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史识和美学的融通

史料、史识和美学的融通

——陆侃如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著（摘要）

一、以史料为基础

陆先生从进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开始，终其一生，一直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阅读陆先生的著述，常常可以见到他深厚的考证功力和突出的成绩。他做史料工作，既是为某些专题研究作准备，也是为了撰写中国古代文学史。他在撰写文学史的过程中，一直注意把史料作为基础，重视史料的考证。他早在１９２６年为游国恩《楚辞概论》所写的序中，分析“近来”“中国无好的文学史”的原因时，就指出了史料考证的重要，“若不注重考证，取材必不可靠”。１９３１年，陆先生在《诗史》的《导言》中说明了两点，第一点就是“中国诗史的材料”。１９３２年，他在初版的《简编·序例》中明确表示：“为初学明暸计，对各问题只说个较可靠的结论，而不去详加考证（讲授时可另加说明）。”陆先生特别提示：《简编》限于篇幅，不能对史料进行考证，但在讲授时，要加上。

陆先生在古代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证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取得了相当丰厚的成果。从今存陆先生的著述来看，他对作家的考证，除了上面所说的有关《诗经》、《楚辞》、乐府诗中有关作者的考证

和陶渊明外，重点是对于东汉、三国和西晋时期重要作家的考证。综观陆先生这方面的论文和著述，东汉、三国和西晋这一时期的作家，他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考证。这方面考证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古文学系年》一书中。

二、在史识上的探索与实践

撰写文学史，一是要以史料为基础，二是要有史识。所谓史识，源于史料，又超越史料，主要指的是研究和撰写文学史的系统观点和方法。史料和史识，两相比较，在某种意义上史识更重要。评价文学史质量的高低，史识是重要的标准。如果把撰写文学史比作建筑一座大厦的话，史料只是一些建筑材料，至于建筑什么样的大厦，如何选取和使用材料，这就取决于建筑师的设计了。史识在编撰文学史中的作用，近似于建筑师在建筑中的设计。从文学史撰写的实践来看，各种文学史都离不开史识。其区别在于自觉的程度，在于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是否正确，在于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文学史的实际，以及史识能不能与时俱进，是否注意追求当代意义。以作品为核心的文学史料是客观的，有限的，不变的，而史识属于人的主观意识，是无限的，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有主观调适与更新的弹性。人们对史识一直在探索，在探索中实践，在实践中探索。综观陆先生有关文学史的著

述，大体上也是这样。

四、美学意识

文学史作为史的一种，同其他的史有共同之处，都离不开史料和史识，但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而文学是审美的。因此，编撰文学史仅掌握史料和具有史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美学意识，把美学意识同史料和史识结合起来。文学史著，不应当是单纯地复述史料和阐释史料，还应当“有我”，有美学意识，提倡艺术化、文学化的表述。在这方面，陆先生是相当自觉的。综观他的文学史著，表述带感情，无理障，无文字障，语言行云流水，简洁利落，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如《简编》中说王维的作品有三种特点：一是“诗的形式以五言为主”；二是“诗的内容以写自然美为主”；三是“诗的风格取静不取动，重澹远而屏雄放。王维是个‘静观自然’的人，诗中尤喜用‘静’字，因此便影响到作风”。像这样能用精辟简明的语言，从审美的角度概括揭示作家作品的特点的例证，在陆先生的史著中，俯拾即是。

在文学史著述中，如何贯注和体现美学意识，既有时代性，也与著述者的个性有关。今天看来，上述陆先生的认识和做法，不一定完全可取，我们要注意分析。但陆先生在研究和撰写文学史时，十分重视美学意识。这一原则和方法，应当说具有普遍意义，值得我们重视。我们应当在这方面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