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在我的课堂上，一名大一新生说了他的理想，结果引得哄堂大笑。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好医生，娶个媳妇，生一堆娃。笑过之后，我说这是我在课堂上听到的医学生关于理想的最好回答。
或许你会说，好医生就是那些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人。远者如华佗、张仲景、孙思邈，近者如钟南山、张伯礼、张文宏，他们是好医生。的确，无论是在医德还是医术方面，这些大医都是每个医生的榜样。但是，如果你认为钟南山们仅仅只是医德好、医术高的话，很可能就忽视了他们身上与医德、医术同样重要的其他品质。作为当过医生、做过医院管理者的现职律师，今天我来聊聊我眼中好医生的标准。简单地说，一名好医生，不仅要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还要依法行医、善于沟通。所以，想成为一名好医生，须做“四项修炼”：锤炼医德、精进医术、依法执业、用心沟通。关于医德和医术，大家很熟悉，不多说，只说另外两个方面。1998年10月13日晚，北京人民医院眼科博士高伟峰正在为次日的眼角膜置换手术做准备。他发现备用的角膜已经坏死，这意味着那位被烧碱烫伤的病人将面临永久失明的厄运。思索片刻，高伟峰来到医院太平间，从一具新鲜女尸上取出了两只眼球，为女尸换上了义眼。次日，高伟峰将一只眼角膜植入了那位工人师傅的眼睛，病人复明了。数日后，另一只眼角膜让一位老大娘恢复了视力。盗摘眼球的事很快被死者亲属发现，高伟峰被北京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后移送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1999年3月，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这个结局可能是最不坏的结局了，但是高伟峰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在一些人看来，高伟峰盗摘眼球让两位病人重见了光明，不仅无过，甚至有功。但这种行为真的合适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高伟峰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死者及死者亲属的合法利益，是被法律所严厉禁止的。现代社会，法律是权衡正义与否的重要尺度。医生职业不仅关乎就诊人的生命和安全，还与人的尊严相关。任何脱离法律轨道的医疗行为最终都会损害社会大众的根本利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复杂的，两者既有共同点，更有不同点。我们常常说符合道德的行为一般是不违法的，但并不绝对。更不用说，医德是职业道德的一种，医德与法律规则在很多方面会呈现出不完全契合的状态。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高伟峰的医德没有问题。但是，他显然不是一名好医生，他必须为自身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当然，我们说的依法执业，不仅仅是不触犯刑事法律，还要严格遵循医疗卫生管理的法律法规以及各类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犯头痛病，请华佗诊治。华佗认为曹操所患顽疾需要开颅，用麻沸散麻醉。曹操听了，认为华佗是想借机害他，便把他杀了。据此，有人说华佗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死于患者之手的医生。但是，以上情节只是罗贯中虚构的。在正史上，华佗虽然的确被曹操所害，却不是因为华佗的危险诊疗方法，而是华佗知道曹操病重，治疗困难，因而多次推诿，才招来了杀身之祸。无论是虚构的情节还是正史的记载，所反映的问题似乎都是相似的，那就是华佗与曹操之间的沟通出现了问题。在虚构情节中，华佗没有考虑曹操的社会地位和个性特征，草率直言，自然令生性多疑的曹操起了杀心。而在正史中，华佗顾左右而言它，避实就虚，同样令曹操生疑。一代神医遭遇一代枭雄，就此殒命。华佗遭遇曹操是个极端的例子。所以，我们不会苛责华佗不懂医患沟通。但华佗之死，却与医患沟通有脱不开的关系。说完华佗，我们回到今天。在很多医疗纠纷中，患者经常会这样抱怨：等了半天，见到医生，没说几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几分钟时间里，他只是盯着电脑，都不看我；医生问我几个问题，都不给我做体检，就让我去做一大堆化验、B超、CT什么的；我难受的要命，可医生态度冷冰冰的，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医生让我签手术同意书时，根本就没有和我说手术后可能会出现这种结果；沟通重要吗？当然重要。医生知道沟通的重要性吗？有些医生真不知道，有些医生是知道的，却总是“没有时间”，事实上可能也不太会沟通。钟南山院士曾经说过，“在中国一个医生每天门诊要看七八十人，怎么会有跟患者沟通的时间？这是客观事实，但即使是这样，也要创造条件努力改善。”他以他所在的医院ICU为例，家属每天花几千块钱，探视有严格的时间规定，而对能否成功挽救生命却是未知数。“十多年来，我们的ICU都没有发生过一起病人向医生挥拳相向的事件，因为几乎每天我们都要花上一个小时跟家属沟通。”
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外科医生群体中，往往是高年资的医生在手术前和病人的谈话用时更长。因为高年资医生对医患沟通的重要性认识得更清楚。1989年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福冈宣言》中指出：“所有医生都必须学会交流和人际关系的技能。缺少共情（同理心）应该看作与技术不够一样，是无能的表现。”所以，沟通是医生必备的一项重要能力。用心沟通是成为一名好医生的必要条件之一。想必你能感受得到，做一名好医生真心不易，既要锤炼医德，精进医术，还要严格守法，更要用心沟通。之所以做一名好医生有这么高的要求，首先当然是因为医疗活动关乎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安全，但另外一个深层次原因却是缘于医学本身的局限性。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必须对医学的局限性有充分认知。认识到了这一点，医生和患者就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所面对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疾病。相反，无论对医生还是对患者，医疗风险都将成倍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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