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德林中，有一个战犯叫李帆群，他虽然是...

在功德林中，有一个战犯叫李帆群，他虽然是个文弱书生，但大多数率领过千军万马的将军都“怕”他。

李帆群从来不和别人大吵大闹，甚至动拳挥脚，但他的笔尖儿却可以横扫这些将军们。只要他在墙报上贴出一张质问某某号“同学”的小字报，就会使许多人感到头痛。因为这不同于争争吵吵，使用舌枪唇剑就行，而要同样用文字来答复，这就非同小可了。

战犯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长期耍枪杆子的，你要和他们拍桌子、瞪眼睛，他们都会毫不示弱，但耍起笔杆子来，除少数如宋希濂、徐远举、文强等屈指可数“文武双全”的外，大都是一拿笔就昏昏然。所以，谁要在墙报上质问他一下，这比骂他几声“反革命”和“顽固堡全”还不好受。

吵一吵，谁是谁非不易弄清，多一句少一句也吃不了大亏，可一旦上了墙报，几乎全都知道了。另外关键是墙报还得收回去，送到管理员那里去存档，这是关系到前途的重大问题，谁不害怕呢？

李帆群下笔特别快，一顿饭工夫，一篇质问某某的墙报保准能写好，这和他的出身与过去的职业有很大关系。他是国民党主办的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毕业的高才生，毕业后分配去了新疆。

当时盛世才被赶走之后，国民党总算掌握到新疆的军政大权，许多单位都出现了“真空”，得有人去填补。李帆群便自告奋勇愿远去边疆，得到了上级表扬，马上任命他为《新疆日报》主编。这个连外勤记者、内勤编辑都没有当过的应届毕业生，一下成了省报的主编，所以他一向很骄傲的。

解放前夕，新疆国民党省党部几个头头一看大势不好，赶紧逃走。大头目走得了，中小头目走不了的，便想过几天官瘾，自己给自己封官，只要发一个请示电报就可以照准。

李帆群既出身于中央政治学校，又是省报负责人，便被封为代理新疆省党部书记长，这让他非常得意。可是好景不长，新疆很快和平解放，他也就成了阶下囚，被送进了新疆劳改队。

李帆群挥汗流泪劳改了几年，居然又时来运转。1956年，他被选调到了北京战犯管理所，这一下比他代理省党部书记长更加走运，引起其他劳改人员的羡慕。因为集中到北京来加速改造，这差不多等于过去中了举人选送太学来学习。

谁都知道，集中到北京来的，武官是军长一级，文官是省主席一级，特务是将官一级。于是有人发牢骚，说政府太不了解情况，以为国民党党部的书记长是掌握大权的主要负责人，糊里糊涂把李帆群选到北京了。

其实政府哪里会不知道国民党内的书记、书记长，只相当于军队中的参谋长一样，只是一个幕僚长，并不是一把手。那为什么会把李帆群当成重要人物集中到北京呢?

1956年，政府决定集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进行加速改造。当时满足条件的军事将领最多，行政官员和特务也能凑出一批，唯独党官太少，只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另外几位中央委员都是以军职为主，如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不是专搞党务的。

其实抗战胜利后，许多带兵的将军们都不希望再打仗，应该好好享受一下胜利果实了。因为打仗不但要死人，而且战场上的生活也远不像在大城市一样舒适。

但国民党从总裁到许多党官，却坚持要实行一党专政，打内战叫得最厉害、喊得最起劲的就是这些党官们。可到后来看到战争失利，跑得最快、跑得最远的也是这些党官。

所以被俘的多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傻头傻脑的将军们。尽管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那么多，但被俘的却只有一位书呆子庞镜塘。

庞镜塘也是听了王耀武和李仙洲的话，没有和他的夫人一同跑到台湾。这两位将军曾拍着自己的胸脯保证过:“俺们有十几万装备精良的部队，还怕打不过?想当年日本军队装备比俺们好得多，俺们也熬过来没有当俘虏。你放心好了!”

不过庞镜塘和这些将军们一同被俘成后，他倒看的开，也不愿埋怨人，只自己宽慰自己“此党国之灾，非人力可挽回也!”

既然要集中党、政、军、特战犯，党官只有一个庞镜塘，未免太不够味儿，便只好降格以求，总算找出了两个省党部的代理书记长，也可以勉勉强强对付得过去了。其中之一便是李帆群。

李帆群专挑那些能武不能文的将军来批一下，也是从一次教训后变聪明的。刚到功德林时，他见到了杜聿明、王陵基等大人物，甚至自己过去顶头大上司宋希濂，居然也成了他的“同学”。

回想当年宋希濂在新疆任警备总司令时，每次去机场迎送，李帆群都排不上队，只能站在记者群中。有一次，宋难得地和他握了一次手，他就在报上最显著的地方刊了出来，引为最光荣的事。

今天既成了同学，自然要批一批这位昔日无法接近的大人物。有一次，李帆群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事情原委，便写了一张质问宋希濂的小字墙报。

他完全不知道宋是湖南骡子脾气，谁要惹了他，他一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绝不妥协。结果一张小字报引来了宋的三张反质问，最后李帆群只好认错，向宋表示没弄清楚乱提意见，做了检讨才收场。

有了这次教训，李帆群再也不敢惹“有文采”的了，专挑大老粗将军这种软柿子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