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案件不宜仅凭承诺认定
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纪要》颁布后，实践中出现了两种错误认识，一是认为只要有承诺就可以定案，不需要考察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二是只查承诺，即使行为人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行为，也不再调查核实，导致仅靠言词证据定案。笔者认为，这两种理解和做法均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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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除索取型受贿外，收受型受贿的谋利要件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包括三种情形：一是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和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二是利用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三是利用有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因此，所谓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必须是利用上述三种职务上的便利作出的承诺。也就是说，承诺也应对应区分为三种类型。
在上述三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中，前两种情形下，即利用本人职权或下属职权作出承诺为他人谋利，一般可视为具备了谋利要件。这两种情形下，国家工作人员所作承诺均可视为对本人职权的行使，因此只要作出承诺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
但在第三种情形下，即行为人承诺找有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则不宜视为具备谋利要件。
例如，在某案中，私营企业主为承揽某市工程找某省银行副行长帮忙，该副行长虽承诺向有制约关系的某市副市长打招呼，但此后并未实施，而是找到有一定工作联系的该省建设部门有关领导斡旋且未办成。可见，在此类情况下，承诺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不能视为对本人职权的行使。虽然承诺利用制约关系，但实际实施的却是利用职权和地位影响的斡旋行为。如果从实际实施的角度尚且不能认定受贿，但从作出承诺的角度却能够认定受贿，将会造成法律上的悖论。因此，笔者建议对《纪要》有关规定进一步修改完善，对承诺利用有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为他人谋利的，不宜视为具备了受贿罪的谋利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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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贿案件调查中不宜只查承诺，并仅据双方交代和证言定案。例如，在某案中，某私营企业主为承揽某市工程，找某省银行副行长帮忙，该副行长向有制约关系的某市副市长打了招呼，某市副市长又向该市建设部门负责人打招呼，最终帮助私营企业主获取了工程。但调查中，办案部门只调取银行副行长和私营企业主两人交代和证言，对某市副市长、建设部门负责人的证言、相关项目招投标、合同、财务书证均不调取。对此笔者认为，仅有两人交代和证言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条，不能确定基本事实存在，且言词证据具有不确定性，一人翻供就会影响请托、承诺的认定。
受贿案件中，如果谋利方面仅有行受贿双方关于承诺的交代，而缺乏相关项目真实存在的客观证据；收钱方面也仅有双方交代，而缺乏钱款来源、去向的客观证据，就会出现全案仅凭言词证据定案的现象。如果事后一旦查明该项目并不存在，则言词证据就可能出现问题。众所周知，过分依赖言词证据，是一味逼取口供、造成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出现的重要原因。因此，把《纪要》的规定理解为可以仅凭行受贿双方关于承诺的言词证据定案，导致办案部门更倾向追求获取言词证据，放弃对客观证据的调取，这种导向是不正确的，亦不符合法治的发展方向。笔者认为，将承诺视为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其适用须严格限制。如果行为人实施了具体谋利行为的，应当调取相关证据，查清具体谋利情况，以确保案件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