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南方文明之源——五溪文化

湖南洪江高庙遗址被评为“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6年入列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庙考古的重大发现，将人类祭祀史至少前推千年，证明在为拥有“五千年文明”而骄傲的华夏大地上，历来被称之为“蛮荒之地”的五溪，远在七千年前却已是“文明之邦”！笔者几年来对“五溪（高庙）文化”进行着孜孜不倦的探索与研究，萌生了一个大胆假设：至少可以说中华南方文明起源于五溪地域！

一、中华南方长江文化的五溪寻根探源

1、五溪文化是中华南方文明之源。五溪八蛮地,楚国旧边城.势雄接云贵,万壑赴洞庭。五溪乃酉溪、辰溪、巫溪、雄溪、朗溪之总称。五溪汇而沅水成。沅与源，在文字没有发明之前，是同音表达，沅水的真正含义是源水，是远古人类文化与文明的起源之水！五溪文化顺沅江而下，对三湘大地以及长江流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孕育催生了辉煌的中华南方文明。这一推测得到了以高庙为核心的五溪区域考古发现的有力证明。一系列的五溪考古发现表明：以高庙为代表的五溪文化不但上有继承下有传播，不但影响了同时期的湖南长沙大塘文化、稍晚的浙江河姆渡文化、珠江三角洲文化、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原的仰韶中晚期文化和商周的青铜文化及当今的民族民间文化，还向西传播到了西亚，影响了那里的苏美尔文明。在古印度、埃及等文明中,也可找到高庙文化的影子。

2、五溪流域是我国稻作发源地。中国稻作文化历史悠久，中国稻作之父丁颖根据古籍记载和出土遗踪，论证了中国水稻起源于距今5000多年前的神农时代，对于水稻起源地点，尽管受到上世纪前叶考古成果的局限，丁颖仍将其地域圈定在了主要以云贵高地的某一区域为中心，沿着那些大河川的河谷及河谷之间，呈放射状向四周扩展的某一个区域。这一水稻起源的观点，在随后开展的中国稻作史研究中也得到了支持。而五溪大地正好处于云贵高原的东半部向长江中游丘陵的过度地带。高庙考古的重大发现，为中国水稻的发源地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发源处就在五溪区域。随着越来越多远古遗址的发现，在五溪考古学家们又发掘出距今5000年左右的稻作文化遗址达12处之多。在这批早期的“贝丘遗址”中不仅发现大量的打制石片石器，还发现了不少的磨制的石斧、石锛、石片和石铲。同时，还发现直接用于收割农作物的工具——蚌镰与石镰。在新晃大洞坪贝丘遗址中出土的陶片里，还发现有稻谷壳的碳化物。说明在高庙文化时期，“五溪”先民已开始种植水稻了。历史与现实总是惊人的相似与巧合！惠及全人类的杂交稻的发明者袁隆平院士，乃住在沅水东岸的安江农校，与7400年前的高庙遗址仅一江之隔。

3、五溪巫傩文化是中国道教的源起。儒学、道学和外来的佛学，共同构筑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足鼎立、三教融合的局面。儒教文化产生在黄河流域，佛教文化产生于恒河流域，而中国道教则源起于五溪巫傩文化。五溪巫傩文化大体可以分为：辰州傩、瑶族盘瓠祭祀、苗族跳香祭祀和新晃的“咚咚推”侗族傩戏。作为五溪巫傩文化之首的辰州傩，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五溪地区的民间日常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五溪人自古以来生产、生活与文化传承的缩影，是原始宗教和古老戏剧的活化石。传承千年的辰州傩文化，保存着古代祭祀仪式多姿多彩的风貌，涵盖了民族民间政治、历史、民族、宗教、考古、语言、文学、艺术等诸方面内容，它的仪式、唱本成为了进一步进行研究的人类学研究文本。《楚辞.九歌序》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舞以乐诸神。”至今此风犹存。

二、雄踞五溪的远东巴比伦神庙——高庙

1、高庙遗址的地理位置。高庙遗址所在地洪江市在自然地理区划上属于沅水中游，与沅水上游同样具有山地与河谷相间的地貌特征，而与沅水下游地区丘陵与冲积平原相间的地貌有明显差别。从GoogelEarth卫星地图上看，高庙遗址东依雪峰山系而与资水相隔，西、北屏嶂武陵山系与乌江和澧水相背，西南倚云贵高原和南岭余脉与珠江分界，是一个高山环绕的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在远古堪称“天府之国”。

2、高庙遗址的文化特征。通过三次发掘，高庙遗址在台地顶部主要分布着史前居民的房屋、祭祀场所和墓地，地层堆积厚约0.8～1.5米，有3～10个左右的文化层。其周围的斜坡则属于贝丘堆积，厚约3.5～6.5米，最多可分为27层。在遗址区地表分布着现代房屋及耕地，其下的文化堆积依次属于明清时期、东周时期及新石器时代，其中明清和东周时期的遗存已破坏殆尽。遗址中保存的主要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可以划分为上、下两大部分（各自包含若干地层），分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下部堆积的文化特征明显有别于周邻地区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这类遗存在本地区的辰溪、中方和麻阳县的多个地点均有出土，区域特征鲜明，以高庙遗址所出最为典型，且又是最先发现，故可命名为“高庙文化”。

3、高庙是7000年前的祭祀场所。高庙是一处大型祭祀场所，距今7000年以上，占地约1000平方米。其年代之早，规模之大，而且可以明确辨认出诸多祭祀设施：主祭场所、大量祭祀坑，以及与祭祀活动相关的的房址、储藏祭品（河螺）的窖穴等，这些在我国现存的同时期史前遗存中都是罕见的，反映出史前居民祭仪活动的真实状况，表明这里是一个区域性宗教中心。1991年曾在本遗址出土一件高直领白陶罐，颈部戳印有带双羽的獠牙兽面纹，两侧各立一“梯阙”的图像。若将其与新发现的主祭场所柱洞的结构相对照，就会发现它或许就是当时主祭场所（高梯架亭台式建筑）的摹写，是一幅生动的祭仪图。在遗址中，出土了装饰飞鸟、獠牙兽面、太阳、八角星纹等图像的大量陶器，许多还是精美的白陶，它们显系祭器，也是判断这处大型祭祀场性质的重要佐证。

4、高庙在7000多年诞生了中华图腾凤凰。现已形成的一般观念，龙源自北方黄河流域，凤凰则发源于长江流域。而在高庙出土的陶器上已经有表现神灵崇拜的图像，高庙文化遗存的部分陶器上装饰有戳印篦点纹连缀而成各种复杂图像，技艺精湛，构思诡谲。这些图像中的獠牙兽面附有双翅；飞鸟则头戴羽冠，双翅载托太阳或八角星翱翔中天。这类图像在五溪高庙文化的鼎盛期（距今约7400～7100年）最为发达，其最早的推定其年代距今7800年左右。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高庙文化最初出现的八角星纹以及獠牙兽面、鸟载太阳等图像，在较晚时期逐步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及黄河流域，甚至更远。在洞庭湖区的坟山堡、汤家岗遗址，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以及辽宁小河沿遗址南台地，出土的某些陶器或玉器上均见到与高庙文化完全类同的八角星纹。浙江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陕西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存中所见到的鸟与太阳或鸟与兽面的复合图像，都与高庙遗址发现的类似。按年代及其在地理上的渐进可以推测，其源起在五溪的高庙。

5、高庙在7000年前是区域政治文化中心。高庙上层遗存发现的30余座墓葬中，M26、M27是两座较为特殊的并穴合葬墓，它们南面还平行分布有多座墓葬，均开口于同一层位下。这两座墓随葬品中均有精美的大型玉器，其品质在整个墓地极为突出（其他墓葬均未发现玉器）。特别是M27出有顶端两侧带“扉牙”的玉钺，显然是墓主人权威和地位的象征。我们推测这两座墓可能属夫妻合葬，墓主应是当时的部落首领。这种带“扉牙”的玉钺，在中国史前时期遗址中极为罕见。从地层关系等判断，这组墓葬的年代大致为距今5800年左右。它们既对研究该遗址史前居民的社会阶层状况以及部落成员的贫富分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当地与周邻地区同时期社会发展状况的横向比较和联系提供了宝贵资料。由此还可以得出另一个重要的判断，高庙显然是当时该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三、悠久辉煌的五溪文化

可以远溯到七千多年前的五溪文化，其辉煌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得到见证。

1、五溪人早已会人工取火和熟食。在五溪发现的大批旧石器地点中，有不少地点出土有可用于取火的黑色燧石。在新晃大桥溪地点、鹤城岩屋滩地点还发现被火烧烤过而留下的红褐色斑痕的砾石和打制石器。值得提及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新晃大桥溪旧石器地点时，在出土打制石器的地层中，还发现有红烧土块。进一步证明五溪人在这时期已使用火的事实。新晃大桥溪地点位于舞水河的二级阶地，属中更世晚期，即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说明五溪人至迟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已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并使之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之中。

2、渔猎在高庙人的生产和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高庙文化遗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遗址的文化层由大量的螺、贝、蚌和鱼刺、兽骨堆积而成，人们常称为“贝丘遗址”。堆积的厚度，多在3米以上，其中高庙遗址最厚处达7米。在其文化层中发现和出土大量的石网坠，证明高庙时期五溪人的捕鱼作业，由先前的个人作业、徒手作业进入了集体的拉网式作业。遗址中大量水生动物的骨壳和大量兽类遗骸在这期遗址的发现，大量捕鱼工具的部件——网坠的出土，证明高庙文化时期，渔猎在“五溪”先民经济生活中仍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3、发达的制陶业与极高水平的陶器装饰工艺。高庙文化中的陶器有罐、簋、盆、盘、缶本、支座等器型。陶片多见褐色陶，也有红、灰、黄褐和白陶，陶胎多夹砂。器类主要为圆底器和圈足器，少见平底器，不见三足器。典型器有高领深腹罐、圈足盘、圆底缶本和碗型器。器型规整，胎壁不厚且均匀，制作方法为轮制，其制作和烧造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陶器上的花纹装饰，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其中蓖点纹特别突出，可谓登峰造极，不仅有由蓖点纹构成的多种几何形纹，而且有蓖点组成的富有变化的凤鸟纹。其构图的夸张、奔放和技法的规整、娴熟，实在难以令人想象它是产生于七千年前的史前时期。陶罐上的兽面与风鸟载日神徽，其神像的造型、构思与制作技法，几乎与现代艺术品中的同类题材媲美。高庙文化中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陶器器型和寓有深奥文化内涵、流畅精美的纹饰，是构成高庙文化的主体，反映了“五溪”先民在这时期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和极高的文化素养，彰显着五溪高庙文明的辉煌！

4、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并存的石器加工业。“五溪”地区发现的这批早期的“贝丘遗址”，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大量的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并存。打制石器最常见的是大薄石片，再就是琢制与磨制兼施石器，十分精致和美观，这种石器在麻阳火车站遗址、麻阳上洲遗址都有出土。出土最多的乃是全身抛光的磨制石斧。特别有一种有肩石斧，尤具地方特色，黔阳高庙，麻阳火车站等遗址均有出土，而在洞庭湖的同期遗址里则少见或不见。另外，有孔石铲(或曰有钺)、契形百凿、百锛、石刀等磨制石器也多有出土，制作工艺精良。同时，在这期的遗址里，还出土一批多式样的磨制骨制品，多见的有骨针、骨锥、骨哨等，先民已运用了缝纫技术，脱离了以树皮、草叶遮身的“野蛮”时代。石钺、骨哨的发现，说明这时的“五溪”先民已有了一定的社会组织和集体(部落) 行动观念。

5、房屋建筑比较规矗，已有了固定的村落。“五溪”地区发现的“贝丘遗址”都堆积有很多螺壳、兽骨等残骸，面积最宽者可达数千平方米，堆积物的厚度可达7米，并可分辨出多个文化层。其中黔阳高庙遗址就可分出5~7个文化层次。说明该遗址是一个长期有人居住的固定村落，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在遗址的文化层中，我们还发现了一批柱洞，从柱洞有规律分布分析，应为木构件房屋基址。在麻阳火车站遗址，还发现一大片红烧土地面，估计也应是房屋的遗址，人们为了防潮先将地面用火烧烤，使其地面坚硬和具有防潮功能，这对远古人类来说，可称得上是一种先迸的建房手段了。

磨制石器的出现和普遍使用，制陶业的成熟，稻作农业的发现，家畜饲养业的兴起，固定村落的形成和有组织的渔猎等生产活动的开展，标志着炎帝的子孙——“五溪”先民在7000年前就已经从渔猎经济过渡到生产经济，开始饲养动物和种植水稻，也标志着“五溪”先民当时已名符其实地进入了“文明时代”，并孕育催生了中华南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