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总裁任正非邀请《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给华为高管开讲
华为总裁任正非邀请《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到华为总部，给华为高管做题为《大秦帝国对现代企业发展的历史启示》的重磅讲座，鼓舞华为儿女争当中华民族复兴先锋。
右一孙皓晖教授孙皓晖，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2008年4月，历时16年创作的《大秦帝国》全套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共6部11卷，504万字，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全面、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是一部描述秦兴亡生灭过程的长卷历史小说，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际，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但她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大的兴亡之谜，她只有十五年生命，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如果说大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的“虎狼之国”，那么《大秦帝国》就表现了这种虎狼精神，我们民族曾经拥有的虎虎霸气和改天换地的创造力！
2017年3月在华为办公室草坪
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居安思危者，当属任正非。孙皓晖此行为华为高管作了《大秦帝国对现代企业发展的历史启示》，可以看出任正非对华为企业文化的重视，也可以看出华为强烈的危机意识，这或许正是华为这只“虎狼之师”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2014年游读会创始人赵春善邀请孙皓晖教授给准CEO训练营学员授课左一王久辛老师，左二孙皓晖教授，右二孙皓晖夫人马老师
孙皓晖教授授课：大秦帝国对现代企业家的启示
海峡两岸企业家及准CEO训练营学员聆听孙皓晖教授授课
授课后《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教授和学员合影留念。延伸阅读——为《大秦帝国》一辩——我不能苟同董健先生的观点文/王久辛
（左为《大秦帝国》作者孙老师，右为本文作者）作者原按：刚刚看到一个发表在《作品与争鸣》上的劣文，将作家孙皓晖先生的小说原著《大秦帝国》的创作主旨归为“文革”式写作，令人啼笑皆非，一看就是指鹿为马、关公战秦琼。小说原著11卷，前10卷写五代君王变法与依法治国强秦（秦国），只有一卷写秦始皇（505万字，只有30万字写秦始皇），从文字比例一看就知道，说作者“颂秦（始皇）”是错误的，肯定没有看原著，就望文生义地乱批开了！这种文坛混混靠辱没大家而求名的低劣行为实在太无教养了，可恶。现在央视正在播放第三部《崛起》，说的正是强秦崛起的故事，仍然没有到讲始皇大帝的时候，也仍然与始皇大帝没有关系，讲的是依法强秦国。请明查。但是大家请耐心往后看，秦始皇将在后边的第五部结尾和第六部才能全面展示，那是一个循史而著的秦羸政大帝，而不是被污名了的秦始皇。为匡正谬误，特转发我驳当年董健劣文并与孙皓晖先生七年前的对话录（发表于《文学报》），以正视听。谢谢大家。
看了《文学报》3月17日贵报p7版董健先生的口述文章。1、我凭直觉判断——董先生恐怕并未研读《大秦帝国》全书。因为此书所写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的150余年改革的历程，是从法家入手后又兼收诸子百家的治国理念，逐步经过尝试而渐成气象。秦帝国由积贫积弱到“兵强马壮”，是一个始终开放、广纳人才、吸蓄诸子百家思想、革故创新的历史。在小说中，法家思想固是秦国治国理念之轴心，但却始终没有排斥百家而“独尊法术”；尤其在吕不韦杂家思想之后，各种学派在秦国的流播更是常态；一直到建立秦帝国，秦始皇还曾经重用孔子第七代孙孔鮒为文通君。凡是这些，都是小说明白写出的。董先生以汉武帝模式揣测《大秦帝国》，认定其写成了“独尊法术”，实在是一种臆断。我觉得，董先生似乎没有从头至尾地读过来，结论就下了，认为该书的核心价值观是“秦家店”的强权专制，因此是“反动的”。
董先生既不了解作品写了些什么，又错解或误解作家孙皓晖创作的主旨意图，给其作品扣上了“反动的”帽子。我认为，就小说创作而言，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冷兵器时代，恐怕无论谁来写，都不能不涉及那个政权的客观形态，因为那就是历史。小说要靠塑造人物与编织情节来完成，尤其历史小说，要写得符合历史的文脉，总是要写到权力的运转、写到统治的方方面面，而一旦写了，就是歌颂专制、独裁？那还让作家怎么写呀？而没人敢写，那历史学、文学又怎么进步？尤其所写的内容是二千年前的战国——秦扫六合时期，那可不是今天，作家不可能脱离历史地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地大写民主文明，哪怕这样写“不反动”，甚至“推动”历史前进，恐怕也不能那样写。作家孙皓晖先生身为法学教授，他对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恐怕也不会不谨慎。而功课做了16年的他，写就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歌颂强权政治和专制主义？我读的认真，没看出来。倒觉得秦帝国的富国强兵，恰恰依赖的是广纳良才、不斥百家的胸怀和不断创新而成就的大业。
2、董前辈说“如果孙皓晖真的具有当代意识，他应当写出一个专制王朝对思想者的镇压。”我认为写成什么样的秦帝国，还是要依赖历史资料，尤其是依赖不断发掘的新的历史资料来展开想象编织故事，否则就不是历史小说了。我甚至认为，作家孙皓晖就是具有当代意识（他当然具有当代意识），也不能以董前辈所要求的“应当写出一个专制王朝对思想者的镇压。”我们不能不尊重历史，不能用民主自由之类的当代流泛话语，来干预作家按新发现的历史资料来修正谬传的旧解误说，甚至遮蔽作家的创造与贡献。
3、我以为作品本身与所谓“秦家店” 无关——如果这个“秦家店”是指秦帝国政权的话。小说就是小说，更何况“秦家店”之说是否经得起历史新发现的检验，更是难说。我们不能一说秦帝国就立刻认为是专制集权。历史自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远不是这两个词所能涵盖或代替的——没有那么简单。
4、董先生说：“《大秦帝国》这个小说正面歌颂暴秦，它的精神指向和文化现实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我觉得《大秦帝国》是二千余年之后，首次正面循史而渐进展开的一部辉煌的史诗。为什么不能正面展开？正面展开想象不好吗?这样就歌颂了暴秦?只有想象出一个民主自由的秦帝国，或“一个专制王朝对思想者的镇压”的秦帝国，而不顾历史进程地展开来，才是正确的“精神指向”吗？果真如此，那才是拿民主自由开玩笑了。本质上说，真相——寻求历史的真相，才是民主自由的灵魂；没有灵魂的民主自由，即，没有真相的民主自由，那不是现实中的流氓行径吗？在文坛，那不就是文氓、文痞吗？
5、“焚书坑儒”的旧说定性，是按旧史观、旧资料定的。既然是新时代写正史，当然必须按新发现的历史资料，按新史观来展开想象。如果旧说定性定错了，作者就更有责任将它的历史真相写出来。不能为了这谬传了两千余年的定性，而不顾历史真相地去维护那个“旧说”；更不能因为这个“旧说”对批秦有利，对当代反专制、反集权有利，就不敢、不予纠正。如果那样做，才是不民主、不自由，才是一种更可怕的文化专制。即，对“真相”遮蔽的文化专制。总之，我认为前辈董健是先入为主了。我知道，文化界历来对专制、集权极为反感，而前辈董健可能更甚。但千万别借题发挥，误伤大雅，把那么卓越的创造，给抹杀了。更何况也不利于文学创造的良好氛围。顺便说一下，前辈董健此文在《文学报》发表后，略作修改又在《炎黄春秋》最新一期发表（一稿两投）；文中说孙皓晖先生发表在《文学报》的有关历史主义的文章，是对他文章的回应——请注意：孙先生的文章发表于２０１０年９月，前辈董健的文章发表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相差三个月。至少，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是不诚实的。王久辛 2011.3.19.京华。王久辛与《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先生对话
王久辛按：孙皓晖先生所著的《大秦帝国》六部11卷鸿篇巨制，耗费了作家16年的心血。我认为这部作品不仅具有巴尔扎克所说的“百科全书”式的社会学价值，同时也具有卓越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尤其对当下的世界和平与发展又提供了非凡的、也是丰富的精神支援。2010年2月9日，我受《文学报》委托，就这部充满恢宏的史诗品格的巨著，向孙皓晖先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下面是我们的对答，请诸位方家鉴评。王久辛：皓晖兄，读罢《大秦帝国》，我有一种感受，我觉得当代世界与当下中国似乎正与您笔下的大秦时代相似，您能就此谈淡这两个时代的同异之处吗？或者说您的“用心”在哪里？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苦功夫，来写大秦帝国呢？孙皓晖：你的感觉很到位。从表象上看，我们这个社会极其类似于春秋时期。万物共酿，六合激荡，天下多元，精神弥散，信念危机处处皆是。当下的主流社会，当下的知识阶层，已经普遍丧失了精神力度。我们在消解崇高，我们在玩弄废墟，我们在欣赏溃疡，我们在漂离美感。我们风华了，我们也沉沦了。从更根本的层面看，那个时代与我们这个时代，都是中国文明的历史大转折时代，都是脱胎换骨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脱胎换骨，是我们的先祖由青铜文明向铁器文明实现的历史跨越。这个时代的脱胎换骨，则是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人，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科学文明实现的历史跨越。更具体地说，那个时代与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基本社会课题，在本质上也是相同的。如何打破旧的生产方式而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如何创造新的国家形态与政治文明？如何走出人治礼治传统而走向法治文明？如何变革落后贫困的旧生活方式而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如何在信仰崩溃的沦落中建立一种强大而深厚的族群精神？如何摆脱落后挨打与列强歧视的局面而使国家强大崛起？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列强大争中寻求到最为高明的外交战略？凡此等等基本的历史难题，那个时代都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而我们，却还在许多方面处在“不知石头在何方”的探索境地。所以，我们需要历史的经验，需要文明的内省。只要我们关注那个时代，走进那个时代，她带给我们的就不仅仅是绚烂的历史美感，不仅仅是饱满的生命状态；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能够给我们提供最为可贵的社会变革经验，能够拓展我们的文明视野。不同时代解决相同性质的社会难题，必然有着大体相同的基本法则。一个民族的历史中有没有过文明跨越的经验，对于一个民族文明的后续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非常有幸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曾经有过伟大的文明创造的阅历。面对如此一段文明跨越史，中国当代的人文知识阶层，没有理由长期处于麻木状态。王久辛：读这部11卷的大书，我觉得您做了极其充分的准备，不仅是大的历史框架，包括中国古代先哲的全部思想和书中所涉及的近千个人物的生活方式，如齐楚燕韩赵魏秦的生活习俗与日常做工做事与生计等，好像都考察过？有些物件与兵器都进行过考证？这个“功课”太庞大了，能概括地说说吗？孙皓晖：文化知识含量充分，这是《大秦帝国》的基本特点之一。原先我也没有预先设定，一路写来，该交代什么就交代什么。全套出版之后，《大秦帝国》网站的年青朋友们以“大秦帝国百科全书”为题，将全书的知识性段落汇总分类编辑，整理出14大类120余万字。我看到的时候，自己也惊讶了。这就是说，这部作品有将近四分之一是知识性叙述，有些不可思议的多。但是，如此大量的知识性，恰恰成为了《大秦帝国》对读者的引力之一，我为此感到欣慰。知识的准备与积累，确实很难。难在既往无意的积累，必须完成在正式创作之前。创作期内自然也有个读书问题，但那更多是查询资料意义上的阅读，如果没有前期基础，很可能连查询都不知道路径，一定是倍感艰难，甚或可能中途搁置创作。泛泛地说读书写作，人们往往是两大弊端：一是“识不足以领学”，一是“学不足以养才”。前者是思想理念不足以驾驭学问，后者是学养厚度不足以滋养才情。两者都有累积与锤炼的问题。具体到知识面说，大多数作家都是只读或主要读同行的文学作品，文学之外的广泛书籍一般很少涉及。我的阅读有些相反，历来是凡书都读，没有新意的书翻翻撂过，有新意的书仔细斟酌。尤其是文史类知识性专著，我历来比较关注。中外名家的创新理念，诸子百家的代表专著，中国古典四大实用名著《齐民要术》、《水经注》、《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等，是我的案头常备之书。还有包括古典兵器、古典建筑、古典神秘文化、地方史志在内的种种杂书，《博物志》、《山海经》、《太平广记》、《搜神记》等等，都是经常翻阅的。一些西方学者的大历史著作，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魏德迈的《东方专制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近代西方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马恩列斯的主要论著等，也都是时常翻翻的。没有知识垫底，出手没货，历史小说便没有厚度了。一个人的阅读习惯，不是为了做什么而有意修成的，而是知识追求的境界自然形成的。不管将来打什么仗，都得有打仗的准备。我觉得，这是人生知识积累的必须境界。王久辛：我一直对“无功利写作”充满了怀疑，您沉入历史的勾沉与想象的写作担当是什么呢？是无功利的吗？若有功利，那功利何在？孙皓晖：我理解，久辛兄是当下的主流理念（笑）。但说老实话，也许是一直以来对春秋战国名士精神的仰慕，我倒是一直坚信“无功利作为”的存在。各个时代都有那么一批人，只不过随着时代精神的衰减，数量在不断减少而已。鲁迅先生说“民族的脊梁”，是什么，不是这些人吗？人，无论作为个体还是群体，都在追求利益中前进。再伟大的圣贤英雄，纯粹的无功利是不存在的。至少，理想与名望也都是利益，谁能什么都不要？所谓“无功利作为”，是说那些能够将自己的功利追求与时代的社会追求融为一体，或者愿意将自己的功利追求相对缩小的那些个人作为。这一点，西方文明比我们的认识要自觉一些，也要极端化一些，认为个人主义就是群体主义，就是爱国主义。我们是另一个极端化，认为谁杰出，谁就应该是纯粹无功利；谁有功利嘛，就别说谁伟大。这很不正常。我强调文学使命感，肯定传教士精神，并不意味着我自己可以自诩是“无功利写作”。但是，我敢说，我将自己的写作追求化入了时代的需求潮流，使自己在实现个人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时代赋予我们这些人文学者的文化使命。我想，这不是无功利，而是个人功利与社会功利的重合，是社会与个体健康发展的常态。我对社会做出了事情，社会承认了我，这是名；我付出了比别人艰辛的劳动，社会付给了报酬，这是利。这种名利，是我应该得到的，何愧之有？譬如你这个王久辛，你为什么要写《狂雪》，要选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为什么不去媚俗，不去写那种无端呻吟的诗？你是圣人吗？不是。你是功利写作吗？也不是。你只是在既定条件下做出了符合文学良知的价值选择，是一种积极的常态。只有提倡这种常态，社会才是健康的阳光的。文学的良知，首先在于她对人类命运的忧患意识，在于她对文明进步的精神植入意识。文学的优势，首先在于她的形象思考力所具有的普遍审美特质，在于她引发社会共鸣的“起歌领唱”特性。虽然我曾经是理论家，但我对文学的良知，对文学的优势，始终抱有深刻的敬意。发掘并呈现那个伟大的文明创造时代，我选择了文学的方式。我不会辜负文学。因为，关于秦帝国的文学创作，我还没有最终完成。王久辛：我注意了您在作品中对法家的推崇，同时也对儒家墨家等等有所吸收与扬弃，我既感受了您的包容，也看到了您的舍弃，那么您取舍的精神依据是什么呢？是个人的好恶吗？孙皓晖：的确，关于诸子百家的评价，是《大秦帝国》中的核心理念，也是引起读者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关于法家和儒家。法家是秦帝国时代的领袖学派，这是毋庸置疑的。就治国理念而言，也是唯一的。因为，无论那个时代那个国家，政治文明都居于文明体系的轴心地位。在春秋战国的法、墨、兵、道、儒等几个政治学派中，法家的政治理论水准与政治实践成就，都是当之无愧的最高峰，其领袖地位也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权力强制促成的。后世的我们，往往忘记了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事实：战国时代的各国都以法家为治国理念，而不仅仅是秦国与秦帝国尊奉法家；同时，战国的尊奉法家与敬重百家，是并存的；以法家为治国理念，绝不是取代了其余流派。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文明原生态：各个学派都占据了自己最为擅长的领域，而又相互争鸣，相互竞争，相互制约，最终达到健康协调的全面发展。要单独说说儒家。当时，儒家的政治立场是复古倒退，儒家的政治哲学是极端保守主义。政治立场的倒退性，是指儒家站在礼治文明的立场看春秋战国的变革潮流，坚决主张社会回归井田制时代。从孔子到孟子，儒家历经近十代之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儒家都一反当时激荡沸腾的变革思潮，强烈地倡导自己的复古主张。这种复古倒退，于国于民，皆有大害。所以，无论儒家学派对入仕执政是多么的孜孜以求，当时都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接纳儒家，敢于重用其领政。极端保守主义，是说儒家扩展提出的政治理想、价值理念及人伦哲学等思想体系，其本质是保守的。譬如仁政，譬如学而优则仕，譬如中庸，譬如和为贵，譬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譬如血统亲友相互庇护的理念等等。具体分析，其中都有某些相对的合理性。但是，从总体上说，从本质上说，儒家价值观体系的基本面，是以牺牲社会创造精神、牺牲社会正义原则为代价的；儒家的哲学形态，是崇尚静态守恒的，是不主张社会变革的，是极端保守主义的。在一种健康全面的、多元均衡的文明原生态中，保守主义甚或极端保守主义，都是有其历史价值的。历史上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也曾经不乏深刻思想。保守主义的历史价值，不是推动社会发展，而是做社会发展的制动器，也就是踩刹车，防止社会向极端方向冒险沦入深渊。但是，在一种畸形的以保守主义为单一主宰的文明生态中，则保守主义一定是腐朽的落后的。一列国家巨车，发动机越多元，她就越强大；制动器的作用，也才越显重要；要是将发动机罢黜了，将制动器独尊了，那么，即或这个制动器是神仙变的，是金子做的，也铁定的粪土一般。这，就是文明原生态下各种学说派别的相互依存与均衡发展。《大秦帝国》中对诸子百家的再现，全部的根基都是建立在这些基本的文明史评判之上的。我没有否定过儒家的有价值的思想，我也没有掩饰过儒家的倒退主义立场与鼓动复辟的行径。这不是个人好恶，而是历史的真相。有一种说法，指我反儒。这顶帽子，对我很不合适。我对儒家的总体态度，是从文明原生态的意义上，复原其保守主义的地位，剥除其虚假的神圣光环。无论那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儒家踩好刹车，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制动器兼做发动机，效果一定很蹩脚，对国家，对民族，一点好处也没有。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化霸权与文明衰落》，说得就是儒家独尊对中国文明的深远的负面影响。这里不一一陈述了。王久辛：您好像很偏爱“纵横家”。在历史上，像张仪、苏秦等人物，多数被描写成上蹿下跳的小丑。而您似乎把他们当成了纵横天下的英雄。包括对他们的描写，也充满了浪漫的想像，让俩个敌对之国的“策士”充满了高雅君子的风范与风度——这真实吗？孙皓晖：不是偏爱，而是正常真实地再现。纵横家的作用与意义，在后世历史中被扭曲过大。所以，在寻常读者看来，真实的再现似乎就成了偏爱。儒家独尊而获得修史垄断权之后，对两个天敌尤其丑化：对法家妖魔化，对纵横家丑陋化。尤其是对待纵横家的恶意攻讦，从孟子就开始了。后世的普遍意识，说纵横家是没有人格的名利之徒，其根源就是儒家孟子的恶评。实际上，战国纵横家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一道最绚烂的外交彩虹。在当时的华夏世界，崛起了一个强国，改变了世界格局，必然引起波澜壮阔而多姿多彩的围堵与反围堵的“破交战”。山东六国要围堵扼杀秦国，秦国要突破围攻而崛起东出，从而生发出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外交奇观——最早的国家集团出现了，最杰出的外交战略对抗出现了，最丰富深刻的外交思想体系出现了。活跃于这一时代风云的，正是一大批邦交纵横家：苏秦、张仪、陈轸、犀首、战国四大公子、甘茂、范雎、鲁仲连、乐毅、蔺相如等等等等。可以说，凡是那时的名君名相，个个都曾经驰骋在邦交战场。这一被称为纵横家的流派，鼓荡着邦交风云，拓展着国家利益，挥洒着雄辩说辞，驱动着秘密间谍，伸张着自由品格，但是，却极少出现里通外国阴谋沆瀣等外交丑闻。这，不是一种值得深思的伟大的外交现象么？作为后人，我们有什么权利给如此这般的先祖们泼脏水？只要我们了摆脱儒家史观堆积的陈腐偏见，这就是历史的真实。王久辛：我认为《大秦帝国》的精神之核，是复活了中华民族之所以有理由屹立于世界，就是因为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法”与“理”是建立在大爱之上的，更具体来说，就是建立在“兼爱”之上的“情理”与“法理”的“合二而一”，是这样吗？孙皓晖：大体接近吧。完整地说，《大秦帝国》的精神内核，就是中国文明正源的生成史，就是中国文明强势生存的基本方面。我们的文明源远流长，但是我们却没有形成文明史理念，说不清自己文明的基本点。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从近代史以来，我们一直没有自己的文明话语权。有读者记者多次问我，《大秦帝国》究竟想要做什么？直到作品全部写完，我才在出版社的座谈会上作了回答，我说，《大秦帝国》的终极目标，就是想要为国家与民族争取文明话语权。文明话语权，就是一个国家能够对世界清楚地说出自己国家文明的基本方面。这种基本方面，不是西方理念所确定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一套表述，而是我们的文明正源、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的生存法则、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的政治文明传统等等最底色的东西。世界每个国家，尤其是创造了成熟文明体系的大国，都对自己的文明史及重大历史人物，有相对清楚的定位；自己的文明是什么，为什么？都有普遍为社会所接受的文明史的经典论著。这就是文明话语权。只有我们的历史研究，只沉溺在技术层面的考据与说明之中，深度的文明研究始终极其缺乏，对文明史与重大历史人物的定位定性，更是混乱不堪。我说这些，不是主张一律化，而是在最基本问题上的价值观。《大秦帝国》的价值观，就是对中国文明正源的生成做出真实地历史展现，对中国文明史最为重要而又最被扭曲的一个时代，恢复历史的真相。应该说，对于国家文明话语权，《大秦帝国》是有助益的。如果要对中国文明的内核做一个总体描述，应该这样说：中国文明在前三千年奠定的传统，是以“统一”为轴心，以“兼爱”为天下融合准则，以“法治”为现实社会治理楷模，以“人伦情理”为补充的一种强势生存状态。可惜的是，自秦以后，不讲原则的儒家人伦价值观日渐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明越来越沉沦于内敛哲学；自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之后，中国文明更趋变形。我们今天所批评的中国文明的普遍弱质化倾向，其实说得都是宋明理学之后的现象。我的文明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重新思考。王久辛：商鞅，可以说是一种古典政治现象。他本可以不死，但他求法，故而以身试法，结果死了，所以感天动地，所以千古流芳。这种写作追求，在全书中贯穿始终。虽然，整部作品中再未出现“车裂商鞅”这样极端的事件，但这种追求无疑成全了您的想像，或者说完成了您的创造。我这样猜想对吗？孙皓晖：商鞅，是中国文明史所沉淀的一汪永远无法化解的血团。商鞅事件所以被恒久不息地说起，其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个人命运所蕴涵的中国历史命运。但说中国文明发展史，不管你咒骂商鞅也好，赞颂商鞅也好，你都无法避开这个硬邦邦的名字。作为文学作品的《大秦帝国》，如果没有商鞅与秦始皇这两个人，她就失去了文学的内在魅力。所以，商鞅是一个永远值得讨论的人物，不管你如何评价他。也许，在久辛兄的文学立场看来，商鞅只是一个成就《大秦帝国》的原型人物，其本身的命运未必与文学所塑造的形象命运等同，人们无须那般认真地争论这个原型人物与文学形象的差距，也无须争论与之相关的历史元素。可是不然。任何一个认真关注历史的人，都放不下这个话题。因为，商鞅问题包含了太多的历史价值观与人文价值观，乃至包含了太多的个人寄托，或者太多的社会反思意识。说到底，商鞅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文明坐标，一个时代符号，一种遥远的精神信息；每个人都企图通过对商鞅的解读，去完成内心的某种归宿，或者某种价值认同。我是这样，反对我的人也是这样。所以，商鞅问题，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先说一句，对商鞅的“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评价，最早不是西汉刘向说的，而是与商鞅同时代的战国人范雎说的，明文记载在《史记》中。这种评价，已经是当时的社会口碑，无疑是真实的。至于负面评价，比如说商鞅刻薄寡恩等，不是我不采用，而是这种评价经不起分析，站不住脚。我曾做过统计，《史记》共写了五十六篇传记，其中先秦与秦帝国人物的传记二十八篇，涉及人物数百；司马迁对其中牺牲于国的功业雄烈之士，几乎一律持批判态度；而对能够急流勇退全身自保的逃避者，则一律给予高度赞扬；前者如对范蠡、蔡泽、张良等，后者如对文仲、吴起、商鞅、蒙恬等。司马迁的史实记载，是基本可信的。但是，司马迁的历史观是萎缩保守的，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说商鞅刻薄，除了一件似是而非的公子卬事件，没有一件证据，我们能相信吗？《商君书》开篇就有“法以爱民”之说，为什么历史学家从来不引用，而只武断指斥商君之法苛刻？什么是历史主义？就是以高端文明的视野分析曾经的历史事件。评定历史功过，只能将历史人物与他的前代人相比，看他是前进还是倒退。如果与后世进步相比，所有的历史人物都是应该否定的。这样，我们还有历史吗？文明还有传承吗？我们还有文明的良心吗？商鞅护法请死，确实，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基于历史逻辑的推定，我认为只能是这样，才是商鞅！商鞅造反的事，《史记》与《战国策》是矛盾的。我们有权利，也有理由分析其中的历史真相，而不是一味地依着“揭露人性阴暗面”的八股，去顺从一种传统的说法。商鞅是个彻底的伟大的政治家，理论彻底，精神彻底，性格彻底，信念彻底。历史学家寻觅了两千余年，也没找出商鞅猥琐的证据来，我们为什么就要相信一则类似传闻的史料？为什么在我们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上，就不能涌现一位异乎寻常的伟大政治家？如果说，这就是理想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我不加任何辩解。王久辛：您似乎很想揭示秦国从积贫积弱开始，到横扫六合统一中国最后又轰然倒灭——这个历史之谜，您的这种努力背后的“用意”是什么呢？您以为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有什么启示呢？孙皓晖：你能注意到“背后的用意”，我很感欣慰。实话说，从商鞅变法到秦帝国灭亡，这个时段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时期。所谓特殊，就是这160多年，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唯一的一段法治社会；此前的中国是王道礼治，此后的中国是人治社会；只有这一段，是完整的法治社会，尽管是战时法治社会。惟其如此，这一段历史对于中国文明，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意义。我们有关法治传统的一切元素，几乎都要到这个时代去寻找。说不清这个时代，就谈不上对法治意义上的中国国情的了解。我是法学理论研究的根底，我至少明白，我们国家的法学界乃至法治界，几乎都认为中国没有法治传统，要走向法治，只有借鉴西方经验。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显然不是。秦帝国虽然短促，但是他所建立的法治社会所发挥的强大效能，在全世界历史上都创造了奇迹。无论后世多么地竭力淡化法治，以温情脉脉的人治取而代之，都不能在社会实践中真正地取消法治，以致最终弄成了所谓“表儒里法”的尴尬模样。如果我们将这段历史全部弄清楚了，明白了曾经的法治社会为什么在中国失败，在中国短命？他自身的缺陷是什么？社会基础的缺陷是什么？没有意义吗？一个大国的历史道路，尤其是关键时期的转折，无疑具有全人类的意义。王久辛：能说说您写秦始皇的真正动机吗？您对我说，《大秦帝国》中的秦始皇已经达到了120万字。但是，你还要写一部上中下三部的《秦始皇》电影。那么，本书中的秦始皇您还不满意？欠缺了什么？孙皓晖：秦始皇这个历史人物，是中国历史上被扭曲最严重的。但是，只要认真地研究了历史，就一定会对秦始皇有一个正确的评判。《大秦帝国》中的秦始皇，当然是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形象，而不是一个形象猥琐的暴君。从历史事实说话，秦始皇时代至少有五方面的功绩旷古未见：一是统一了中国，二是创建了统一的中国文明体系，三是大规模的建设成就，四是肃清北边胡患，五是大规模开发岭南。秦始皇一生，事事石破天惊而无一不克尽全功。这样的伟大政治家，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再者，秦始皇时代人才济济如满天星云，始皇帝独能凝聚群雄开拓创造，终其一生没有杀害一个功臣。如此人格魅力，后世帝王可有一人做到？当然，秦始皇也有缺陷，但不是主流，远远不足以被歪曲得完全没有了人形。有人说，我是为秦始皇翻案。我认为，翻案说得层面太低了。我是展现历史真相，假若同时也达到了翻案效果，我是乐于见到的。小说已经全面展现了秦始皇，字数达120万字有余（第四部后一半与第五部两卷）。但是，基于当代电影电视对秦始皇的丑化扭曲或者戏说化，我还是要写三部秦始皇电影，将这座中国文明最辉煌的坐标用最为形象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为中国文明正源的创造期立传。王久辛：好啊！我们等着看了！2010．2．9．长安。孙皓晖的大争之心今年是作家孙皓晖的本命年。第二届中国诗歌节期间的一次聚会，诗人耿翔把这位一米八的大个子作家介绍给了我和李敬泽、吉狄马加等文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略大于常人一轮的头颅上那一盖华发。他说：“年界花甲，不染了。”那神态，显然是要更本真地生活了。孙皓晖的煌煌巨著《大秦帝国》共十一卷，五百余万字。写作这么一部大书的动因，皓晖老哥说，是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的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的思潮。当时有两部作品对他有所撞击，一是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是苏晓康等创作的大型电视政论片《河殇》。前者批判中国人的人性缺失，后者批判中国社会的保守与封闭，都是全面否定中国文明传统的。皓晖说：“其实，他们都搞错了！误将唐以后，也就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浸淫后的'文明’，当作了中国文明的整体来批判。殊不知，中国文明不仅仅是儒家，而是由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以及当时的社会精神所积淀成的历史传统，共同构成的博大精深的原生态文明。”孙皓晖认为，他们将在后世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揪出来，作为中国文明整体来全面否定，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儒家的保守与趋静封闭，本来就应当批判。但他们偏狭了。什么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的对比，什么城墙文化与闭关锁国意识等等，好像中国文明就是中庸，就是封闭。其实，中国原生文明的核心，正是开放创新的“大争”精神；政治文明的核心，则是强势生存传统所形成的“尚一”理念；因此，秦帝国所创造的统一文明，才是中国文明的正源。而《大秦帝国》，就是孙皓晖的正源之作。创作之前，孙皓晖并没有这么明确的思路。当时，凭着他对历史知识与常识的积累，只是觉得他们的观点有点偏，有点不对劲儿，却拿不出推翻他们观点的论据，更无法从根本上说清楚。正当此时，他在学科建设中要做中国经济法制史的研究课题。于是，他从先秦的经济法制史研究入手，厘清了中国历史思想的纹脉，写出了八十万字的专著《金色的农业帝国》。在对整个春秋战国与秦帝国的研究中，孙皓晖发现，正是这个 “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争之世”，才是孕育中国统一文明的核心时代，才养育出了中华族群的雄强心性与精神品格。于是，这个“老秦人”的后裔也有了大争欲念。他要再现那个海纳百川又开放创新的秦帝国时代。这，无疑是一个极其瑰丽的狂想。而要付诸实践，则需要做浩瀚庞杂的功课，即，全面深入地解读那个时代的历史，包括野史。他嫌西安熟人太多，应酬太繁，再加上种种社会干扰，使他很难静入历史深渊。于是，他便携妻飞赴海南，在海口的一个偏僻街巷住下，一头扎进了卷轶浩繁的典籍中，不仅将战国至秦的历史披览净尽，而且对诸子百家的思想也逐一爬梳解读，甚至将诸家长短捱个笔揭文释，精析入毫，条理至透。那个昏天黑地，真让他过了“一把瘾”。所以读《大秦帝国》，你无论看他对战争场面的描写，还是看他对人物心机的揣摸，均能见出孙皓晖有根有据的想象之鲜活丰厚与直入人心。《大秦帝国》写了十六年，其中的十三年，是在海南的书斋闭门谢客中度过的。为什么非如此不可呢？孙皓晖说：“我要为国家和民族寻找文明的话语权。”世界上举凡创造了成熟文明的国家，其公民社会对自己文明的渊源，对自己国家主体文明的精神，都能如数家珍地解读演说。而我们国家自汉以来独尊儒术，误读错说中国文明达两千余年之久，不仅仅是古典社会的“士大夫”阶层，即或是当今时代的知识精英与文化学界，也常常盲人摸象，常常指鹿为马。评论家孟繁华称皓晖的写作“有文学抱负”；谢有顺称皓晖的写作是“完成了与一种文明，一种精神的深度对话”,是“有信仰的写作” 。前几天我又回西安，相邀皓晖夫妇于钟楼粉巷喝茶，间隙说到此处，皓晖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独尊儒术是中国文明史最大的悲剧，是以牺牲创造精神、公平与正义原则为代价的。儒家是刹车。法家兵家墨家工家医家农家等，才是发动机。想想看，一个时代要发展，只尊奉刹车，一味忽视发动机，能行吗？”我说：“是啊，可为什么会这样呢？”皓晖的细线眼睛瞪着我，停顿片刻说：“都想求稳，都怕大争，怕大争潮流吞没了自己。”哦，所以汉以来的历代权力都都认同了这个死理——宁可国家民族萎缩，也要奉儒术教化为圭臬，求得一世太平。皓晖接着说：“将一群发动机罢黜，而将一个刹车独尊，哪怕这个刹车是金子做的，是神仙变的，那也是粪土！”看得出，孙皓晖的愤恨不平是有历史渊源出处的啊。现在，《大秦帝国》出版了，第一部电视剧也拍摄完成了。导演黄健中从影50年，今年69岁，谈到这部大著时说：“读完以后第一个感觉，是肃然起敬。真正一部作品让我连着十几天心潮澎湃，这是第一次。”在研讨会上，黄导一边发言，一边将自己读《大秦帝国》的笔记拿出来给人看。现代文学馆的李荣胜说：“是不是要捐给我们文学馆啊。”黄导说：“大作家郭沫若、老舍我见过，改革开放后的知名作家我也都有交往。真正让我感觉，首先成为一个学者，然后再着墨去写作的——孙皓晖是不可多得的一个。”孙皓晖，1949年11月11日生于陕西省三原县西阳镇。这个生日并不准，是当年的接生婆老人推掐着估算出来的——因为他还没出世，父亲就病故了，他是遗腹子。父亲兄弟两个，大伯当了围剿延安的国民党少校营长，是政府军，所以受爷爷奶奶偏爱，分家时得了大宅院，解放后被定成了大地主，人也被关押，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释放；父亲从小豪放不羁，喜欢与穷人为伍，所以当了地下党的交通员。解放后，因分家时只分到几间破旧房屋、一片薄田，被定为贫农。皓晖兄弟七个，前三个哥哥夭折，他排行老七，因家中无女，便把他当女孩养，故有幼名“七女子”。2007年2月，孙皓晖应朋友之邀，来到长平大战遗址。在峡谷入口处，他俯瞰谷底，只见一道细流淙淙南去。皓晖的心怦然而动，心说——这不是丹水吗？他问身边当地的陪同：“这条小河叫什么？”应:“不知道。”这是那条百万秦赵大军将士和战马渴饮过的丹水，今人怎么可以忘记呢？皓晖不禁慨然：“沧桑如斯，夫复何言？”那天在茶楼，我请马丹嫂子说说皓晖的优点，她说：“他生命力极其旺盛。认准的事儿从来不改，犟。再就是弱智。”我忙问缘由。嫂子说：“我们在海南住了十三年，没搬过家，可他多次回家忘了地方，要打电话问我。一次我手机关了，人又在外边，他指挥着出租车围着家转了一小时——弱智不？”嗯，他能记住两千年前的“丹水”，能记住小说中的几百个人物、上千个地名，却记不住自己的家住哪条街、哪个巷，他的心被大争之志填的满满的，哪还容得下几个字的地名呢？2009.6.29.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