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的文化积淀 足够滋养新的“中国风”
2021年5月20日，北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与设计专业毕业时装周在751D.park 举行，模特们正在做准备。
时光倒流，回到1985年初夏，在位于北京东四的中国美术馆大门前，停着七八辆黑色小轿车。法国时装设计师伊夫·圣罗兰作品回顾展，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
圣罗兰是改革开放之后到访中国的第二位法国时装设计师。在那之前，皮尔·卡丹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访问中国，并成为第一位在中国举办时装秀、开设专卖店的时装设计师。
这在当时的西方看来是疯狂的，因为没有人会料想到，中国日后将成为时装领域中最大的市场之一——毕竟，直到圣罗兰在北京办展的当年，绝大多数国人还不知西方的时装为何物。
两位设计大师的眼光是长远而犀利的，他们早早便预见了中国时装业将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快速崛起。这比另一件发生在中国的时装盛事——2007年在长城举行的芬迪（Fendi）时装秀，足足早了二十多年。
我们已然完成了“文化自觉”的培育
以巴黎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时尚，可追溯至19世纪中期，到今天不过近两百年历史。而中国的时尚从改革开放算起，到现在也就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相较于西方时尚，中国时尚起步明显晚了许多，但若以十年作为一个发展周期，在这四个十年之间，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
第一个十年，人们对时装的概念仍然模糊不清；上世纪90年代，时尚杂志雨后春笋般涌现，本土设计师在国内大大小小的活动中崭露头角，行业的大气候初步形成；新世纪的头一个十年，第一批赴海外学习时装设计的留学生归国创业，中国设计跨越了一个大台阶；如今，线上精品店和线下买手店在各线城市全面铺开，时尚已经成为融进日常的一种自然形态。
在这数十年当中，人们还经历了时尚认知层面的巨变。举个简单的例子：十多年前，全身上下借西方一线奢侈品品牌的logo包裹起来的现象成为一种主流，并被诟病为“土豪心理”。
而就在不久前，因为在支援河南的灾情中捐赠巨额善款，国产民营运动品牌鸿星尔克受到了全网消费者的热情支持——今天的时尚消费者，正在慢慢抛弃对西方时尚的盲目崇拜，并把时尚同现实的柴米油盐化为一体。联系到此前“国潮”的流行，这些现状，将公众视线引导向一个新的现实：我们已然完成了“文化自觉”的培育。
既然说到文化自觉，让我们梳理一番过去四十年间中国时尚的变迁。当年来访的圣罗兰对中国文化满怀炽热，这位钟情于在世界各地寻找“异域风情”的设计师，将他的中国之行的见闻化作笔下的设计草稿，最终呈现在时装中。于是，带有中国明清建筑特征和中国戏曲元素的圣罗兰时装作品，在巴黎成了一时的热门。
西方时尚的语汇中也由此多了“中国风”这一说法。受此影响，上世纪90年代初成长的第一批中国时装设计师也急于给这样的风格贴上标签。那十年间，我们见到了整齐划一的风格呈现——大量水墨、书法元素被用到服装上。从今天的立场来看，这看上去固然十分生硬，却是中国时尚史绕不开的一段历程。
千禧年之后，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带来西方的创意技法，本土设计又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西方的解构主义在这一时期成为绝对主流，虽然这一阶段的本土设计超越了此前民族元素的生硬表达，但也只能评价为“师夷之技”的开端。
巧合的是，在接下来的十年直到今天，西方时尚也经历了话语权力下沉，“时尚民主化”的提法在媒体措辞中频频出现。巴黎正经历“去中心化”的过程，其在时装界中的地位被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意力量逐渐消解。而在这一轮创意力量的涌现中，中国设计新生代便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西方时尚界正在经历“去中心化”
眼下，西方时尚品牌早已熟悉中国的互联网生态，并早早渗透进国内各类电商平台。在电商平台和线下精品店两大平台上，崭露头角的本土设计师与西方大牌一道竞技，消费者也从最初对西方品牌的盲从转向对本土创意的尊重。同时，因为全球时尚大环境塑造的运动与时尚的融通，过往常被国内消费者诟病为“款式落伍”“土气”的国产运动装品牌此时却如沐春风，依靠设计和经营理念的年轻化，重新吸引国内消费者的注意力。
这其实暗中为中国时尚未来的发展模式标定了方向。放眼世界四大时装之都，巴黎当初是围绕法式优雅展开的，从“高定之父”查尔斯·沃斯创立时装屋开始，朗万（Jeanne Lanvin）、克里斯汀·迪奥乃至后来的圣罗兰，走的是明星设计师的路线，依靠个人风格来奠定整个城市的时尚基调。
相比之下，米兰的时尚更多地是在意大利手工业尤其是皮革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今天为止，大多数耳熟能详的意大利时尚品牌都曾经是规模庞大的家族企业，譬如古驰、普拉达，又譬如菲拉格慕；虽然意大利也涌现了大批明星化的设计师，比如华伦天奴、阿玛尼和范思哲，但这些品牌的故事发展到后来，无一不走进家族化运营的传统当中。
再回头审视国内的现状，巴黎和米兰的要素在这里能找到一部分对应。一方面是学成归来的年轻创意力量带动的本土设计的风格化突显，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之初下海经商的早期服装业者奠定的庞大基础，一旦将这两个要素结合，中国的时尚发展模式便是区别于巴黎和米兰模式的新尝试，并且，依靠二者各自的优势，其潜力十分可观。
以此为起点，之后的故事充满无尽的想象空间。
当然，这其中也存在诸多变数。目前，有两道难题摆在多数民营休闲运功品类企业面前：其一，如何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做出敏捷的反应，针对产品进行年轻化的改造；其二，旧的经营理念如何进行改革与升级。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普及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经营方式显得力不从心。
前述的鸿星尔克案例，在网络上形成浪潮之前，绝大多数消费者对鸿星尔克的认知是“濒临破产”的小企业，其实际营收数据也显示这是一个事实；只是，故事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转折，消费者蜂拥的支持，让这个品牌柳暗花明，绝处逢生。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善意的声音，有论者指出，像鸿星尔克这类传统纺织轻工企业必须及时完成产品设计和经营思路的双升级，才有后续发展的新可能。这就为故事的下一轮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何从每年毕业的大量服装设计和数字化应用专业新人中找到合适的人才，助推民营服装企业的转型升级，是鸿星尔克们必须跨越的一步。
关于这一点，实际上国内早就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江南布衣集团曾经也是一个典型的纺织企业，2010年之后，它通过细分男女装和童装市场，完成了品牌的年轻化转型；与此同时，它积极借鉴当时流行的跨界合作的营销模式，吸纳本土乃至国外时装创意人才，将自己蜕变为介于高级时装与高街时尚之间的所谓“轻奢”的国内代表。
与此相似的，还有注册地在法国的中国品牌MO&Co.。如果前面这一番话说的只是中国时尚未来的经营路线，那么，当我们再次回到“中国风”话题中，也许它将成为助推中国时尚在未来数十年快速上升的另一要素。
上图：2021年3月25日，中国国际青年设计师大赛在北京举行，模特们在展示汉帛奖入围作品。
下图：2021秋冬巴黎时装周Christian Dior 秀场布置。
中国时尚的目标不是成为下一个巴黎
过去，“中国风”是借着“异域风情”之名在西方时尚中被提及的，尽管包括圣罗兰和约翰·加利亚诺（迪奥前任首席设计师）在内的许多欧洲设计师对中国元素充满热情，但放到西方时尚背景之下，它却始终属于小众的风格。
就好似日本时尚，上世纪80年代在巴黎曾掀起短暂的日本风潮。彼时，以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和川久保玲为代表的日本时装设计师在巴黎一鸣惊人，其作品当中折射的日本传统美学，让西方人看到了不一样的时尚形态。尤其是三宅一生的日式禅宗的主题表达，让人惊叹一个民族的文化对时尚的滋养。
虽然在那之后日本时尚再也没有涌现能超越那一代设计师的后来者，但来自日本文化的影响，却无形中改变了西方时尚，时至今日，这一影响仍然发挥着作用——哪怕它仅仅体现为优衣库、无印良品的极简主义风格，或者体现为对棉麻等环保材料的坚持。
今天，当我们再度谈论中国风，它早已不是用水墨、书法或者紫禁城的建筑符号来构建的生硬形象，其实质，是回归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华夏文明长河里的经典文化文本。街头兴起的汉服热不过是一个表象，在这层表象之下，体现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解读。
近年来制作精良的古装电视剧，也带来了许多正面的影响，精心设计的服化道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观众对中国传统服饰研究的热情。围绕这一点，一些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博物展览，吸引了年轻一代尤其是90后、00后的目光。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逐渐变成全民爱好。这让中国风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除了汉服形式的借鉴，各类古风长袍和中山装、旗袍元素摆脱了刻板印象，纷纷以改良的表现形式融进我们的当代生活。
说到底，中国时尚的目标不见得要在东方再立一个巴黎，也不见得要拷贝日本的时尚模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足够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传统文化的滋养，打造全新的“中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