国的外交官却都是棋迷，有的还拥有各自国家棋院授予的高低不等的业余段位。因此，这些外交官们只要碰在一起，就像英国人碰到一起必然要谈论天气一样，往往会谈论起一个各自都感兴趣的共同的话题——围棋。而且，只要一谈到围棋，他们又必然会谈到诸如哪个国家围棋最强大，哪个国家的哪个棋手最厉害，在世界上谁的围棋水平最高之类的话题。谈到这类话题，人们都自然会带有一点儿所谓爱国主义情结，总会说自己国家的好。不过话说回来，那时的中、日、韩三国围棋水平的高低还不像后来那么明显，一是国际围棋比赛少，二是各国冠军头衔的多寡也没有拉开距离。结果，这类讨论和争辩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谁也不服谁。

1991年时，中、日、韩三国在国际围棋棋坛上的霸主之争刚刚开始。那年，富士通杯已举办了四届，第二届应氏杯也正在筹备中，韩国则于那年底将第三届东洋证券杯改为国际围棋大赛。中国那时虽然还没有一个世界冠军，但韩国也只有曹薰铉一人于1988年获得过应氏杯（那年年方15岁的围棋神童李昌镐也是于第二年获得东洋证券杯冠军后才开始横扫国际棋坛的——作者注），而当时似乎最强大的日本也不过在富士通杯这一个赛事上连获冠军。不过，日本这几个世界冠军都是由一个当时在其国内棋战中成绩并不那么辉煌的日本人——武宫正树九段获得，似乎并不具普遍性。所以说，那时的中日韩三国棋迷如争论哪国围棋水平最高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

但是，日本人的围棋大国的情结根深蒂固。当时的加藤正夫、小林光一、赵治勋以及武宫正树等，现在看来虽然稍显过气，但哪一个当年不是声名显赫的超一流大棋士？所以，日本人谈围棋是有资格自傲的。而韩国人底气也是理由很足的。比如，他们的曹熏铉3年前在番棋中击败了中国当时因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连胜11局并被封为中国棋圣的聂卫平，拿到了当时冠军奖金最高（四十万美金）的首届应氏杯冠军，而且这还是通过最能看出真实棋艺水平的番棋赛决出胜负的。不仅如此，韩国那时还拥有一位自吴清源以来最让国际棋坛震惊不已的围棋天才——李昌镐。

另外，虽然围棋是他们之间进行民间交往的一个重要的纽带，但中、日、韩三国之间历史上的龃龉也不少。所以，他们之间，特别是日本人和韩国人之间，在谈论围棋话题时，开开玩笑，互相贬低，说对方水平不如自己国家，似乎也是可以想象的到的事情。这些话大多缺乏什么数据支持，是虚的，说得多了，有人自然会不服气。拌起嘴来也没什么意思，还会让人感到厌烦。这时，便有好事者提议今后各方就不要再练那些天桥把式——嘴上功夫了，还是在伊朗就地举办一个高等级的中、日、韩三国围棋比赛，看看到底是哪一国的业余围棋水平最高。让比赛来说明问题，岂不最好？这一提议最合情理，也最切乎实际，所以一经问世，就得到了日本和韩国两国驻伊朗大使馆的支持，再加上两国一些大公司代表的推波助澜，最终便成为了现实。

濑户先生就是那些推波助澜者中的一个。他去过许多国家，喜欢旅游，爱好围棋，天生好客。在没有举办这次比赛前，濑户先生在德黑兰的家也经常是日本棋迷的聚会场所。濑户夫人很能干，烹调手艺也很好，准备这类大型聚会的餐饮的经验看来很丰富。所以，当听到这么一个消息时，濑户先生便主动请缨，极力邀请，千方百计地想把棋赛揽到自己家里来办。可遗憾的是，濑户先生自己只有业余2段段位，按照比赛条件，他是不能参加的。但他说，比赛对他无所谓，他只要能找机会与那些处于下棋间歇状态的中、日、韩三国业余高手们下下棋，也就很满足了。

真是一个好老头。在他的努力下，最后，棋赛的组织者——日本和韩国使馆的两个外交官，终于满足了他的要求，把比赛场地放在了他在德黑兰的住所。得知这个消息，濑户先生很高兴，为此，他专门要其属下从日本采购了好几副棋具，包括那两个榧木棋墩，空运至德黑兰。

由于另一个围棋大国——中国的存在，当日本人和韩国人考虑组织一场围棋比赛以决出谁是伊朗围棋的最强者时，他们就不能不想到他们还有一个对手需要考虑进来，这个对手就是中国人。他们知道，如果举办一场国际围棋比赛而没有中国人参加，那么这就不可能叫国际比赛，最多是一场两国对抗赛而已。于是，他们又一起去找中国大使馆商量这事。最初，中国大使馆的礼宾官员并不知道在伊朗的中国人中有谁会下围棋，后来他去问经济处和商务处，结果路长金先生就推荐了我。他早已听说我的围棋下得很好，但他不知道我有无段位，也忘记了问我是否业余3段。估计他只是告诉比赛组织者，说我的围棋是在德黑兰的中国人中下得最好的。结果，我就这么被邀请去了。当我到濑户家后得知只有业余3段段位的人才能参加比赛时，已经没有退路，也只好继续硬着头皮假冒3段了。事后我还想，如果一开始就告诉我那个必须业余3段的参赛条件摆出来，我想我会很自觉，也肯定是不会去凑这个热闹参加比赛的。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中、日、韩三国围棋伊朗争霸赛的举办以及我被邀请参赛的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是围棋的生母，其围棋底蕴，也叫围棋文化的土壤最深厚。日本则因其于最近200年里将围棋技艺发扬光大，且多年来又肯花大钱在世界上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广围棋，似乎很有资格说它是围棋的养母。韩国则是围棋的后起之秀。应氏杯到手后，韩国举国狂欢，也引发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围棋热。据说曹薰铉先生夺冠两年后，韩国就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即上千万人开始学习下围棋。这使得韩国的围棋人才大量涌现，几乎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猛然跳上了国际围棋竞技台，开始与传统的围棋大国——中国和日本并肩决斗，进行围棋争霸。可以说，那时的韩国还真有点围棋暴发户的味道啊！

这样的三个围棋大国，其职业围棋界刚刚开始在世界棋坛上拉开围棋争霸的帷幕，但结果尚未可知，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富刺激性的话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这三个围棋大国的业余高手们却又要在伊朗这个似乎与围棋毫不搭界的国度主动地会聚到一起，要在一方小小的纹枰上去华山论剑，一争高下，试图以此来捍卫自己国家的围棋大国的荣誉了。仅就此而论，我想，无论是对其比赛的结果还是就其比赛的进程来说，任何得知要举办这一赛事的中国人、日本人或者韩国人，都会对此充满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