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瞬间（1782）：西山樱桃沟清孙承泽隐居处 / 开普饭

孙承泽隐居处位于海淀区西山樱桃沟。

孙承泽（1593-1676年）作为明朝旧臣、永远不可能得到新主流社会信任的清朝高官，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从吏部左侍郎任上退职，归隐在此。

个人的命运在朝代更替中，是微不足道的。对失败一朝的人更是如此。以前写过《北京瞬间（1147）：前后孙公园明末清初孙承泽故居的位置》。

2016年3月22日北晚新视觉网站《退翁著史孙承泽和〈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摘录：

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不仅是风景名胜之地，而且人文资源丰富，名人辈出。明末清初史学家孙承泽告别官场后隐居樱桃沟整理前朝史料，开启了清朝文人墨客聚居西山著书立说的先河。此后，皇家在此编纂了《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多部经典巨制；文学家曹雪芹、诗人纳兰性德、顾太清、阅微草堂主人纪昀、建筑世家“样式雷”和众多造园艺术家、能工巧匠均在此生活和创作。西山樱桃沟又名“退谷”，得名于孙承泽。孙承泽系明末清初的史学家、收藏家，其祖籍山东，实则是北京人。孙承泽本是明崇祯时的进士，做过明朝县令。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进北京，孙承泽本想为大明尽忠上吊自缢，被家人救活，又同长子跳井，也被救。不久，他一改初衷，任大顺朝的四川防御使，尚未出京上任，清兵就挥师入关。清顺治元年，他又当上了吏科给事中，后来历任大理寺卿、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务。后因与皇帝意见相左，63岁时辞官致仕。退出政坛的孙承泽，起先居住在京师宣武门外的孙公园。清顺治十一年，他在西山樱桃沟筑建立居所，取名“水流云在之居”，取杜甫“水流心不竟，云在意俱迟”之意，体现其与世无争的隐者心境。孙承泽还在樱桃沟建“石檜书巢”和“退翁亭”，不问政事，吟诗赏画，以文会友，著书立说，开始了山林隐逸的文人学者生活。他自称“退翁”，也把这条山沟命名为“退谷”。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当年所写的“退谷”二字早已踪影难寻，现在樱桃沟的“退谷”两字，是梁启超当年游览时所题。孙承泽因其《庚子销夏记》一书，而以书画鉴赏家留名于世。但是，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史学，除《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两书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的孙承泽的作品，就有撰述二十三种、四百余卷。“退谷”中的“石檜书巢”是当年孙承泽隐居时的书房，他在这里著书立说，写成了《天府广记》和《春明梦余录》等著作。彼时的他，无官一身清白，正好专心著书，《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两书，详细记载了京城和樱桃沟的景物、古迹，至今仍是研究北京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春明梦馀录》体例似政书，又似方志，分《建置》、《形胜》、《城池》、《畿甸》、《城坊》、《宫阙》、《坛庙》、《官署》、《名迹》、《寺庙》、《石刻》、《岩麓》、《川渠》、《陵园》等十四门，其中《官署》四十卷，篇幅最多，是研究明朝章典源流沿革的好材料。他在《天府广记》中对北京的描述：“幽燕自古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成为赞颂古都北京地球形势的佳句。退谷中有个“退谷亭”，系孙承泽所建，亦称为“退翁亭”。他在《退谷小志》中曾有记载：“谷口甚狭，乔木阴之，有碣石曰退谷。谷中小亭翼然，曰退翁亭，庭前水流可流觞。”

腾讯网引2016年3月23日北京晚报《孙承泽：隐居西山撰明史》（张程）：

明亡清立后，如何写前朝史成了当时的史学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当时的史学家中，最高调的是自称“江左遗民”的史学家谈迁，谈迁终身不仕，立志撰述一部明朝史书《国榷》。顺治十年，谈迁北上京师。此行是为搜集明朝逸闻，并实地考察遗迹。谈迁探访的主要人群是曾在明朝任职、如今在清朝为官的汉族官员们。包括祖大寿、洪承畴等一批降将和降臣。也就是在这次北上时，谈迁知道了一些史学家已经在默默为前朝撰史，其中就包括时任吏部侍郎的前朝旧臣孙承泽。但介于政治形势，孙承泽的著作秘不示人，只有少数同僚知晓，选择秘而不宣，或许是孙承泽作为一个降臣、一个封建士大夫，为自己保留的一点点尊严，人性之复杂可见一斑。

撰写明末历史秘不示人

清朝以承继明朝正朔自居，入关后公告在京明朝各衙门官员“照常任职”，原有品级乃至职位一概承认。于是，清初的政治体制中就有了一个身跨两朝的官员集团。社会舆论对这群人一开始就大加鞭挞，极少数人称呼他们为中性的“陷北诸臣”，绝大多数人斥责为“降臣”、“道貌岸然”等。清朝在中国的统治日渐巩固，而舆论对他们的批判却日渐严厉。这些降臣们也颇有自知之明，自觉不容于舆论，自动夹起尾巴做人。有的人过着“衙门—府邸”的单调生活，公事之余闭门不出，不论著、不见客，独自对抗严酷的余生；有的人醉心诗会和戏台，在延续明末文人舒适生活之余，从诗词戏剧中重温“故国衣冠”；有的人流连于古迹和寺庙，显示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之外，在幽寂之中寻求心灵的解脱；更有甚者，如降清的“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崇佛向善，洗心忏悔，持诵佛经，公开祈求早日登岸……降臣们只在小集团内部保持有限的交往，慢慢形成了一个低调、封闭的圈子。笔者无法考证以明朝遗民高调自居的谈迁，是如何在十多年后打入降臣圈子的。也许，谈迁发愿为故去的明朝写一部史书，勾起了旧臣心底隐藏着的一丝表达欲望。不少降臣接待了谈迁，提供了各自掌握的明朝史料，或者做了“口述历史”般的记录。一天，谈迁拜访曾任太仆寺少卿的曹溶。曹溶是崇祯十年进士，明末御史。他郑重地向谈迁展示了科场前辈孙承泽（崇祯四年进士）写的《崇祯事迹》一书，告诉谈迁孙前辈辑录《崇祯事迹》若干卷，“不轻示人”。自然这套书最后不可能送给谈迁，但是他记下了“孙承泽”这个名字。巧的是，在“江左三大家”之一的秘书院侍讲吴伟业那里，谈迁遇到了孙承泽。这一天，吴伟业留谈迁在家吃饭，席间说到自己的同年、吏部侍郎孙承泽撰写了《四朝人物传》。那是一套卷帙浩繁的史籍，孙承泽秘不示人。吴伟业恳求了一年多，才借了若干内容一睹为快。孙承泽一再叮嘱吴伟业“戒勿泄”。吴伟业现在展示给谈迁看，告知：“君第录之，愿勿著其姓氏于人也。”意思是你可以引用这本书，但是不能暴露原作者的信息。可见，当时孙承泽是在秘密整理、撰写明末的历史，即便是吴伟业这样的同年好友兼降臣圈内人，他也秘而不宣。那么，孙承泽是什么人？他又为什么埋头著史呢？

自杀未遂与两次投降

孙承泽祖籍山东，出生在北京，是一个“阔官”。现在北京城还有“前孙公园胡同”、“后孙公园胡同”，并非此地有“公园”，而是这两条胡同所在地原来是孙承泽家的“孙公园”，可见孙承泽生长在一户家境殷实的北京人家。他从小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从青年时代起就喜好读书、藏书，其书房“云凫阁”以藏书过万而享誉学界。崇祯四年（1631年），孙承泽中进士，时年38岁。之后发河南，先后任陈留、祥符两县知县，因为政绩卓异，在崇祯十年（1637年）入京任给事中，官至刑科都给事中。给事中和翰林、御史一样，是清流显要职位，非进士中的佼佼者不授。其中，给事中属于“谏官”，理论上负责监督皇帝的言行与施政，有“封驳敕令”的大权，同时监督官府行政，又是清流职位中实权最大者。六七年的给事中经历，使得孙承泽既有机会接触到最高层的所有政文，又能近距离地观察明末政治核心的决策，留意其中的祸福得失，这非常合孙承泽的脾气秉性，真可谓是“人职相宜”。一片光明的前途，被李自成的大顺军击碎了。甲申年起义军攻陷北京城，崇祯自缢！孙承泽顿时面临着生死抉择！孙承泽的第一选择是“自经”。他在书房中试图悬梁自尽，仆人很快发现并救他下来；孙承泽继而服“片脑”自杀，强烈的恶心把毒药呕吐了出来；孙承泽又跳入庭院中的观赏井自杀，再一次被仆人救起来。孙承泽在解悬、呕药、挽溺三招都失败后，放弃了自尽的念头。有人批评孙承泽自尽是“假惺惺做戏”：你有本事别在家里自尽啊，找个没人的地方上吊，看谁来救你？很快，大顺军抓住了孙承泽。他只求速死，表示要为明朝殉难。但是抓住孙承泽的起义军将领是个河南人，感念他在河南任职期间做过好事，不仅没有为难他，还好吃好喝招待着，“温言慰藉”，劝说孙承泽投降大顺军。当时，大顺朝如日中天，大有取代明朝的架势。孙承泽考虑再三，最终投降了大顺，出任大顺朝的“四川防御史”。这是孙承泽的第一次投降。南明建立后，惩治投降李自成的大臣，兴起“从贼案”。孙承泽列名其中。他这个四川防御使，就职后还没来得及赴任，李自成就兵败山海关，大顺朝眼看着呼啦啦就要倒塌了。孙承泽无心与大顺朝同生死共命运，而是弃官潜逃，隐藏在北京城里。南下的八旗铁骑很快进占北京城，公告招降明朝官员。孙承泽就在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降清，重又当起了刑科都给事中。

降臣仕途顺利心里压抑

异常激荡的局势，在短暂的时间内，裹挟着人群、冲击着观念、撕裂了河山。等尘埃稍稍落定，人们惊讶地发现自己和他人都面目全非，甚至狰狞可怕。孙承泽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有人为孙承泽等降臣辩护，认为没有必要要求官员为一个腐败没落的王朝陪葬。相反，良禽择木而栖，他们可以在新朝里发挥才干，建立功勋，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赢。这是现实主义的辩护。很多降臣投降清朝后也的确做了不少好事。但是，政治和道德并不绝缘。道德一定要约束政治，失去道德约束的政治会野蛮生长。万难之处，就是其中的限度如何把握，孰轻孰重、孰进孰退？好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达成一致：无论降臣群体取得了多大的功勋，他们在道德上已经破产了。上自洪承畴，下自孙承泽等人，他们都默认自己道德破产，羞于谈论纲常伦理、忠孝节操等话题。客观地说，孙承泽在清朝算得上平步青云。他在降清当年就转任吏科都给事中，升任太常寺少卿；顺治二年升为通政使司左通政，太常寺卿；顺治四年任大理寺卿；顺治五年升兵部右侍郎；顺治八年转吏部右侍郎，第二年升吏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其中多次超常提拔，短短几年就成长为位高权重的核心官僚之一。如果明朝尚在，孙承泽也很有可能取得不了如此辉煌的仕途。然而，仕途越顺利、地位越显要，降臣们的心理压力可能就越大。他们的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越来越在意现有的身份地位，力图保全荣华富贵，另一方面又对故国旧朝不能彻底忘怀，有时在镇压明朝余孽的时候难保“政治正确”原则。狠狠心，他们既要对仕途苦心经营，揣摩满族权贵的心思冷酷决策，又常常因为“非我族类”的尴尬和读书人的坚持而遭到贬斥，甚至羞辱。走出紫禁城、离开衙门口，他们猛然发现社会舆论的鞭挞开始升级，自己已经成为“卖国头目”、“汉奸魁首”了。无法衣锦还乡，只能忍气吞声。降臣们封闭在府邸中自嘲：“不是昔日貌，白须难认吾……官休休未得，忸怩说仙都”。夜深人静难以入眠时，“欲寐不成寐，如有深彷徨”，只能“耿耿天为曙，缄泪拥衣裳”。这是一种无法向外人道的羞愧、苦闷。随着年齿渐长，同类人逐渐星散，新入仕的汉族官员又非同类，他们无法言说的心理矛盾只能越来越重。位于和平门南后孙公园胡同的安徽会馆，规模曾居在京会馆之首，安徽会馆大戏楼是北京目前仅存的四座民间戏楼之一，也是目前四座戏楼唯一没有正式启用的戏楼。

提前“退休”因祸得福

清朝并非重用这些降臣，而是利用而已。清朝的统治者从心底里鄙视这些人。摄政的多尔衮就公开评论龚鼎孳，“此等人只宜缩颈静坐，何得侈口论人”。意思是你们夹着尾巴做人就是了，还要什么表达、要什么认同呢？孙承泽等人既失去了社会舆论的认可，也没有获得效忠的新朝的肯定，两头受气。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吏部尚书出缺。孙承泽作为首居其次的吏部左侍郎，就新尚书人选上奏发表意见：“吏部尚书权衡所寄，得人为难。伏见大学士陈名夏在吏部时，颇能持正，请以名夏分理部事，必能仰副澄清之治。”他明确希望同为降臣、如今已经是大学士的陈名夏分管吏部。顺治皇帝阅读奏章后，对阁臣们说：“朕见承泽此疏，洞其隐微，代为含愧。彼意允其所请而用名夏，则于彼有利；否则，又将使朕猜疑名夏也！”顺治皇帝的态度也很明确，他认为这是孙承泽在耍小聪明。这暴露出顺治皇帝根本就不信任孙承泽，也不愿意让陈名夏去掌握吏部。顺治皇帝以“侍郎推举阁臣，有乖大体”为由，责令孙承泽回奏明白。事实上，高官出缺，朝廷大臣相互举荐，自古有之。皇帝有时也让臣工们推荐人选，名为“廷推”。孙承泽推荐陈名夏，不算唐突。此外，大臣就负责领域发表意见，有没有“越界”，完全由皇帝认定。孙承泽此举，如果君臣相得，一点儿问题都没有。顺治皇帝龙颜大怒，反映出孙承泽在皇帝心中毫无分量。孙承泽双颊流汗、两腿战栗，颤抖着听完转述的圣谕。辛辛苦苦十年，自以为是身居显要的高官，突然发现自己还是一个不能发表意见的小人物。他的委屈、失落可想而知。还解释什么呢？还留下来干什么呢？孙承泽抛开之前的奏章不论，直接以“两耳重听”以由，乞求顺治恩准退休。顺治皇帝也不挽留。同年三月，孙承泽“病免”，时年61岁。第二年，孙承泽推荐过的大学士陈名夏因为妄议朝政、党附多尔衮被绞死。以此为由，朝堂上兴起了一股党争案，一批与陈名夏有关的降臣和汉族官员遭到清洗。孙承泽幸运地因为提前退休而免于株连，也可算是因祸得福。

隐居“退谷”闭门著书

孙承泽退休后，对世事是失望的，对自己的一生也是不满意的。他本质上是一个书生，人生在世要立德立言，希望留下一些精神遗产。可是自己早已道德破产，立德无望，只得转而专心立言。这是一批降臣的现实选择。比如，降臣王铎就认为：“天下后世读而怜其志者，只此数卷诗文耳……倘吾兄弟他日得以诗文书法传，是以不愧前人。”文章千古事，能证明孙承泽来过人世间，能传承思想给后世。于是，孙承泽离开闹市中的孙公园，来到位于北京西山卧佛寺西边的樱桃沟，营筑退谷，自号“退谷逸叟”。在余下的二十年里，孙承泽在退谷中闭户著书，日不释卷，寻求个人的价值和内心的解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的孙承泽的作品，就有撰述二十三种、四百余卷。他的作品，既有《孔易传义合阐》、《尚书集解》、《禹贡考》等经义之书，又有《水利考》、《典制纪略》、《治河纪》等经济之书；既有《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人物志》等地方志书，又有元明《典故编年考》、《典制纪略》、《寰宇纪略》等制度典籍……这是一项庞大的工作。考虑到他当时年过花甲，这项工作的难度更大。在诸多作品中，最有价值的，在笔者看来就是史书了。因为孙承泽在明末担任给事中的经历，加上明亡后他有意识地搜集散失的大内史料，所以他所编著的《山书》、《思陵勤政记》、《思陵典礼记》等明末历史，保存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他所撰述的元、明两朝典章制度类图书，征引详实，分条细目，是重要的制度类工具书。孙承泽原本藏书众多，又在王朝更迭的乱世广为搜罗史籍档案，掌握了充裕的史料。我们可以想见，在西山脚下人迹罕至的山谷中，一个老人二十年如一日，埋首史料典籍，奋笔疾书。他不是简单的整理、编辑历史，而是以史为鉴，总结前人的兴亡，用历史关照未来，蕴藏着一个明朝旧臣的苦心。历朝历代都重修史。清廷以天下正朔自居，延续修前朝正史的做法，在顺治二年五月开馆纂修明史。无奈明代典籍散失严重，修史缺乏史料，尤其是天启、崇祯年间史料。清廷下诏购求遗书。但是，民间疑虑重重，献书者寥廖无几。孙承泽可能是当时北京地区保存明代史料最多的人，尤其是他收藏大量明末奏疏，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但他的内心也是充满疑虑，对清朝忌讳多多，将史料隐瞒不报。直到康熙七年，朝廷再次下诏求书，允诺“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孙承泽这才在当年九月上奏“时职养山中，因检旧日抄存，辑成十八卷，装成七本，呈送前来”。他献上的这十八卷史书，就是自著的明末历史《山书》。孙承泽晚年的另一大贡献，是收藏了大批书画，并作鉴赏。他在退谷中潜心赏画、跋画，研究书画。孙承泽的鉴赏，除了注意书画真伪和价值以外，以史学家的角度，把书画作为历史证物，来补充史料记载之漏，纠正历史记载之误。他把书画鉴赏的心得，写成《庚子销夏记》一书。两三百年来，孙承泽以一名书画鉴藏家留名于世。他在书画界的名声，远胜于在政治、历史等领域的名声。不知道孙承泽地下有知，做何感想？孙承泽退休后，也教子孙读书。但是，子孙有想参加乡试或者应仕当官的，孙承泽都加以拦阻。他不让子孙当官，要求家人“衣食粗足，当知止足”。孙承泽背负汉奸之名，加以宦海沉浮多年，深知政治险恶，不让子孙参与其中。孙承泽死于1676年。死前一日，他沐浴更衣，坦然赋诗云：“进退死生两大事，孤心留取照幽墟。”

居住地孙公园仅留胡同名

孙承泽隐居“退谷”，在他的“石檜书巢”里，写下来了很多极具史料价值的作品，《天府广记》和《春明梦余录》正是其代表作。这两部书详细记载了京城和樱桃沟的景物、古迹，至今仍是研究北京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除了作品，孙承泽给后人留下了的地名，“退谷”、“退谷亭”为人们熟知。除此之外，还有“孙公园”，这个地名少有人知道。不过，它以特殊的方式留存下来。西城区有个后孙公园胡同，还有个前孙公园胡同。后孙公园胡同东起万源夹道，西连兴胜胡同。而在后孙公园之南，那条东西向的胡同则称为前孙公园胡同。这两条胡同因孙承泽花园得名。隐居“退谷”之前，孙承泽就居住在位于孙公园的宅子内，宅中建有研山堂、万卷楼、戏台和花园。“万卷楼”是孙承泽藏书的地方，上下共14间，存放其费心收集来的书籍。万卷楼的对面，越过花木扶疏的庭院，有一大厅，即“研山堂”，是孙承泽会客写书的地方。中间有一大戏楼，那是他宴客演戏的地方。孙宅在乾隆时称为孙公园，光绪时，孙公园分为前孙公园、后孙公园两地。继孙承泽之后，清代曾有许多名人在此居住，如乾隆朝内阁大学士翁方纲、刑部员外郎孙星衍、以藏有甲戌本脂批《红楼梦》而闻名的刘位坦等。同治八年（1869），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其兄湖广总督李瀚章及淮军诸将集资购得孙公园的大部分，建安徽会馆，同治十年落成。光绪二十四年（1898），这里曾是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活动场所。光绪二十六年会馆为八国联军所占，设德军司令部于此，附近房屋遭焚毁。

“孙承泽隐居处”现场文字介绍：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孙承泽从吏部左侍郎任上退职第二年，在此筑造别墅，著书其间。清末，为周肇祥所有，民间称周家花园。别墅门额上“鹿岩精舍”四字为周肇祥所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