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清代榷关考
【 提 要 】 堪称古代传统文化百科全书之《红楼梦》，与清代榷关联系紧密。其直接联系表现为三点，一是曹氏家族于1722年后方兼任龙江关监督，同时曾参与过至少五家榷关事务；二是是曹氏亲族李士桢家族与清榷关也颇有渊源：李士桢抚粤时初创具有半海关性质之广东洋行制度，其堂弟李国屏还曾担任过粤海关监督（而李煦并未兼任浒墅关监督）；三是贾府的洋货大部分来自于贡舶贸易及广东十三行。间接联系主要体现为清开设粤、闽、浙、江四海关前的平台湾战争在小说中有一定的痕迹。
【 关键词 】 《红楼梦》 清代 榷关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文学的巅峰之作，竟与清代榷关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不能不令人惊奇，再一次印证了它无愧于古代文化百科全书之称誉。清代榷关是指清朝在水陆交通要道设立的户部和工部所属之关的统称。户部关由户部主管，征收百货税。工关由工部主管，征收竹木税，一般征收实物，用以修建船只、道路、桥梁水坝等建设。其内陆关是明代钞关的延续，而对外职能的关，主要是指清平定台湾开海禁后于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684-1685）开设的粤、闽、浙、江四海关，其职掌接近代海关。清代在顺治时期先后设立了二十座榷关，后逐渐增加，至1840年前后达四十二座[1]。虽然红学家们已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不同程度地触及到《红楼梦》与榷关的内容，但并没有研究者纯从榷关的角度对之进行细究。本文试为之。
▎一 “曹家任江宁织造时兼任龙江关监督并曾参与过至少五座榷关涉外事务”考辨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由内务府营缮司郎中调任江宁织造，负责织办宫廷里和朝廷官用的绸缎布匹，并充任皇帝的耳目。从此，曹家祖孙三代，主政江宁织造达五十八年之久。康熙二十三年，曹玺去世。其子曹寅深得康熙赏识，康熙二十九年出任苏州织造，两年后调任江宁织造。康熙五十一年病逝。同年，其子曹颙继任江宁织宁。两年后，曹颙病逝。康熙又亲自主持将曹寅的四侄曹頫过继过来，接任江宁织造的职务。雍正六年（1728年），曹寅嗣子曹頫终因经济亏空、骚扰驿站、转移财产等罪被革职抄家。
理出曹家任江宁织造的时间，就能看出曹家有无兼理榷关，因为龙江关监督一职一度由江宁织造兼任。龙江关设于顺治二年（1645），其主官为监督，起初派工部司员充任，继改由各部院衙门司员中拣派，带原品任职。康熙六十一年（1722）由江宁织造兼充。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隶度支部[2]。由此看来，曹家就在1722年到1728年兼管过龙江关，但却已是曹頫被革职前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
不过，曹家在鼎盛时期，倒是参与过与榷关有关的部分涉外事务，主要是指曹家参与了五座榷关的购洋铜事务。清前中期铸币所需铜材的供应一直比较紧张。康熙二十四年（1685）台湾平定次年开海禁后始大规模地从日本进口洋铜。康熙五十四年以后日本开始限制铜的出口，清廷只得兼采洋铜和滇铜，这一情况持续到乾隆中期滇铜被大量开采之后。自顺治（1645）始，清朝下令十四个榷关的监督承办北京两个铸币局所需的铜。这些榷关是崇文门、天津、临清关、龙江关、浒野关、淮安关、扬州关、芜湖关、凤阳关、北新关、湖口关、赣关、荆州关、太平桥关等。自康熙三十八年，京局额铜改交内务府商人办解。而曹寅主动上折请求独办十四关铜觔。经两次议奏，初议交曹寅一处独办，复议有不同意见。其弟曹荃仍希望由曹寅一人或由其协助其兄办理，遂上奏，有“情愿协助我兄曹寅经营，以效犬马之劳于主上”等语。后内务府复奏，略云：“请将十四关铜觔，分为三份经营，计交给张鼎臣兄弟三人一份，王纲明等四人一份，曹寅既系独自一人，即与其弟物林达曹荃共为一份。借支银十万两，请由广储司具领，分为三份借给。每年按节省银十四万两计算，八年共交银一百十二万两。”十四关之铜共三百五十八万馀斤。“分给郎中曹寅、物林达曹荃以龙江、淮安、临清、赣关、南新。此五关共铜一百零一万一千一百八十九斤馀。”当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议”。由此，曹寅、曹荃办龙江、淮安、临清、赣关、南新五关之铜。
有研究者依据“分给郎中曹寅、物林达曹荃以龙江、淮安、临清、赣关、南新。此五关共铜一百零一万一千一百八十九斤馀。”判定曹家还兼理“钞关”[3]。实际上，此时只是参与事务，非兼管。曹家的财富积累也与管此关无关。同样的，属于曹家亲族的李煦也没有任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因为苏州织织造兼管浒墅关是在1724年[4]，而李煦也已于1723年被雍正革职抄家了。
还有种观点，就是说曹家还参与了榷关与贡品有关的事务。吴敬梓在《金陵景物图诗·龙江关》序中云：“诸国进贡者梯航数万里，每岁必至，立关于此，以招来之，所以柔远人焉。”序中所提之“龙江关”，为清之榷关之一。由此也知贡品与榷关之关系。而参与贡品起卸、传运乃至为贡品使者为或商人提供服务乃至管理都是榷关事务之一。显然，自1724年曹家兼管龙江关之后，与贡品相关的事务自是曹家职内事务，自不必多说。而在此之前，曹家也有可能参与与贡品相关的事务。在《红楼梦》贾府所用物品中确实有不少被暗示为可能为贡品。第三十四回中，“袭人看时，只见两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丝银盖，鹅黄签上，写着木樨香露，那一个写着玫瑰清露。袭人笑道，好尊贵东西！这么个小瓶儿，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进上的，你没看见鹅黄签子？”那么小说中的贾府、其生活中的原型曹家是否因这些贡物而与榷着发生某种联系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应当是有的。据周汝昌考证，康熙三十七年十月某日李士祯之子李煦有请安折，折后所附的贡单中就有“桂花露、玫瑰露、蔷薇露”。“则宝玉所见正即当日进贡之所遗无疑也”[5]这些贡物无非或者是曹家代皇家购买，或是自购进献皇上，有可能是代收而转呈皇上，就这一点而言，曹家有可能参与了龙江关与贡品相关部分事务的。
▎二 曹氏亲族李士桢家族与榷关渊源考释
在《红楼梦》第十六回中，王熙凤说：“那时我爷爷是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所谓“养活”，即“礼宾”之意。凤姐说贸易主要在“粤、闽、滇、浙”几地进行，这里有“滇”，加之是王熙凤的“爷爷”，从时间地点上都说明这几地并非后来设立的“粤闽浙江”四海关，她爷爷是又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表明此时处于“海禁”时期。清初“片帆不得下海”的海禁时期从顺治十年（1653）此到康熙二十五年止（1686）。海禁是在康熙二十二年正式开放，但管制的局面还持续了三四年，直到康熙二十四年粤海关设立、洋行制度创立才结束。而这一时期负责管理洋商及执行海禁的人共有三个人，分别是尚可喜、尚之信父子及李士祯。而1653年至1679年是尚氏父子掌管。1680年尚之信被赐死之后，其管理者便是李士祯了。
因此，有研究者认定李士祯就是凤姐爷爷的原型：“李士祯字毅可，都昌县人，康熙二十一年以江西巡抚原衔移驻广东，在粤六载，颇多建树。李士祯的主要政绩就是筹划设立海关，并招商组织洋行。……从这种种事迹看来，凤姐的爷爷一定就是李士祯无疑了。”[6]
李士桢于康熙二十年至康熙二十七年（1681年至1688年）任广东巡抚。李士桢与海（榷）关产生联系的事至少有3件。一是李士桢抚粤期间参与粤海关开关事务。粤海关筹建期间，关务由两广总督吴兴祚兼管，正式设立后，由宜尔格图任首任监督。从后来很多重要的事都由总督、监督及巡抚共同商定来看，其筹建海关期间，李士桢在其实发挥了很多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二是在创立“半海关性质”的广州洋行制度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实际上，粤海关设立之前，在广州、佛山等设有税课司，征收落地住税。粤海关设立之后，专门负责征收出洋行税。但由于行、住二税未分，商人到广后不免重复征税。针对这种情况，李士桢与当时两广总督吴兴祚、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商量，“设立金丝行、洋货行两项店，如来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为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课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省贸易货物，分为行税货单，皆投洋货行，候出海时，洋商自赴关部纳税”[7]。这就把国内贸易征税和对外贸易征税区分开来，这也是“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广东洋行又称洋货行，别称十三行，是一个半官方性质的封建外贸机构。由行商垄断中西贸易，承担了估价等海关职能，而由粤海关负责征收减税和管理行商，达到以官制官，以商制“夷”，确保税收的目的。可以说，广东洋货行制度是清代贸易制度区别于前代的重要标志，对此后的中外贸易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是其堂弟李国屏于1710年出任粤海关监督。李士桢本名姜士桢，后过继给李西泉为子，遂改名李士桢，而李国屏为李西泉之堂侄。故李士桢义之子李煦称之为叔[8]。而李国屏于康熙四十九年任粤海关监督[9]，而《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中也有同样的记载[10]。
其实不仅如此，李士桢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还是亲属关系。据研究，曹雪芹的祖母即曹寅的妻子（继室）乃李士桢族弟李月桂之女，当然也有人认为是义女，此乃贾母之原型[11]。这样联系起来，李士祯乃曹雪芹祖母之族叔或义父。
▎三 《红楼梦》中贾府洋货之部分系来自于“贡舶贸易”及广州十三行考析
根据方豪《〈红楼梦〉西洋名物考》，《红楼梦》中出现的洋货主要分为九类。一是“西洋呢布类”，二是“钟表”类，三是“西洋工艺品”，四是“西洋玻璃品”，四是“西洋机件”，五是“西洋美术”，六是“西洋食品”，七是“西洋药品”，八是“西洋动物”，九是“外国地理知识”。那么，《红楼梦》所记贾府洋货从哪里来的？无非这么几种可能：皇帝赐予，贾府自购，亲戚朋友馈赠，贾府“仿制”（如庄头送来的两对西洋鸭），“方物之馈赠”（曹寅可能与传教士交往），甚至“私受贡物”[12]，等等。
而其与海关发生关联者有三。一是在粤海开关之前的贡品来自于“贡舶贸易”。贡舶贸易又称“进贡贸易”（《明史·日本传》卷322），这是一种在政府严格控制下的贸易形式，百入贡不许互市。其主要盛行于明代中晚期，清初依然存在。据研究，在海禁时期，到粤的贡使及商船只有荷兰、英国和葡萄牙，清初到中国的外国贡舶以暹罗国为最早而次数也最多[13]。《红楼梦》第二十五、二十六回中出了“暹罗国进贡的”茶叶、猪和鱼等洋货。自顺治十年遣使请贡后，康熙二年（1663）又派贡舶，因在海上遇风飘失，乃折返回国。康熙三年请准“该国贸易一次”。康熙四年又派使节航海入贡，“题定暹罗国贡期三年一次，贡道由广东”，“进贡船不许过三只，每船不许过百人”。此后在康熙七年、九年、十一年和十二年又派来四次使节交涉，仍只准许“贡使所携货物，愿至京师贸易，则听其自运；或愿在广东贸易，督抚委官监视之”。“而贡船压舱货物，”仍应“抽丈纳税”[14]。而在第五十二回中，薛宝琴说：“我八岁的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上买洋货，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也披着黄头发，……我父亲央烦了一位通官，烦他写了一张字，就写他做的诗。”去“西海沿上买货”，也披着“黄头发”，还有翻译（通官），似乎是开海禁前向西洋人购买洋货的情景。根据《大清会典事例》卷五百三《礼部·朝贡·贡物》中所记洋货，荷兰进贡的物品亦有可与贾府洋货作对比者。如“西洋白细布”、“西洋小白布”、“西洋大白布”、“蔷薇露”等。而这些洋货中的一部分作为“存货”沿为后辈所使用。关于第四十回的“软烟罗”，周汝昌就认为“此必当年织造任上所存老料无疑”[15]。
二是粤海关后，曹家有可能直接去十三行购买洋货。清廷开海禁于1684年，曹府被抄家于雍正六年（1728），前后45年。因而，曹家去十三行购买洋货再自然不过了。有学者根据《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三《市籴考》相关资料研究认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之前，国内大臣进贡内府之物，购自十三行者实以钟表为最多[16]。若此，贾府也当如是。
第三点，即曹家间接购接十三行，也就是购自内陆。印行于1804年的第一部以广泛反映海关生活的长篇小说《蜃楼志》第一回中有这样的句子：“广东洋行生理在太平门外，一切货物都是鬼子船载来，听凭行家报税，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是粤中绝大的生意。”虽然印行时间离《红楼梦》中的社会生活已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其十三行的洋货“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当自开关后即然。所以，像贾府这样的富贵之家想购买普通洋货当不是什么难事。当时有些洋货已传至江南而有可能自行购置，所以薛蟠入京就曾从江南带来洋货和自行人。
当然，也还有别一条途径，就是购自俄罗斯。《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商隔三年可以来一次北京，每次不得超过200人，以八十天为期，期满回国。不过，《红楼梦》中虽写有来自俄罗斯的孔雀毛氅，但“在同时代的文献中，也找不到同名的物品”[17]。
一般而言，御赐、亲友馈赠及传教士“馈赠”的，往往比较稀罕，但总归具有不确定性。而那些相对常见的也是数量最多的洋货，当是直接或间接自购于十三行的。
▎四 《红楼梦》与“粤、闽、浙、江”四海关开设之间接联系考述
海关史告诉我们，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台湾后，于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684-1685年），清政府取消海禁政策，并在东南沿海的漳州（后改厦门）、广州、宁波、江南（上海）四处设立海关，称为闽海关、粤海关、浙海关、江海关。这是中国海关史上第一次以“海关”两字命名机构的开始，结束了近一千年沿海以“市舶司”管理机构名称执行海关职能的历史。从制度上，它并不是市舶制度的继续，它不再处置舶货，也不直接管理外商，但仍是管理外贸的机构，其职掌接近于近代海关。因此，设立四海关的行为意义重大。
而四海关的设立之前提乃是“平定台湾”。实际上，《红楼梦》之与四海关之开设有间接联系，就是因为《红楼梦》中有平定台湾的影子。试看第一百十八回中，贾政扶贾母灵枢归葬途中，船只被堵的情状的描写：
上述引文中关于“因遇着班师的兵将船只过境，河道拥挤，不能速行”，以至于“人去了几日，贾政的船才行得十数里”，贾政在家书中又提及“近因沿途俱系海疆凯旋船只，不能迅速前行”，那么，这“海疆凯旋”究竟是什么军事斗争，有如此规模？关于“海疆”在《红楼梦》中出现了十六处。除此之外，还有十四处之多[19]。那么，究竟这“海疆凯旋”班师是指什么战役？对此研究者观点不一。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海疆”就是“台湾”，而关于此次“凯旋”究指什么战争，观点又有分歧。相关观点有三种。一是此次战争是指平定台湾1786年至1788年的林爽文起义的战争。方豪同意荀玉的说法，认为海疆就是闽海，指的是台湾[20]，但他认为“高鹗所记，极可能是福康安平林爽文的事”[21]。二是指两次战争的融合。一件是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越南黎氏王朝发生内乱，清王朝派兵征剿反叛头目阮文岳、阮文蕙的史实，另一件是同年十一月台湾农民以林爽文、田大庄为首掀起了反抗清王朝的武装斗争的史实[22]。三是指平定台湾的战争。《台湾风物》第十卷第四期（1960年4月30日出版）载李未秋《红楼梦与台湾》，作者认为“越”指百越，所以“越寇”亦可解作闽寇；且郑成功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八月陷浙江舟山；十三年冬，攻浙江温台等处；十四年陷台州，十五年陷温州，所以清人称之为“越寇”。如此，“海疆班师”当指“平定台湾”[23]。
相比较以上三种观点，我们认为这次战争还是更接近于平定台湾的战争。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后四十回就是曹雪芹所作，如白先勇等。也有“相信高鹗四十回系根据雪芹原作的'遗稿’而补订的”林语堂《平心论高鹗》，持此观点的人似更多。那么，既是据遗稿“补订”，一般不大会增添与原著出入太大的内容的。因而也不会突破曹雪芹固有框架而加入出入太大的内容的。如此，发生在1786年至1788年的林爽文起义及发生于1786年的战争，至迟去世于1764年的曹雪芹是不可能预知且写入文中的，而1683年平定台湾的战争倒合乎情理的。
当然更多的研究者以为，后四十回乃高鹗或无名氏所续，且有诸多违背了原作者的本意的，如探春的结局。如此续作者作较大的改动非但可能似乎已成了现实。即便如此，小说中所写的“海疆凯旋”也非平定林爽文起义及越南黎氏王朝内乱的战争。这可参照林建超在《〈红楼梦〉与清前期海疆军事斗争》[24] 22的论述，林文从作战地域、作战对象、兵力征调、战后奖励及创作原理等6个方面分析了非镇压林爽文起义的战争，而同理也可推出此非镇压越南黎氏王朝内乱战争。而更从朝廷对海疆军事斗争的筹策、从海疆军事斗争的对象、从海疆军事斗争的规模、从海疆军事斗争的方式、从海疆军事斗争的结果和庆祝方式等角度进行综合分析，认为“《红楼梦》所写海疆军事斗争，应与这一时期清王朝统一、平定、巩固台湾的战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但与统一台湾之战更为接近”。
由此，《红楼梦》中所写的“海疆凯旋”可看作是平定台湾班师回朝的军队。于是，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便与“海关”开关间接相连了。而从时间上看，它处于李士桢抚期间而略早于粤海开关。
综上所述，《红楼梦》作者家族、亲族及部分人物原型、故事情节，都与清代榷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于榷关而言，可从一个新的角度重估其对社会生活之独特而深远的影响；对于《红楼梦》而言，不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其作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提供了新的明证，而且也为红学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1] 相关榷关知识见蔡谓洲：《中国海关简史》相关章节，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
[2] 吕宗力：《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74页。
[3] 黄龙：《红楼梦涉外新考》，东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4] 吕宗力：《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第676页。
[5]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页。
[6] 赵冈：《论红楼梦故事的地点时间和与人物》，见方豪《红楼梦西洋名物考》所引赵冈的观点，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
[7] 李士桢：《抚粤政略》卷六，《文告》，《开诚劝抚文告》，《分别住行货税》。
[8] 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6页。
[9] 梁廷枏：《粤海关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道光刻本，《职官表》第23页，总第473页。
[10] 王利器：《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392页。
[11]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之《李氏世系表》，第77页。
[12] 黄龙：《红楼梦新考》，第64页。
[13] 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14] 见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一，《贡舶一》，第14-16页。
[15]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364页。
[16] 参见方豪：《红楼梦西洋名物考》，第48页。
[17] 参见方豪《红楼梦西洋名物考》，第113页。
[18] 【清】曹雪芹著，【清】无名氏续，【清】程伟元、高鹗整理：《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4，1568。
[19] 分见于第九十九回、第一百一回、第一百二回、第一百四回、第一百七回、第一百八回、第一百九回、第一百十四回、第一百十九回。
[20] 荀玉：《〈红楼梦〉考证》，见《世界月刊》1947年7月1日第一卷第十一期，收于《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1156-1158页。
[21] 方豪：《〈红楼梦〉西洋名物考》，第140页。
[22] 如王永《〈红楼梦〉与农民起义》，《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童力群《论〈红楼梦〉第一百一十四回写成于乾隆五十五年》，《鄂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3] 转引自方豪著：《〈红楼梦〉西洋名物考》，第124-125页。
[24] 林建超：《〈红楼梦〉与清前期海疆军事斗争》，《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2辑。
摘自2021年《曹雪芹研究》02期
作者：杨国明
原题为：《〈红楼梦〉与清代榷关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