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和曹操真的是“儒法斗争”吗？ | 刘三解

正如上期文章中考证的结论，相对于东汉制度传统中儒家豪族以经义、道德、名声为基准的入仕方式，以政务惯例为中心的官员升降体系，袁绍集团固然保留了察举、征辟的制度手段，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则始终以袁绍亲近的“豪俊”为核心，信用者要么是亲戚子弟，要么就是故人亲旧，而在一般官吏的任用上，袁绍本人也并不排斥“法术之徒”。

如果非要给它加一个“标签”以利于理解的话，只能是“豪族特征”彰显，“儒家特征”稀缺。

所谓“豪族特征”，即以中心家庭为基准点，向外发散亲缘、主客关系的社会组织，亲缘之辈如袁绍与外甥高干，主客关系如袁绍与应劭，这两种关系，都理论上与“主家”是否拥有官位无关，也就是不需要政治权力的背书（无官有势也行）。

但是，当“主家”拥有“开府”的权力时，“亲缘关系”和“主客关系”可以无缝衔接到政治权力背书的“主从”、“君臣”关系之下。

这也造就了，袁绍集团可以在没有东汉朝廷正式任命的情况下，维持其军政集团不瓦解的现实优势。

不过，老子说“福兮祸之所伏”，这种组织有一利也有一弊，最大的弊端就是：

集团上层的开放度很低，与官僚制度下“人才流动”和“专业分工”的特质严重抵触，因为忠诚（与主君的个人关系）是区分地位高低的唯一维度，寻租权力则是组织给予成员的分级回报，一旦组织走向正规的政权形态，则弊病丛生。

这一点往往被前人论者所忽视，将其与“儒家特征”混为一谈，并与曹操的“法术政治”视为对立概念，进而理解为某种程度的“儒法政治斗争”。

只不过，现实远比概念复杂。

一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

（建安九年）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

刚刚占领了邺城，曹操就免除了当年的租赋，并从重执行抑制豪强兼并的法律，百姓都很喜悦。

在《魏书》中保留了曹操这条令的原文：

令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这段比较长，包含的信息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说袁氏之治的恶，也就是豪强、亲戚的兼并，而贫民百姓则需要代出租赋，以至于变卖家产不足以应付，比如袁氏重臣审配的宗族，窝藏罪人、隐匿逃户，这种政治想要百姓亲附、兵马强盛，怎么可能？

第二段，强调了新的税制，并禁止了“擅兴发”，也就是豪强、地方官随意发百姓服劳役，这个行为，在曹操本人家族墓的墓砖上就有体现，为他家先人造墓的百姓就在砖上刻字大骂，朝廷免复我的劳役，你家逼迫我来干活，太不是东西，可见这个令的针对性和这种豪强恶行的普遍性。

第三段，强调了要地方官重视，不能让强民隐藏户口、土地，而弱民代缴租赋。

如果只看这段对袁氏统治的评价，则“水深火热”四个字的评语是跑不了了，但是，在《三国志·王修传》中也有对审配宗族的一段记录：

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太祖破邺，籍没审配等家财物赀以万数。

翻译一下，就是袁氏为政宽大，所以，“在职势者”多蓄积、聚敛财物，注意这个词，并不是普通豪强地主，而是现任官员，还得是有权势者，也就是“实权大官”，他们撸钱太狠，以至于曹操攻克邺城后，没收审配等人家族财物数以万计。

其实，在官渡之战时，许攸投奔曹操就有这个因素，在《后汉书·袁绍传》中给出的理由是：

会攸家犯法，审配收系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

《三国志·武帝纪》则说得更直白：

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

很明显，许攸作为“在职势者”也在让家族聚敛财富，但是袁绍和审配并没有给他开绿灯，所以离开袁绍。

当然，上述记载中还有一个提法，必须注意，那就是“袁氏政宽”，这个时人评价与曹操的视角不同，另见《献帝春秋》中的说法，可以说是完全反的，原话：

绍为人政宽，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伤怨，市巷挥泪，如或丧亲。

因为袁绍为政宽仁，百姓感念恩德，当他死时，河北士人、女子无不伤心，以至于街市里巷中百姓挥泪，如同亲人去世一般。

百姓为什么对这么一个曹操口中纵容豪强的“昏君”如丧考妣呢？

有人或许会解释为，这些“士女”都是豪强子弟，阶级感情导致了他们对袁绍的感念，在编撰史书的人眼里，他们才是百姓，贫民百姓不算数，其实，这种削足适履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只需要看看袁氏具体为政的措施就知道了，很多问题其实是标签代替了现实。

见《九州春秋》中说袁谭：

邑有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收赋纳税，参分不入一。招命贤士，不就；不趋赴军期，安居族党，亦不能罪也。

翻译一下，就是一县有万户之多，在户籍上记名者不过数百人，收缴赋税，则不到三分之一，招贤纳士不来，士兵不来参军，安居家中，也没有办法治罪。

看似是十足的“乱政”，按照现代的说法叫“基层控制失灵”，实际上呢？曹操能够看到的问题，袁绍、袁谭为什么看不到？在这一堆罪状的背后，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二

事实上，袁谭主政青州是在“大战两年、野无青草”的背景之下，按照曹操在邺城的“法术”统治，搞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只能是贫民百姓因为毫无蓄积而纷纷饿死，但是官府府库充盈，兵源充裕，也就是国富民贫，甚至是国强民死。

所以，在袁绍死后，河北百姓感念他的恩德，并不是因为他纵容“在职势者”聚敛财富，而是因为他和袁谭的统治方式照顾了小民百姓的生计，也就是“给了活路”。

或许有人会质疑，“基层控制失灵”怎么可能反倒“给了活路”呢？这太没常识了。

其实，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唐朝安史之乱后，在租庸调制瓦解，两税法代兴之时。

按照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的考证，中唐之后，地方州县的著籍户口与实际户口的比例非常悬殊，甚至达到了1:6，所以，尽管两税法施行“在籍户”的定额税制，百姓纸面负担极为惨重，但在实际操作之中，经过地方官对“在籍户”与“隐匿户”的分摊之后，单个家庭的税赋反倒能够承受了。

当然，这种治理方式极有可能被贪婪的地方官员所利用，大量侵吞百姓应纳国家的赋税，这也是袁绍部下的“在职势者”得以贪腐聚敛的根源所在，但是，大部分普通百姓的实际负担，确实有所减轻。

依《九州春秋》中记载，万户之邑著籍数百，租赋上缴不到三分之一，自然不可能是数百“著籍户”租赋的三分之一，那就剩百十来户了，根本不足以养兵、养吏，只能是万户的三分之一，也就是三千三百户左右，纸面负担看起来当然惨重，几百户人家上缴东汉时代三千多户的赋税，那还不逼得上吊？

可实际缴纳赋税的情况是，万户人家平摊三千三百户的赋税，理论上，负担只是东汉时代的三分之一，明显减轻。

至于招贤纳士不就，安居族党，不遭报复，如果这算是坏事，那么董卓动辄以家族威胁征召名士，或是陶谦将张昭下狱逼迫应辟，难道还是好事吗？

至于说“不趋赴军期”恰恰与《九州春秋》中前文形成了矛盾和解构，前文说：

别使两将募兵下县，有赂者见免，无者见取，贫弱者多，乃至於窜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猎鸟兽。

说的是袁谭派出两员将领到各县募兵，有贿赂者免除兵役，没有贿赂的就点为兵，所以，贫弱者为兵，以至于在山野间躲避，袁军派兵抓捕就行猎杀鸟兽一般。

也就是说，贫弱者往往被点为兵户，那么，他们到了要打仗的“军期”反而能够安居族党，这可不是解构了吗？

可见，制度上的“不平等”在实际行政中，并没有“不折不扣”地贯彻下去，而是被行政组织的“不作为”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故此，确实损害了“富国强兵”的能力，但却让小民百姓的生活质量有所保障。

反观曹操的屯田兵，兵户，确实不存在以上的问题。

屯田兵被称作“士”，其子孙被称作“士息”、其妻称作“士妻”，其家就称作“士家”。“士”死了，他的妻子也不能改嫁给自由民，只能由政府分配改嫁给其他的“士”；“士”的子女，同样只能婚配其他“士”的子女。

“士”在边境屯田，他的妻子儿女，会被朝廷当做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劳作。曹操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或屯田民选择逃亡，政府会杀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严重者可以灭族。但即便如此，“患犹不息”，仍不断出现逃亡者。

两相对比就可以发现，袁绍的“宽”，本质上是一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统治，并不追求人身控制的极致，这也就使得袁氏统治下的百姓，生活在一种相当于宽松、可承受的压迫之下，而这种状态，恰恰是百姓们“德之”，甚至如丧考妣的原因所在。

三

袁曹的统治分别，在《三国志·崔琰传》中的一段争论中可见一斑：

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琰为别驾从事，谓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琰对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谢之。于时宾客皆伏失色。

曹操领冀州牧之后，任命崔琰为冀州别驾，对他说，昨天检查户籍，发现能够筛选出三十万兵户，果然是大州啊。崔琰回复说，现在天下分崩离析，二袁兄弟操戈，冀州百姓死伤遍地，没听到你这个王师代表的仁义之声，存问风俗、救民水火，反而算计着动员兵马，把这事儿当做第一位的事儿，这难道是冀州百姓对你的期望吗？

曹操听罢，改变态度承认错误，当时宾客全都趴在地上，惊恐失色。

这里重点展示的是崔琰的“方正”，但如果对比下数字，官渡之战，袁氏南下总兵力不过十万，渡黄河者也不过五万人，这还得包含幽州、青州之兵，而整个冀州，按照曹操的算法，能有三十万兵，说明袁绍自始至终没有极限动员，哪怕全是冀州出来的，也不过动员了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略同于袁谭在青州收缴赋税的比例，也就意味着，袁谭的统治并不是因为他愚蠢、昏庸，而是在执行他父亲既定的“轻徭薄赋”的路线，说得俗一点，还想“过日子”。

而曹操虽然改容谢崔琰，旁人宾客的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们不但要“失色”，还要“伏”，也就是趴在地上，可见对曹操的恐惧，在他们的眼里，曹操就是个杀神、暴君，他解决贫富不平等的方法就是不管你是贫弱者还是富裕者，全都给我当屯田兵去，这样就没有不平等了。

当然，造成袁曹政治区别的根本不是性格不同或是儒法之别。

最重要的原因是袁绍占据了能够动员三十万甲兵的“大州”，而曹操的根据地许昌，也就是颍川郡却是董卓之乱以来，屡屡经历兵祸的残破地域，本身就得自黄巾军余党，原有的社会组织损失殆尽。

见《后汉书·郑孔荀列传》中荀彧记载：

董卓之乱，弃官归乡里。同郡韩融时将宗亲千余家，避乱密西山中。彧谓父老曰: 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密虽小固，不足以扞（han）大难，宜亟避之。 乡人多怀土不能去。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彧乃独将宗族从馥，留者后多为董卓将李傕所杀略焉。

董卓之乱时，同郡人韩融带领宗亲1000多家，在密县西边的山中避难，荀彧对他们说，颍川是四战之地，打起来就是战场，密县虽然小而坚固，却不足以抵御大难，最好早点躲避，同乡们往往眷恋故土不走，赶上韩馥派人迎接老乡避难，荀彧就带着宗族去冀州了，留下的同乡，多数被李傕所杀。

颍川是如此，汝南大郡也是如此，见《三国志·满宠传》：

时袁绍盛於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以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馀壁，诱其未降渠帅，於坐上杀十馀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

在袁绍最强大的时候，汝南的门生宾客很难管制，曹操就派满宠为汝南太守，而这位太守的治理方式也很简单，招募了服从自己的五百人，直接进攻二十多家坞堡，又骗还没投降的首领来见面，又杀了十几个，得到了户口两万、兵马两千，都让他们去种地。

注意，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汝南一郡有户四十万四千四百四十八，二百一十万七百八十八口。

满宠一番杀戮，得到的户口只有2万，也就是太平时代的1/20，兵则是口数1/1050。

正因为曹操集团的本钱，自一开始就比不了袁绍集团，后者可以三丁抽一，而曹操却只能奔着全民皆兵去，否则连活都活不下去，当然，这还要感谢许昌周边特殊的环境，经过各路势力的扫荡，他可以有人、有牛、有田来实行他的屯田兵制。

那么，是不是因为袁绍的“宽”，所以腐败问题严重，而曹操集团“严”，就不严重呢？

四

恐怕也不能这么说。

因为史书所见袁绍集团的聚敛，是“在职势者”，曹操一方的亲戚故旧，一样不缺贪鄙之徒，且往往被曹操所包庇、纵容。

比如曹洪，见《三国志·诸夏侯曹传》：

始，洪家富而性吝啬，文帝少时假求不称，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狱当死。

曹洪豪富吝啬，曹丕借钱都不给，就以他的“客”犯法的名义，想处死曹洪。

《魏略》中记载杨沛事迹时说：

及太祖辅政，迁沛为长社令。时曹洪宾客在县界，徵调不肯如法，沛先挝折其脚，遂杀之。由此太祖以为能。

沛辞去，未到邺，而军中豪右曹洪、刘勋等畏沛名，遣家【驰骑】骑驰告子弟，使各自检敕。

杨沛只是一个长社县令，因曹洪的宾客不服从朝廷征调，先被打断了脚，又被杀掉，曹操由此认为他是能吏。

后来，曹操任命杨沛为魏国都城邺县令，没等到任，军中的豪强曹洪、刘勋都害怕他的名声，让家中子弟行为检点，不要犯到他手里。

可见，曹洪的宾客不法不是一天两天了，从东汉一直横行到了曹魏，而另一个刘勋，在《三国志·司马芝传》有出场，说他是：

征虏将军刘勋，贵宠骄豪，又芝故郡将，宾客子弟在界数犯法。勋与芝书，不著姓名，而多所属讬。

刘勋一样的是仗着和曹操的私人关系，纵容宾客子弟犯法，还亲自写信给太守疏通、求情。

类似的还有丁斐，见《魏略》记载：

丁谧，字彦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随太祖，太祖以斐乡里，特饶爱之。斐性好货，数请求犯法，辄得原宥。

丁谧是日后曹魏大将军曹爽的党羽，他的父亲丁斐和曹操是同乡，俩人关系极好，而丁斐特别贪财，屡屡索贿犯法，反而每次都被曹操原谅，后来因为家里牛瘦，直接把官牛换了，被下狱后，曹操仍旧放出，官复原职。

由此可见，曹操和袁绍对于自己的亲旧勋戚，根本不会以“法术治之”，只要个人关系到位，贪赃枉法还是宾客横行，都是小事，但是对于这个交往圈之外的人，则动辄以律令为准绳来打击。

故此，袁绍集团曾经任用过，又被曹操留用的冀州士人，往往是以“重法度”或“多权略”知名，这种干部任用思路，在袁尚时代，也无区别，他所任用的主簿巨鹿李孚，敢于在曹操万军围城之际，化妆直入城中，而不被识破。

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袁绍和曹操集团的“治道”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用“人治”、“交情”来治“左右”，用“律令”、“刑杀”来治“天下”，细节的区别，则表现在执行的程度上。

袁氏集团地大人众，且亲旧众多，所以不吝于放松执行来纾解百姓的负担，而曹操集团则是锱铢必较，力求将治下百姓的每一滴民脂民膏都吸入囊中。

仅此而已。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