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为何说:当代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启蒙

从古到今,眼光从国外扫到国内,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进行的是轰轰烈烈,而中国近代以来,也曾发生过两次启蒙,先是五四运动,后是八十年代末的启蒙,中国人的思想也是一次又一次的解放。

望眼现在的中国,现代、摩登、文明、开化,中国早就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封闭的中国,中国人的思想也变得越来越包容,越来越先进,可想而知,要想发展,必定需要解放思想,一个思想僵化的民族,要如何把国家发展强大为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个体?是不是中国的思想解放工作已经做完了,再也不需要了?

毕竟“思想解放”听上去像极了上个世纪的词汇,但是只要历史还在前进,只要国家还在发展,那么,国情会变,民情也会变,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思考是否需要新的启蒙。

而中国著名批评家邓晓芒早先就提到过:当代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启蒙。是他未卜先知,还是他从国家社会寻到了蛛丝马迹从而得出的结论,让我们一探究竟。

第一次启蒙: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自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从开始的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游行示威发展到了广大群众、市民、工商阶层等各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各种暴力与非暴力手段对抗当时政府的一场运动,历史上我们把五四运动称为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打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大门,而抽出五四运动对中国人的启蒙意义来看,离不了两个主旨:“民主”和“科学”,就是那“德先生”与“赛先生”。五四之前的中国,可以说尽管封建王朝早已被推翻,但是封建旧思想却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人的心头,可以说是时代的主子变了,但中国人却还在焚旧主人的香。

而五四运动一来,紧跟新文化运动兴起,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拆除旧思想旧道德,在一批人的带领下,中国人的思想是被重新洗了洗,中国人的脑子里开始有了民主和科学的位置。

第二次启蒙:八十年代末

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涌现出来的科学之风、理性之风、民主之风,在1966开始的一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就像被突然扼制住了呼吸,怎么也发展不起来了,中国反而走起了回头路,中国人的思想也走进了死胡同。

尽管文革结束后,但思想僵化,迷信盛行之风一时之间又难以根除,直到1978年邓总理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国人的思想总算是如算盘珠子,拨一拨总算动了起来。

八十年代末的新启蒙相较于第一次启蒙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旨在破除现代迷信,批判封建主义,当时的四亿亿中国人居然都在激进的政治思想下都丧失了思维能力,所以在当时从根本上摈弃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迫害,把社会科学从庸俗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

前两次启蒙的局限

中国社会前两次的启蒙都都有一些共性,这正是它们的局限性所在。

第一方面,这两次启蒙都是由上层精英人群由上而下发起的运动,而这种启蒙在一定意义上本就丧失了其“启”的意义,反而变成了一种“反启蒙”,变成让本该由群众自己萌发的思想启蒙变成了只是让群众等待着上层领导班子的政策颁布和社会舆论的指导,这样的启蒙,容易造成启蒙程度不够,更容易让人盲目跟随。

第二方面,这两次启蒙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好似昙花一现,极其容易随着政治形势的摇摆而消沉,或是在政治形势的影响下变得偏离初衷,变得过分激进,最后变成过犹不及。

第三方面,这两次启蒙没有达到达到运用理性思考启蒙观念的来龙去脉的高度,只是在当时迫切需要一种现实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工具和手段,于是,这种启蒙就诞生了,它更多的停留在“救亡”层面上,没有对这些思想进行从人性上的剖析,所以并不彻底,它们的确解决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但是显得急功近利。

为何中国需要第三次启蒙?

因为之前的两次启蒙,都是自上而下,是用少数知识群众来拉动国民,但是到了21世纪的现代中国,中国的国情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更需要一种上层听取群众的一种启蒙。

而邓晓芒提到的关于中国的第三次启蒙有三个要点:第一,从“科学”深入到“理性”。什么叫从科学深入到理性,就是要从注重科学技术层面上升到探究理性的科学精神,从实用主义至上跳脱到更深层次的追求。只有精神上深究了,思想才不会僵化,才会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第二,从“民主”深入到“人权”。不再是“为民做主”,而是给予人民真正可以说话和发声的舞台和机会,从社会到国家都不能装聋作哑,更不能暗地抹掉人民发出的声音。更要构建一个“法权”之下的自由社会,真正的自由背后一定有强大的公平公正的法律作为靠山,只有在此基础上的人权和民主才得到真正的自由。

第三,则是对普世价值的整体把握。现在中国的普世价值还有大照搬西方的趋向,并且在社会实践中,我们也发现很多西方的价值观念并不适合中国,那只能说明那不是普世价值,只能算做西方价值。

而中国的普世价值必定要包纳中国的文化内涵和传统美德,再者,一个普字,就说明这个价值要建立在更根本,更普遍,即人人平等具有的人格、人权和理性之上。

启蒙必须有前景

何谓前景?就是如若迎来中国的第三次启蒙,必须把这次启蒙看做是一次从内而外的改变,尤其要注重社会的启蒙心态,绝对不能再把这种思想、价值观念上的革命变成了玩弄权术、搞宗派的工具,这样,我们又是在重蹈覆辙,走旧路,走老路,这样走来走去又是一条死胡同。鲁迅曾经说过一句话:“最怕的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

中国的第三次启蒙万不能变成一场空梦,而如何不把这次启蒙变成一场空梦?最主要的就是要把普世价值贯彻到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变成一场少数知识分子的独角戏和空想。

启蒙之所以有前景,是因为它真正做到了深入了群众,深入了人民,深入了国家。而且在启蒙面前,人人都要树立健全的启蒙心态,什么样的启蒙心态才算是健全的?

两个字来形容便是包容,就是用伏尔泰的名言来说就是:“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你观点的权利。”并且这种包容要放到世界上去,就是要把中国的启蒙价值融入世界的价值中去。

不管如何,中国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国家毫无质疑,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砥砺前行五千年,如果没有一次又一次的启蒙,国家又怎么会呈现现在这般繁荣的景象,我们说没有完美的人,国家亦是这样,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足和缺点,但最重要的是,国人有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并且做出改变,而不是像一只青蛙,跳进温水里,死在沸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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