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真：狩野直喜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与东京学派之关系（狩野直喜与中国俗文学之五）
狩野直喜的中国俗文学研究相对独立，但并非孤立，他与森槐南、盐谷温等东京方面的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非偶然，这与狩野氏的学术经历以及东京、京都两大学之间的学术竞争有着密切而深刻的关系。
狩野直喜
首先，狩野直喜重视俗文学研究是有意避东京帝国大学之长。日俄战争以后，京都帝国大学决定开办文科大学，狩野氏任文科大学创设委员，为包括中国俗文学在内的“中国学”的创立付出了诸多的努力。
这固然与当时国际汉学形势的发展有关（如敦煌文书、甲骨文的发现等），一定程度也是为了避东京帝国大学之长。
东京帝国大学早就设置了文学部，但在中国学研究领域重要侧重于哲学、史学等方面，对文学尤其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研究，是东京帝国大学所不屑的。
《槐南集》
森槐南虽曾将在东京帝国大学开设过相关课程，毕竟未设置专业，直到盐谷温留学回国讲授中国俗文学，仍遭东京帝国大学老教授星野恒（1839-1917）痛批。
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京都帝国大学要想与东京帝国大学同场竞技，甚至赢得一技之长，就必须避其长而攻其短，而小说、戏曲正是绝好的选择。
狩野直喜还以此为基地培养出了一批从事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优秀学者，后来以研究中国戏曲著称的青木正儿和吉川幸次郎分别是他早期和晚年的得意门生，由此形成了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京都学派。
青木正儿
狩野直喜以东京帝国大学为竞争对手的意识是很明显的，吉川幸次郎认为他对东京帝国大学的反感终生很强，其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失意可以想见，他在京都帝国大学不置助手，也是对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常有助手的反拨[1]。
京都学派用近代考证学方法研究俗文学，也是向来采用德国史学研究方法的东京帝国大学学者所不擅长的。
狩野直喜在京都帝国大学的一系活动又反过来刺激了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也明显感到了来自京都帝国大学的压力与挑战。
在狩野直喜任文科大学教授后数月内，便将盐谷温作为中国文学讲座预备教授派出留学，培养模式和程序都直接模仿了京都帝国大学。
盐谷温虽多次声称自己要从事的小说戏曲研究是未开发的处女地，但历史的前后逻辑掩盖不了这种被动出击的尴尬。
《节山先生诗文钞》
其次，狩野直喜并非将中国俗文学研究视作自己的专利，主张公开、公平的学术竞争。
由于东京、京都两大学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展开竞争的架势已经拉开，占有尽可能多的学术资源以便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应该是竞争双方应有的逻辑和正常的心态。
而由此带来的做法往往是携孤本秘籍唯恐人知，尽量不使自己的资源透露给对方。然而，这种狭隘的心胸在狩野直喜那里是不适用的。
这一时期作为狩野直喜的主要竞争对手无疑是来自东京帝国大学的盐谷温。
盐谷温出国留学乃是奉命行事，他本人曾在多种场合中多次强调，但具体究竟是谁推荐他去学习元曲，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水野梅晓[2]，一说就是狩野直喜。这两种说法都出自盐谷温本人之口。
叶德辉
盐谷温在德国留学后转赴北京，但他在北京近一年的时间里，为找不到合适的大学和导师、达不到留学目的而苦恼。
正在此时，他偶然结识同在北京的日僧水野梅晓，后者便介绍他去长沙从叶德辉学，故盐谷温乃于当年冬负笈长沙[3]。
水野之劝看起来对盐谷温赴长沙求学有直接导向作用，但狩野直喜的建议却是让盐谷温在出国之前就确定了具体的研究方向：盐谷温临出国，途经京都，向狩野直喜辞行，狩野乃劝其学习元曲。
盐谷温回国后专攻元曲，狩野直喜又将京都帝国大学覆刻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惠赠，使盐谷温且惊且喜，得以亲眼目睹元刊杂剧的真面目，这对他研究元曲的意义不言而喻，后来他就是以《元曲研究》获博士学位，还主持了《元曲选》的日译工作。
盐谷温后来将内阁文库藏《全相平话三国志》影印出版，以飨内外同好者并答谢狩野之厚爱[4]。
《关于元的杂剧》
前辈学者之间这种良好的学术风气，受到了后学的极口称赞。宇野精一不仅引述其父——和狩野、盐谷都有交往的宇野哲人之说确认了此事，还把无私劝告的君山先生和谦虚听劝的节山先生，称为“学界的传说”[5]。
再次，狩野直喜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态度与盐谷温等人迥然不同。狩野直喜从小受到汉学熏陶，对“中国及中国文化表现出最纯粹的爱好”[6]，充满敬意，他喜穿中式传统服装，喜食中餐，喜欢中国书法，还表示自己恨不能生在中国。
他日后更是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在“东洋学”领域中特别开拓了专事中国古代文史哲研究的“中国学”，并以高深的学术水准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培养了大批卓有成就的后学。
《汉文研究法》
狩野直喜受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信条影响，在学术研究之外，以积极入世的精神投身于中日文化事业中，如1919年至1922年为文学部（由文科大学改称）第二任部长，1929年起任为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第一任所长等。
狩野直喜的本意为了促进中日学术文化交流与进步，然而，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日本军方出于战争考虑，认为学术研究机构应以战争政策为准则，展开对现实中国的研究。这对于坚守“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原则的狩野直喜来说，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为此，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于1938年3月曾出面与狩野氏交涉，狩野直喜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当月便辞去了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委员职务，明确表示了研究所的自立原则。
《旧钞本老子河上公注跋》
次月，京都研究所从东方文化学院独立出来，改称东方文化研究所，狩野直喜并辞去所长职务，当年11月，东方文化研究所在中庭（今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旧址）为狩野直喜塑立铜像[7]。
狩野直喜“是把中国文明当做世界文明中重要的一环来尊敬、爱护，蔑视那些以功利为目的中国研究及那些对中国一知半解却到处兜售的所谓中国通”[8]，他正是因为“尊重中国人的价值观，才能阐明中国之所以为中国”[9]。
狩野直喜书法
这与战争时间积极鼓吹“皇国思想”的盐谷温等人是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