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边击石：两件难忘的憾事｜散文

毛颖：婚姻是什么｜闲言碎语

文/岸边击石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人的一生都要经历许多事情，有的事，事过即忘，有的事却终生铭记，且时时萦绕在脑海里。我要记录下来的就是这样的两件小事。

两盒“糠糖丸”

20世纪50年代末，我在“江油县太白小学”读高年级。

众所周知，那个年代正是大跃进后，我国老百姓生活开始跌入极度困难的时期，大家都很穷，连最基本的吃、穿都成问题，人们的精神面貌可想而知。但在我们学校有一个人却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他就是身体魁梧的体育老师李传德。他原来是一位解放军海军军人，不久前才转业到我们学校教书的。他是地道的江油人，他的几个弟妹（或从弟妹）李传娴、李传姝等-也与我们同校念书，我们彼此都熟悉。

本来，海军战士就特别要求有结实的身体，他教的体育课也特精神，孩子们都特喜欢。课余，他常穿一条我们听都没听说过的鲜亮的凡尔丁料子裤子，大家摸都不敢摸一下。有时他又内穿一领“海魂衫”，更显得格外潇洒，在当时的小学孩子们看来，简直是鹤立鸡群了。他的妻子满头烫成卷发，也是够时尚的。在那个年代，他们俩算得上令人羡慕的夫妇了。

我很快就以全校佼佼者的成绩从小学毕业了。小小年纪的我也因出身问题不被中学录取，这是社会给我上的第一课！

我从学生沦为一名城市居民，这样的年龄就没有了书读，一下子就使我陷入了不知所措的茫然之中。还好，没过多长时间就以我是医生子女的优势进了县医院上班，不久，又被医院推荐去考上了县办的《卫校》进修。

在《卫校》，我满怀信心地听课、记笔记，下乡巡回医疗；灭钉螺，搞‘血防’。去医院实习，潜心专研业务技术。在充满幻想中，我又从“卫校”毕业，并回县医院正式参加工作。这时已是20世纪60年代了。

一天，我突然看见我们‘太白小学’的、从海军转业来教体育的李老师在我挂号桌左右转悠。他趁病员稀疏的间隙之际，瑟缩前来，压低声音、神情自卑地问我是否可以买两盒“糠糖丸”。

四川的所谓“糠糖丸”，同时间在云南却叫“糠乐丸”，名字倒还好听，现在7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那是1960~1962年间，全国老百姓因饿饭，营养极度不良，普遍发生了“水肿病”。民间有言：“男怕穿靴（脚肿），女怕戴帽（头肿）”，已经死去了许多人了，于是政府批准在全国各地用米糠，黄豆面，以及防己等几味利水的中草药，加红糖和副形剂做成重约2两一盒的长方形药膏（红糖未加够，团不成丸）。因为是用米糠和红糖做的，四川老百姓就叫它作“糠糖丸”；云南的“糠乐丸”的质量大概好一点，是做成约1厘米多直径的丸子，一盒十颗，责成全国各地医院层层监管，由医生处方发给水肿病人。李老师要的就是这种既可疗病又能充饥的甜药丸。

这可使我这个在各方面都还稚嫩的小人物犯难了。按规定，我无权给他——我昔日的师尊——糠糖丸，若我去替他向医生争取，也不是没有希望的。

我终究没有给这位曾是我老师的人以“糠糖丸”。可是他的那种恳求和失望的神情至今仍历历在目，他那修长的、因饥饿已略显佝偻的背影我简直不敢多看他一眼，以后我也就一直未能再见到他。

时间大概又过去了一年多，偶尔从同学的口中得知，当年很阔气的、身体很强壮的、来自海军部队转业教我们体育课的李老师已经谢世了，而且死得极惨。

同学说，李老师本有海军战士的强壮身体的，当年国家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每月每人19市斤的粮食定量对教体育的李老师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又无什么副食品可以补充，在这种情况下，全国都开始推行一种“罐罐饭”，就是每个人发一个直统陶土罐，外形与无把手的搪瓷口盅一样，在罐罐上刻上自己的名字或记号，每餐饭前，厨房工人就用折兑好定量一两、二两的小杯子将米舀在罐罐中，由于定量极低，男女的米的量都是一样的，统一蒸熟后，大家按时去认取。若单位较大的，如学校之类，恐怕临时有什么人来客气的应酬，每餐也多蒸几个罐罐饭，以备突发情况的需要（同时也留下了漏洞）。

很快，大家都怀疑罐罐饭的量不够定量的标准，于是领导决定每天都抽派几个人不学习、不干本职工作，到厨房里去监厨，美其名曰“帮厨”。这样一来，帮厨人员的罐罐饭的量确实足了，以后人人都想去“帮厨”。常言道：“饿死的厨子都有八百斤！”看来问题仍然存在。最后，只好将定量粮称给每个享受定量供应的成员，由本人亲自盛米，自己控制，但寅吃卯粮者不在少数。

农民在国家供应之外，情况更凄惨，开始，每人每天还有“十六两归斤”的二两“谷面”(折合现在的秤为1.25两），就是将谷子连壳磨成的面，加上点野菜。公社里可怜的一点谷子吃完后，就只有野菜了。

当年，我就曾见过，在等食堂开饭的饥饿的农民，就地采些水芹菜（野菜），因为老百姓的锅全被砸烂收去炼钢去了，只好找一爿破坛子，利用它凹下去的一点弧度，盛点水当锅，下面用点干草烧火。这样的破罐瓦片是烧不开水的，大家也就围着这样的“锅灶”汆水芹菜吃。在云贵高原也有生产队的社员联合起来上山砍柴禾，堵住“千年蝙蝠洞”，一把火熏死无数的蝙蝠，大家捡去烧了吃。也难怪咯，“人是铁，饭是钢”嘛！

与此同时，在云南，除‘罐罐饭’之外，还推广一种“麦拉饭”，就是将麦粒浸湿，用机器压扁，使破皮为度，作细粮供应，以节约定量的指标（即用破皮麦子顶面粉的定量），老百姓连麸皮吃。如此吃了半年多，有学者提出反对说，这样吃，人不能消化吸收，反倒造成了浪费而终止了“麦拉饭”。

除“麦拉饭”之外，云南的各县都在用锯木屑制饼干，要人们都变成吃木屑的白蚁，可笑的是，此事在滇西Y县县委书记夫人王女士（我忘了她的官衔，记得她是大理巍山人。）领着一伙人攻关，竟被她搞成功了。天知道她挂帅制的“锯木屑饼干”中面粉占的百分之几十？

针对如此怪现象，滇西的农民说，以前我们种一年（主要指大春一季，小春无所谓），随便就可以吃三年。又说，云南是大山区，十里不同天，山这边遭灾，山那边丰收也是常事。中国这么大，哪有全县、全省、全国同时都闹灾荒的道理！

远在云南有“锯木屑饼干”，近在四川同时也有“玉米芯馒头”。就是将苞谷核核（huhu）磨碎、过筛，另剥些枇杷树皮，捣烂，利用枇杷树皮有点粘液汁，可以起粘合作用（当年为何不用芦荟，它的粘液可多了！）掺和点面粉，发酵后，就可以蒸出“玉米芯馒头”来。你若不相信，在当年的江油云集公社就为此“成果”开过现场会，还邀请了文娱队来表演助兴，与会者都吃过“玉米芯馒头”，同样，又有谁去过问它里面掺了多少麦面粉呢！

一方面是想以锯木屑、麦麸、玉米芯代粮，骗老百姓的肚子，另方面在云南 Y县，指派自己夫人搞“锯木屑饼干”的县委书记韩芝彦（山西籍南下干部，皮肤白皙，身高约一米六的矮胖型），却是全县出名的“不吃肉书记”。他大概是食物养生作得好，嫌瘦肉塞牙、肥肉油腻，因此不吃肉，只吃豆腐，只喝鸡汤。

不知道“长征”战士中有无不吃肉之人？他在随军南下时是否也只喝鸡汤？当年的Y县，县内各区的公社是没有公路的，只有一条滇缅公路挂角穿过县境，为了这个县委书记能够下乡视察，专门为他在县委会院内养了一匹马，供他作坐骑。平时，专职通信员为他养马，下乡时为他牵马。他要下乡，事先就电话通知下去说，韩书记要下你区公干，赶快给他磨豆腐、熬鸡汤，给马准备草料……

国家干部这样严重脱离群众的修身养性，也是一根笋从上头传下的。在困难年景中，中央专门对党员干部制定过反对干部中的‘五风’*的训令，其一就是‘生活特殊化风’。一方面是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在饿饭，在遭难；另一方面是党员干部们生活特殊化（成）风。据揭露，滇省省委书记阎红彦全家的人的日常伙食都是包在当年昆明最高档的‘北京饭店’里的，每天三餐饭前，就有小轿车将他的全家老小从饭店后门拉入其雅间，用餐后，又秘密驱车离开，更不用他们自己涮碗筷啰！不知他每月的伙食帐是怎么个结法？小车司机的伙食又算在谁的头上？总之，按当年的国家干部工资标准，他省委书记的月工资也是不够开支他全家人在昆明‘北京饭店’的伙食费的。

人民公社是集体出工磨时间，雨天和夜晚就是开会学习。这期间，干部只要见谁的嘴巴动一下，就指着说：“你又在吃炒豆！”因为为了保人民公社的心脏——公共食堂，干部是将老百姓的各种锅都是砸完了、没收完了的，全盘集体化，都在公共食堂里“用餐”，在干部看来，你嘴动，一定是在吃炒豆，豆子一定是偷集体的。因民间已无锅（像秦始皇令全国无刀一样），炒豆只能是用柴草在野外烧刨熟的。那个年代，类似的事情真是不胜枚举啊！

话接前面。同学说，我们母校食堂隔三差五出现了丢失罐罐饭的现象，后来更成了常事。渐渐地，被踩实在了。一天，又有罐罐饭丢失了，领导就带领厨工一帮人等，涌入体育教师李老师的寝室，在他的床底下搜出了一堆蒸过饭的空罐罐。

人赃俱在，李老师也无话可说。

曾经丢过罐罐饭的人，这时就怒不可遏地对李老师拳脚相向。曾几何时，李老师在部队里顿顿饱餐，那时哪知饿人饥呢！

接下来的是对李老师漫无休止的批判。他受不了这样的羞辱，再加上饥饿，水肿病在他身上更是加剧发展、恶化，最终，他含恨离世。

*党员干部中的‘五风’: 1.共产风 2.浮夸风 3.强迫命令风4.生产瞎指挥风5.生活特殊化风

一碗骡肉臊子面

时间还是1960年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的时期，当时的江油县（治所已从武都迁到中坝镇）集体化的县运输公司刚刚成立一两年，地址就在“五路口”的大河坝。

那年头的所谓县运输公司，它的运输工具只不过是一些人力架架车，它的一双轮圈围垫以从废汽车轮外胎割下来的橡皮条，以减少运行时的振荡，同时保护金属车轮圈。拉运货物时，一般是一人在车前双手掌中杠（抬手），两旁由一人或各一人（一般是本家的附带劳动的妇女或孩童）“拉边花”；另一种稍长大一点的、也稍先进一点的是用一对充气轮胎的架架车，它只需要一人掌握抬手（车辕子），车上系着一对马辔绳，由一匹骡子或马輓着走。一般平路上掌握抬手的人是不太费力的，主要是掌握车子的方向，因此上，当年组织起来不久的县级运输公司，就养着一二十匹马（其中包括几匹骡子和毛驴），这就是当年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的县运输公司的整个家当。

不久，公司的运输队不知什么原因死了一匹拉中杠骡子，正处饥馑年代，死了的骡子也是不会扔掉的，当然也就更无人追问这骡子是什么原因死掉的。大家关心的就是怎样处理这一大型死动物——如何分配、怎样将它吃掉。

当年的江油县委隆重开会研究处理死骡子的方案，会上决定将死骡子肉剔下来剁成细末（骡‘下水’熬成汤），炒成骡肉臊子，配制成“臊子面”向全县人出售，实际上也只是在中坝、太平、三合等三镇的范围内出售。

首先，拟定了条件，派人统计有多少家庭、家庭人口数、欲购者的人数，再计划臊子面的总份数，造成计划。想吃的人当然很多，但是以臊子面的方式出买，对多数家庭来说，面钱还可以凑，但粮票却难住了不少的家庭，也就只好望“骡肉臊子面”而兴叹了。那时的江油县的人口还不多，老百姓大多都还处在贫困线以下，所以，计划配售还不是太困难的事。

首先，通过工作人员摸底统计，尔后大家登记份数，再后就是排队交钱和粮票，并领取臊子面牌子，最后是自带碗筷到鱼市口的江油县公共食堂（现民主街口）排队领取骡肉臊子面。

我家兄弟姊妹较多，且我哥哥正害着肺痨病晚期，按理应该为哥哥多买一份的，可是规定一家人只能买一份。没奈何，全家商定，这碗骡肉臊子面只能给哥哥一个人吃。

几经排队等候，我终于从鱼市口国营食堂为我哥哥捧回了一碗香喷喷的骡肉臊子面。

实在说，这碗面端回来摆在哥哥的病榻前，我和弟妹们都垂涎欲滴，但都当着哥哥说：“我们不吃。”

“哥哥你吃，吃了病就好了。”其实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哥哥得的是什么病。

哥哥最终还是走了！

以上两件事在现在看来都算不上大事，若给我哥哥争取到多买一碗骡肉臊子面，也挽救不了他的有病之躯；若给昔日的体育老师争取到两盒“糠糖丸”，也解决不了他的饥饿问题。但我为什么就不给他们争取呢？对饥饿者和病相垂危者来说，哪怕只有一星点儿食物，都会被视为救命仙丹的。所以，至今这两件事在我心里面仍是一大愧疚，一直无法排解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