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邦妮老师
在广西大学，和邦妮老师的惟一合影。
下雨天，在书房整理旧书，无意间翻出一本《文学杂志名录》（DIRECTORY OF LITERARY MAGAZINES），编者为美国文学期刊委员会（Council of Literary Magazines and Presses），不由得痴痴地发了一会儿呆，仿佛在大街上撞见了失散多年的老友，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书是邦妮老师寄来的，地址忘了，也许是俄亥俄州吧，扉页用圆珠笔写着一句话：“深寄厚望！”（with great hopes and expectations）还夹有一封写在卡片上的信，日期是1994年12月5日：
Dear Xu Qiang：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fine letter.I am happy to have news from you.
Here is a book with many names and address of literary journals.I have marked a few entries which may have a special interest in your work.I know very little about these magazines，and I believe it may be difficult to become published.However，I wish you great luck，and I hope you will find this useful.
The Panwang Dance is interesting.Do you attend？
Best wishes，
Bonnie Mesinger
亲爱的徐强：
惠函收悉，很是高兴。
寄上一册书，内有不少文学期刊的名字和地址。我标记了一些条目，也许是你特别感兴趣的。我对这些杂志所知甚少，并且深信发表文章不易，但我祝你好运，希望这本书对你有用。
盘王舞很有意思，你参加了没有？
谨致
最良好的祝愿！
邦妮·米星儿
信不长，寥寥数语，但我在十多年后再次读到它，却是既喜且愧。我与邦妮老师分别后，再无相见之期，没想到还能找出她给我的书和信，聊作纪念。惭愧的是，这么多年来，我连中文都学不好，更不用说英文了，想起当年不知天高地厚的“宏愿”，真想找条地缝钻进去。我在信上对她说了些什么，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好像是复印了几篇我在报屁股发表的所谓杂文、随笔给她看，反正她也看不懂，总之觉得我是一个貌似“了不起”的学生就是了。大概我还向她介绍了中国的一些民俗与节日，其中有瑶族的盘王节，所以她说盘王舞挺有趣的，问我有没有参加。
我和邦妮老师相处的时间很短，只有一个多月，但在这短短的几十天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受益匪浅。1994年夏天，我在广西大学参加英语暑期班的学习，教我们的两位老师都是美国女士：一位是简·奥尔古德（JaneAllgood），身材肥胖而白皙，嗓门高亢，声音可以穿透几间教室的墙壁，她一边上课，一边在教室里来回走动，不时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些巧克力和饼干，分发给我们；另一位，就是邦妮老师，中等身材，略偏瘦，喜欢穿白色短袖配黑色裙裤，她不像简那么好动，声音也没有那么大，但是笑容灿烂，和蔼可亲。
邦妮老师上课很认真，从语音、语义到遣词造句，反复示范、讲解，一丝不苟，直到每个人都明白为止。为了提高我们的口语能力，她常常让我们念一些绕口令，由慢到快，从简单到复杂。有时候因为语速太快，同学们驴唇不对马嘴，乱成一锅粥，于是哄堂大笑，前合后仰，邦妮老师也忍俊不禁，跟着我们笑成了一朵花。有一次，她在课堂上埋怨说：“我真羡慕你们啊，上课说英语，下课说中文，我一天到晚只能说英文！”她那么卖命地教我们，大概是想让我们迅速掌握英语，好和她聊天解闷吧，免得我们用中文打趣的时候，她只能无奈地站在一旁干瞪眼。
分组辩论是邦妮老师喜欢用的教学方式。每次拟定一个议题，把我们分成几组，自由讨论、辩驳。每个小组各自起一个个性化的名字，便于记忆。为了在名字上压倒对方，有的小组命名为“老鹰”，有的命名为“猛虎”，有的命名为“鳄鱼”，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刚上台不久，有的同学干脆把自己所在的小组叫做“比尔·克林顿”，恰好“克林顿”小组又在辩论中输了，于是大家齐声欢呼：“克林顿输了！克林顿输了！”邦妮老师不以为忤，只是看着我们眯眯地笑。又有一次，讨论的题目是“资本主义的弊病”，同学们很兴奋，争相发言。有的说，资本主义金钱至上，有的说，资本主义人情冷漠，有的说，资本主义剥削严重，有的说，资本主义贫富悬殊，有的说，资本主义民主虚假，有的说，资本主义容易爆发经济危机……邦妮老师从来不会打断我们的发言，而是耐心倾听，并且鼓励大家说：“你们用最简单的语言，说出了最深刻的道理。”她在辩论中最常说的一个词是why（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得出这个结论？为什么你选择这些论据支持你的观点？等等。
除了分组辩论，还有自由演讲，题目、内容不限，任意发挥。我的演讲大多与文学有关，比如鲁迅和《阿Q正传》，我知道自己有很多提法和通行的翻译不一致，但邦妮老师似乎还听得明白，不时点头表示赞同。有一次，我谈到了安·贝蒂（Ann Beattie）的小说，邦妮老师大为惊讶，当即插话说：“我刚在美国听过她的演说，她曾经到我们学校来访问，你竟然知道她的大名！”其实我并不清楚安·贝蒂是新现实主义小说的重镇，在美国享有盛誉，只是凑巧读过她的几个短篇，所以随便谈了几句感想。又有一次，我聊起小时候在乡下替别人看果树，结果因为饥饿而“监守自盗”，偷吃了不少，大家听了哈哈大笑。后来我收到了邦妮老师的学生写来的一封信，才知道邦妮老师把我的这段演讲录了音，在课堂上播放给学生听，引起了他们的兴致。那些生活在国际大都会中的年轻人，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乡村生活，定是充满了好奇的遐想，所以在信中用了一个动感十足的词dig（挖），希望可以穿越地层，从彼岸一直“挖”到此岸。
暑期班一结束，邦妮老师就回美国去了。临走前，我送了她一盒磁带，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并和她在校园里合影留念。不久，我就收到了她的来信，还有我和她的照片。她知道我喜欢文学，喜欢写杂文与评论，又大概是因为我夸下过用英文写作的海口，所以她后来给我寄了一册《文学杂志名录》，并且用标签纸在《科罗拉多评论》（COLORADO REVIEW）等条目上作了特别的标记。再后来，由于我在小地方工作，与国外通信殊为不便，我和她的联系就中断了。
这些年来，混迹红尘，庸庸碌碌，常有虚度光阴之慨。但我从邦妮老师身上学到的东西，没齿不敢有所忘：一，无论你面对的是谁，你都有说话的自由；二，尊重你的辩论对手，多问为什么，解释为什么。
不知道在遥远的异国，邦妮老师是否还记得那个曾经做过“文学梦”的年少懵懂的中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