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出版的小插曲（大嘴说红学之十一）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
周汝昌在《我与胡适先生》一书中曾说过这样的话：
没有文先生，拙著《红楼梦新证》这部书稿的命运如何，就真难预料了，所以至今心感，不敢忘记。
这个“文先生”就是刚去世不久的文怀沙先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文怀沙看到周汝昌发表在1949年12月出版的《燕京学报》上的《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一文后，通过孙楷第介绍，想见周汝昌一面。
为此，孙楷第专门设晚宴，并让夫人两次去学生宿舍邀请周汝昌，告知“文化部有人要见你，孙先生请你吃晚饭”。
但身为燕京大学学生的周汝昌此时已买好车票，准备回天津老家，正在收拾东西，于是“只好恳辞”。显然，这件事让孙楷第不高兴，周汝昌也给人留下狂傲的印象。
孙楷第先生
这里稍微叉开话题，说一说周汝昌与孙楷第之间的交往。
此前，胡适专门向孙楷第推荐过周汝昌，孙楷第对周汝昌也相当关照，他不仅受胡适之托，将《四松堂集》稿本和《跋脂文》带给周汝昌，还“审评赞许”，使周汝昌的论文得以在《燕京学报》上发表，而且曾请周汝昌到自己家里吃饭。
但从周汝昌事后的回忆来看，他并没有像胡适所建议的，“时常亲近”孙楷第，相反，反倒比较疏远。对此，周汝昌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一书中是这样解释的：
记得孙先生请我和许政扬学兄到他府上晚饭，孙太太治筵十分丰盛；但孙先生席间情绪不高，未明何故，面有愁苦之色，语不及学，满腹牢骚在口，让人无法应对。
我与许兄感受一同，时常谈起，不敢多去问候他，显得有点儿疏远失礼，但我们非不知尊师，而是实有难言不得已之苦衷，至于他老人家知谅与否，我与许兄都说实在无法顾虑，只有心存谦怀就是了。
周汝昌先生
对周汝昌与孙楷第两人交往的情况，因资料缺乏，难知详情。
从孙楷第这一时期写给胡适的书信来看，他因家庭贫困、身体多病等原因，情绪确实不好。但仅仅因为“老师面有愁苦之色，语不及学，满腹牢骚在口，让人无法应对”，就“不敢多去问候”，“疏远失礼”，还真的是“不知尊师”，要知道孙楷第这个时候正需要别人的关心和帮助。
不知“难言不得已之苦衷”指的是什么？周汝昌没有交代，笔者也不便臆测。但不管怎样，当关心自己、帮助自己的老师、长辈“面有愁苦之色，语不及学，满腹牢骚在口”时，不去关心帮助，反而“不敢多去问候”，“疏远失礼”，这样的行为让人感到有些费解。
1950年，孙楷第为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一书出版的事情请文怀沙、周汝昌到自己家吃饭商量，但周汝昌“恳辞”了。
文怀沙先生
对事情的经过，周汝昌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一书中是这样介绍的：
而此际文氏亦已注意到《证石头记》，他拜访孙楷第教授（因拙文中提到他），询问我在何处，要谋一面。孙老设晚宴，派夫人来邀我去一会——但孙太太只言“文化部来人要见你，孙先生请吃晚饭……”
而那天恰值我在忙着收拾衣物，满室凌乱不堪，火车票都已订好，急于赶车回津（已放寒假），心绪如麻，实难应命赴宴款谈，只好恳辞。孙太太连来两次，终于无法解决。此事定会让孙老很不体谅。
在《我与胡适先生》一书中，周汝昌再次提到了这件事：
《我与胡适先生》
文先生于1950年见访时，是先去拜访孙楷第先生（因拙文中提到他），询问我在何处，要谋一面。孙先生必是欣然自言“那是我的学生”。孙老设晚宴，派夫人来邀我一会——但孙太太走来只言“文化部有人要见你，孙先生请吃晚饭”。
我那时正收拾满屋衣物，打点行装，按车票时间赶火车返里度假（已放寒假）——这怎么能“赴宴”？何况对“文化部有人”毫不了解，真是丈二和尚——摸不住头脑！只好恳辞。孙太太连来了两次，终于无法解决。
这事，当然使孙先生很不愉快，文先生也以为我是个十分狂气的大架子人了。
对于此事，孙楷第没有公开谈及，但从周汝昌的记述来看，不难想象孙楷第那天晚上面对文怀沙该有多么尴尬和不愉快。
周汝昌先生
周汝昌不去的原因有三：一是买好火车票，二是孙夫人没有把话说清楚，三是对文化部的人毫不了解。
这里，周汝昌将自己的选择说得很明确：如果孙夫人告诉他是帮助自己出版书的事情，则可以退票或将票作废，推迟回家度假，去赴宴。如果没有告诉，则不管是文化部来人，还是自己的老师、长辈设宴邀请，乃至孙夫人连来请两次，都要坚持按车票时间坐火车回天津度假。
这样的选择别说孙楷第这个老师、长辈，换成一般人，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很不愉快”、“很不体谅”。
这里不妨做个假设，如果那天晚上设宴的主人是胡适，周汝昌还会拒绝吗？如果拒绝的话，胡适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先生
稍后，周汝昌得知了文怀沙找他的意图，赶紧与其联系，并说明情况。文怀沙接到信后，邀请周汝昌面谈，并商讨出版事宜。至于居间积极介绍的孙楷第，则被晾在一边，继续“很不愉快”。
1952年5月去成都华西大学参加工作之前，周汝昌已请其四兄周祜昌将书稿全部抄清，安排停妥，交给文怀沙。
1953年9月，《红楼梦新证》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此时距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文发表已有三十多年。
除孙楷第和文怀沙外，周汝昌的中学同学黄裳也曾为《红楼梦新证》一书的印行出过力。他不仅在《文汇报》上刊载周汝昌的红学论文，还曾帮周汝昌联系出版的事情。
他在1950年9月7日给周汝昌的书信中专门谈到了这件事：
黄裳先生
弟连日遇出版界友人，亦多商及此书出版事，尚无结果。
北京文物局长郑振铎，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皆极熟悉之朋友，弟可致函介绍，公家如不能出版，开明书店当可出此书也。叶公人极温柔敦厚（与开明书店关系极深），弟先附一函，兄进城时不妨往晤，或可有些结果亦未可定也。
叶圣陶在出版总署办公（地址在东总布胡同），休沐日及晚间则居东四八条三十五号。兄即可往一洽，如不去亦希见告。
《故人书简》
从周汝昌的回忆来看，他接受了黄裳的建议，但没有去找叶圣陶，而是直接将书稿寄了过去，结果很失望。
周汝昌在《我与胡适先生》一书中讲到了这件事：
黄裳又主动写信，推荐此书稿交开明书店出版。黄裳信函是写给叶圣陶先生的，遂将此信并书稿寄与叶老。久之，原件退回，内中连一纸退稿便笺亦无。
从周汝昌的回忆来看，叶圣陶的表现十分冷漠，与黄裳所说“极温柔敦厚”并不符合，而且与叶圣陶一贯的为人风格也明显不符。何以如此，想必其中有什么隐情。因缺乏资料，这里不作揣测。
叶圣陶先生
尽管没有帮上忙，但黄裳还是为老同学尽到心了。
不过，很奇怪的是，在大约1985年7月29日写给黄宗江的一封信中，黄裳竟说了如下一番话：
汝昌确有些学阀气派，但没有几个班底，他曾要我作文捧之，未如其愿，对我也有些意见。真是可笑。
其中有何内情，外人难以知晓，这里只是顺带提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