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石号出水的文物
1000多年前，胡商都从中国代购了些啥？
8世纪后期，扬州出现了一场叛乱，唐朝将军田神功平息叛乱的同时，大肆抢掠百姓商人的资产，还残忍地屠杀了数千名波斯、大食胡商。后来他回到京师长安，把包括大量金银器在内的财宝献给了皇帝[1]。屠杀商胡的血腥行为，并非是排外情绪，而是掠夺财富的贪婪。这个事件却同时表明，扬州居住着大量的外国商人。这些外国商人，大部分应是定居或常驻扬州。他们经营什么？在唐朝的对外贸易中起过哪些作用？过去的研究，多提到胡商善于鉴宝，主要经营珠宝、香料、餐饮及药材生意，财力雄厚。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打捞出水了黑石号沉船，一批惊人的宝藏浮出水面，透露出外来商船与扬州胡商的关系，极大丰富了人们对唐朝海外贸易的认识。
黑石号船体采用绳索缝合捆扎，不用铁钉，是阿拉伯缝合船。船上出水文物多达六万多件，其中仅有的几件伊斯兰陶罐、一个玻璃瓶、一枚南亚的铜镜等，都有使用的痕迹，应是船员的生活用品。依据船体结构、木种、文物，推断该船应是一艘9世纪从中东一带来到唐朝的商船，是在扬州装满主要货物返航，途径爪哇海域时沉没的。
唐代贴塑流苏纹盖罐
一、不是船货的金银器商船上物品，当然货物占绝大多数。但奇怪的是黑石号上发现有几十件金银器，虽然是中国制造，却可以断定并非是倒卖的商品。黑石号的船货99%都是瓷器，外国来购买瓷器不奇怪，因为那时中国能烧造出世界上最好的瓷器，在外国昂贵，异地购买差价悬殊，极具商业价值。但是，金银器哪个国家都有，唐朝的产品并不存在优势，而且同时期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金银器制造水平甚至高于中国，有必要来中国采购吗？这些金银器中，有几件比较罕见的，似乎能够回答这一问题。黑石号沉船出水金银器中最多的是银盒，都是曲瓣的形态，造型如花朵或云朵，优美流畅，纹样有缠枝卷蔓、飞鸟奔兽等，这在唐代金银器中属于常见器类。这些器物从造型到纹样，最有可能制造于扬州一带，年代属于9世纪。
扬州一带也被称为浙西，是中晚唐以来金银器制作的中心，以往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曾有三次：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950余件银器[2]、浙江长兴县下莘桥出土100余件银器[3]、浙江临安唐水邱氏墓出土38件银器[4]。丁卯桥、下莘桥的银器，同类器物重复率极高，绝大多数未经使用，还有许多半成品，应是作坊准备出售或专门订做的商品[5]。所以黑石号上的金银器，在扬州市场上买到并不难。
提梁银壶有点特别，它的器形是扁状的，以往发现不多。相似的器物在杭州五代吴越时期的雷峰塔塔基、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中曾出土[6]。扁状壶体并带有提梁，方便携带，更适合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使用这样的器物，不会是扬州人的习俗。但扬州既是金银器制造中心，又是集散地，会有各地的产品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椭圆形金长杯，不是中国传统器物的造型。战国到南北朝曾有耳杯流行，或称羽觞，重要特点是带双耳，显然与椭圆形金长杯不同。长杯这种器物，是受波斯的多曲长杯的影响，经唐朝的仿造和改造后出现的造型[7]，在唐代金银器中有少量发现，甚至波及到瓷器的制造[8]。
左上：方形金盘右下：圆形金盘
方形金盘是新发现，以往所知唐代金银盘虽多，却几乎不见方形的。不仅如此，方形金盘的纹样也很特别，主题类似芭蕉叶，在盘中心构成“卍”字图案。边饰也由这种植物叶排列组成，与绝大多数中晚唐金银器的纹样不同。但盘上的蜜蜂（或蝴蝶）纹，风格写实，在中晚唐南方制造的金银器上常见，有的以蝴蝶纹为主题，甚至作为器物的造型，这是唐代后期南方器物的特点。沉船上与方形金盘纹样相似的，还有一件略呈四瓣花形的圆形金盘。
芭蕉叶的纹样构成“卍”字图案的金银器前所未见。“卍”字本为一种记号，并非文字，较多出现是在印度，是一个寓意吉祥的符号。佛教传入中国后，“卍”字也传入了中国，含义也是“吉祥万德之所集”。
金带把杯，八棱形杯体，每面有一歌舞胡人粘贴在八棱的平面上，没有底纹，折棱处錾刻联珠纹。口沿下有连续排列的四叶一组的图案，圈足为莲瓣纹。过去在西安南郊何家村遗宝中曾有几件带把的金银八棱杯，经研究是受粟特影响出现的器类，属于唐代前期的作品[9]。黑石号的这一发现有些意外，它在造型上与唐前期的同类杯十分相近，连把上指垫上饰胡人头的细节都风格相近。
提梁银壶、椭圆形金长杯、方形金盘和金带把杯都是具有“胡风”的器物，能在扬州购得，令人联想到的是史书记载的田神功在扬州屠杀商胡、抢夺金银器的事件，可以推测扬州的商胡不仅销售而且制造金银器。但难以理解的是，那件胡风十足的金带把杯制造很粗糙，粘贴的歌舞胡人已经开裂，八棱上的连珠并不凸起，只是简单的錾刻，远比不上何家村同类器物精美。什么原因呢？可以肯定并不是技术问题，因为江南地区在盛唐以后金银制作发达，有无数能工巧匠。以往发现的法门寺“浙西”鎏金银盆，以及沉船上其他金银器，也证明扬州一代金银器制作技术水平很高，而这样做工低劣的产品很难在市场上出售。
是否可以这样推测，金八棱带把杯、椭圆形金长杯、方形金盘是黑石号上的人定做的器物，是按照他们的意图甚至提供的设计制造的，因此带有异域的韵味。金八棱带把杯制作粗糙的原因，应该和时间仓促有关。当时的海上国际贸易，船要靠季风航行。波斯湾地区很可能是黑石号的出发地，从那里到中国，要借助季风四月开航九月到，返航是在十一月开航至翌年三月到。实际在唐朝的采购、运输、装货只有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很难完成一件精雕细刻的手工作品，而且有迹象表明这好像还是一件尚未完成的作品。另外，这件金带把杯的体积很大、很重，似乎更注重它本身黄金的价值。据黑石号沉船打捞者介绍，沉船中的这些金银器，发现时集中在一起，藏在船舱底部的夹层里。金银器的体积小，便于携带，重量轻、价值高，显然这不是作为商品的货物，或许是船长或船上有权势的人的私货。
二、胡商与外商胡商指的是定居或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商人，外商是指黑石号航船上的商人。黑石号为什么要到扬州采购货物？看起来原因很简单，因为号称“扬一益二”的扬州[10]，既是商业中心，又是出海口。在这最富庶的地区，唐朝设有军政合一的大都督府、淮南节度使，还常驻主管运输事务的盐铁转运使，各地物品先到这里，再辐射四方。扬州是可以满足寻找船货的理想地点和方便返航之地。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曾被忽视，那就是当地的胡商与外来胡商的关系。沉船上的金银器，已经表明了这艘商船的确是在扬州停留，而船上最大宗船货瓷器，却是来自长沙窑、越窑、邢窑、巩县窑等的产品。能够大量采购到各地的货物，在唐朝非扬州莫属。特别是船中长沙窑的瓷器达五万多件，它们要从遥远的湖南运到扬州。数量如此巨大的长沙窑瓷器，不会是为了扬州人的需求。且不说扬州附近有各种高、低档瓷窑，很多产品质量超过长沙窑，完全可以满足供应，即便对长沙窑瓷器也有需求，扬州商人也大可不必囤积这么多。几乎唯一的解释，就是扬州只是一个转手之地。长沙窑瓷器中又有些特殊的纹样，也显然是为外销而生产的。远道而来的外国商船，要在短时间内在扬州购得并非产于当地的主要货物，必须事先有周密的计划，才能完成这种大宗的贸易，没有当地商人的协助是不可想象的。这就令人想到扬州大量的胡商。当地的胡商，不光可以帮助语言沟通、寻找卖主等，他们还了解中国市场，可以事先为商船准备或预定货物，使外来货船到达扬州后，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购货装船，赶在季风到来之前，完成所有的贸易操作过程。扬州博物馆收藏一方征集到的唐代波斯人的墓志，墓志载：“世钦颖土。府君父名罗呼禄，府君称摩呼禄……望郡陇西，贯波斯国人也……舟航赴此，卜宅安居。唯唯修身，堪为国宝……于大和九年（835）二月十六日，殁于唐扬州江阳县文教坊之私第，时七十有五矣。”[11]这个从海路来华的波斯家族，定居扬州。《太平广记》“李勉”条，又记载了一位波斯人藏宝的故事，其中说道，李勉于开元初去扬州，遇到一位波斯贵族老胡，自称：“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12]同书“卢李二生”条还记载，李生欠钱二万贯，而卢生很随便地让人到波斯店取钱之事[13]，可见波斯店聚集财富，经济实力强大。扬州的外国人中，文献记载较多的是波斯人，不过唐朝人常把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统称为“胡人”，不仅认为胡人精明会做生意，还从事着各种职业，其中经营酒肆餐饮业的人，虽然不直接参与对外贸易，但酒肆是个特殊的场所，店中有能歌善舞、风情万种的胡姬招揽客人，既服务于异国他乡的海内外胡商，也吸引了官员、士人、商人竞相光顾，在享受生活的同时，结识朋友、交流信息，甚至完成交易。考古发现也有些线索。扬州发掘的一处住宅遗址，出土了大量伊斯兰钠钙玻璃残片，有的残片厚度仅1毫米左右，可能是从伊斯兰世界运来，准备在扬州进一步加工为成品。这处住宅遗址并非普通的居民，而是波斯胡店[14]。另外，在扬州唐城遗址的发掘中，还曾发现伊斯兰蓝绿釉陶器的几百片残片，并有完整的双耳绿釉大陶壶[15]。当时伊斯兰蓝绿釉陶器的质量，远不如中国瓷器，这些伊斯兰蓝绿釉陶器，很可能是胡商们所使用的物品。
毫无疑问，熟悉当地的市场，常驻或定居扬州的胡商，必然成为外来商船所依赖的生意伙伴。他们能找到各种货源。黑石号上有些出人意料的物品，似乎能反映胡商与外商的关系，以及扬州商业的兴旺。
左上：葡萄纹铜镜（唐）右下：铜镜（汉）
沉船中有数量众多的铜镜，多是旧制造的铜镜，属于船货。但值得注意的是有葡萄纹镜，据考古发现，葡萄纹镜是7世纪后半到8世纪中期制造、流行的镜类，黑石号沉船的年代应在9世纪，这时葡萄纹镜已经不再制作和流行，这一发现，似乎颠覆了这一常识。这无非有几种可能：一是过去对葡萄纹镜的断代有误；二是葡萄纹镜9世纪还在生产；三是中晚唐有仿制唐代早期铜镜的现象；四是由于扬州是铜镜的集散地，在市场上还能买到早期制造的铜镜。第四种可能最大，即在市场上还能买到唐代早期制造的铜镜，如果参照沉船中还发现了隋镜和汉镜，甚至可以推测，扬州存在着古董店。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黑石号上有一件白釉绿彩带把瓶，器物特征是鸟啄形流口、细长的颈和细长的喇叭足，中腹圆鼓，腹和口之间有一个把手。这种瓶本来可称之为“胡瓶”，但它的尺寸实在太大，高度将近1米。唐代流行的胡瓶，高度大概从25厘米到45厘米之间，是日常生活中使用方便的用具。这件胡瓶做得如此高大，虽然和普通的胡瓶造型相似，却不属同类器物。从功用上看，这件器物也无法实用，即便壶内不装上液体，把柄也根本无法持重，看起来只是一个装饰。
这个奇异罕见的大瓶，在中国发现有类似的器物，不过检索这类瓶却是在墓葬中出土。如河北蔚县榆涧唐墓的绿釉带把瓶[16]，通高74厘米。河北蔚县唐墓中还出土一些类似的大型塔式罐，常有莲花装饰，都是专用于丧葬的用品。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这类器物会在黑石号船上发现？丧葬用品脱离了特定的区域和文化背景，便失去了自身的含义和功用。仔细观察这件器物，还会发现，它的颈部和高足部分饰凤或孔雀尾式的纹样，腹部的主题纹样是一个方框四角带植物的纹样，这种花纹在船中的碗盘中也曾出现，而在唐朝本土发现的大量瓷器中几乎没有。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和解读：外国人在中国见到这种器物，并不知道它和丧葬有关，只是惊异于它造型的奇特，于是定购了这种器物，还采用了自己喜欢的纹样。
以往对黑石号出水的外销瓷的研究较多，却忽视一类器物，即黑石号上的一些尺寸很大的瓷瓮。大瓷瓮过去在中国考古发掘中少见。黑石号的大瓷瓮的用途十分明确，就是作为“包装箱”使用，即把小件瓷器摞在一起，一圈一圈地套放到大瓷瓮里，既可以多装货物，也防止破碎，便于装卸。黑石号出水的瓷器，很多釉色如新，就是得益于大瓮的完美包装。有研究说这些大瓷瓮是福建或广东地区的瓷窑烧造，这就说明，在唐朝的海外贸易中，扬州是重要的购买大宗货物的地点，而在离开扬州的归途中，要沿中国东部近海海岸南下广州，在这里作开始远航的最后补给和货物包装，等待季候风的到来后返航出发。史载开元天宝时的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聚如山，舶深六七丈”[17]。唐代前往天竺取经的和尚义净，就是自广州“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18]。广州也是前往东南亚的重要港口，大瓷瓮是容易消耗的用品，不作为随葬品放到墓中，在遗址中的残片也无法复原，因此很少在唐朝本土发现。有趣的是，作为包装箱使用的大瓷瓮，在唐朝和后世并不算珍贵，到东南亚各国后，反而更受欢迎、更加珍贵，被妥善收藏传世，而且改变了它的原本功能，成为祭祀、瓮棺和权力的象征。
三、黑石号与海上丝绸之路黑石号上的船货，展示了人们对异域财富的渴望，对不同文化的好奇。它是目前发现的海上沉船中时代最早的一艘，但并非是最早开通海上航线的。早在汉代，人们就知道了从徐闻、合浦通往南海诸国的航线[19]。三国东吴时，朱应、康泰游历南海诸国，归来之后分别撰写了《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20]。东晋法显从长安出发经陆路前往印度，返国却是渡海，他撰写了《佛国记》，特别提到当时的航海技术、南海航线、距离及所需的时间等等[21]。考古发现也有证据：广州横枝冈西汉墓、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广西汉墓、江苏邗江县甘泉镇的二号东汉墓等出土了罗马玻璃、波斯银盒、釉陶瓶以及象牙、香料等[22]；广东省遂溪县入海口的边湾村发现的窖藏，出土了包括带有中亚古文字的多瓣银碗、20枚萨珊银币等遗物[23]。虽然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船只扬帆远航到罗马波斯，但至少证明了与南海诸国间接贸易的存在。唐代的情况不同，伴随着扬州、广州等城市的兴起，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扬州得益于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又有天然恩赐的入海口，沟通了中国的东西南北，到中晚唐，扬州以生产基地、商贸市场为依托迅速崛起。当陆上丝绸之路沉寂，人们渴望寻求新的对外通道时，运河旁、出海口的扬州，拉开了对外贸易的序幕，扮演了海上之路重要角色，成为东方世界一颗灿烂的明珠。陆路丝绸之路研究，人们较多地关注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而黑石号上的遗物，主要表明中国物品的外销和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沉船上的器物在生产、运输、聚集和出口的时间不会相隔太长，年代容易判定。沉船上的大宗商品瓷器，既展示了中国外贸经济的转型，也反映了国内产业重心格局的变迁。国际贸易的需求，也促进扬州、广州等新型城市和新兴经济区域的兴旺发展。唐大中二年（848）诗人杜牧途径扬州，写下了一首流传甚广的诗：“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是说不懂国家兴亡大事的扬州的歌女们，整日周旋、沉溺于贵族官宦们的灯红酒绿之中。另外一首《遣怀》诗中又说到“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些使人魂销魄荡又十分优美的诗句，展示了扬州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富庶的城市，奢华的生活，当然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有关。海外贸易不光给扬州带来发展的契机，也促进了内陆物流和生产制造业的变化。黑石号上的船货，反映出贸易的内容和对象变了，还直接反映出中晚唐湘江流域的制造业和商贸的变化。原本就有发达制瓷业的湖南长沙一带，在这时紧紧抓住了历史机遇，创造性地烧出了以彩绘瓷为特色的产品，并很快把产品成功地从内陆推向了国际市场。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碗中，有一件碗上面写着“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字数不多，透露的历史信息难得。“湖南道”是唐代的行政区划，包括今长沙一带。“草市石渚”说明那里有产销两旺的市场。“盂子”是当地人对碗另一种的称谓。“有明樊家记”，“有明”比较难解，或为“有名”，带有广告语意味。“樊家”则是石渚诸多作坊之一。从这些文字可看出瓷器市场内存在着产品竞争，在长沙窑曾发现的大量不同姓氏的工匠姓名，而樊家作坊的产品幸运地出售到了海外。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还大大影响了造船的发展、航海能力的提高。贞元年间（785-805年）著名的地理学家、宰相贾耽记载的海外交通路线中，出现了通往阿拉伯地区的“广州通海夷道”。而阿拉伯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也记录了9至10世纪阿拉伯人航海东来的线路。说明从9世纪开始，茫茫海洋隔绝的陆地板块，不再是彼岸世界之间的限制，反而激励着人们穿越浩淼的波涛，成功地找到新的通道。
四、结语
黑石号表明，尽管人们已经熟知借助季风可以从波斯湾到中国往返，甚至知道单向航程耗时约130天这些细节，但海上贸易仍然是一次次的冒险。生死未卜的航行，巨大诱惑，源于对异域世界商品的需要。黑石号上丰富多彩的商品，从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可以看出，活跃在扬州的胡商、贸易操作的方式等，使人们对海上贸易的认识大大改变。可以想象，海上航行的黑石号，要经过泰国、越南等地，沿途很可能也会有贸易活动，无异于是一场商品和文化的巡回展示。满载货物的黑石号，幸运地抵达了中国扬州、广州，却不幸在返航途中沉没在了印尼海域，诉说着海上悲情的同时，也默默讲述太多的人类社会交流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