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流水一样追寻 ——欧阳先生城市地理（4）
彼此陪伴，相互成全
跟着刀哥看教育
像流水一样追寻
——欧阳先生城市地理（4）
6.扬州：柳影
庆历八年（1048）正月，欧阳修由滁州改任扬州，时年42岁。从穷乡僻壤的滁州，转至以繁华著称的江淮重镇，怎么说也算走出了仕宦低谷，欧阳修想必有苦尽甘来之感。
仕途上的几番起落，让欧阳修遍尝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而从夷陵到滁州“一贬再贬”的经历，对他在扬州任上的作为和心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后来，在追忆扬州生活时，他所透露出的这种清朗、高远，既不同于张祜感慨的“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沉溺于纸醉金迷的世俗享乐，也不像杜牧哀叹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满是生命的虚无和挫败。
扬州经历虽只一年，但欧阳修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平静充实的时光。
欧阳修知扬时，下车伊始，便调查农耕情形，对雨水、虫害做详细了解，认为“民间极不易”，与属下商讨对策，终使扬州当年农业丰收。调查农民负担后，欧阳修认为摊派过重，便努力减少项目，强调不可“为国结怨于淮人”。或许正因如此，扬州百姓长期为他建生祠，香火不断。朱熹《晦庵集：卷七一》所记欧阳修从政风格，可以一读：
公为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扬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间，事已十减五六，一两月后，官府阗然如僧舍。
移镇扬州时，欧阳修已过不惑之年，仕途沉浮的历练、自我修养的提升，身上的浮华之气已被涤荡殆尽。他自诩“文章太守”，不难想象，物质化和世俗化的扬州，已不能满足他的审美趣味。因此，寻一方幽静之所，为心灵休憩之用，便是自然而然的事。
修建平山堂，便是因着这样的原委。
平山堂位于扬州西北郊蜀冈。叶梦得曾有如此描述：“老木参天，后有竹千余竿，大如椽，不复见日色。”欧阳修来扬时，“督府繁华久已阑”，蜀冈上的唐代子城更是一片废墟。欧阳修极喜其清幽古朴，遂筑堂于此——坐堂远眺，江南诸山，历历在目，仿佛“远山来与此堂平”，因名之平山堂。有意思的是，平山堂虽建在大明寺中，名声却远超大明寺，而被誉为“壮丽为淮南第一”，“广陵之胜以平山堂为最”。
平山堂的兴建，不仅给扬州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还起到荟萃人文的作用。政事之余，欧阳修在这里读书休闲，“侑客传花”，“徜徉诗酒”，对扬州文化的兴盛，有不小的催濡。欧阳修对这一杰作，也极为在意和得意。嘉祐元年（1056）所作的《朝中措》云：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此时，欧阳修离开扬州已经7年，朋友刘原甫受命知扬。欧阳修给他饯行，并以此词酬赠。一句“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既表现出对往昔的无限眷念，又不溺陷于哀伤抑郁，正如“几度春风”所意味的欣欣向荣。而“一饮千钟”的豪迈，也将人生易老的感慨一笔宕开，让人在苍凉中见出厚重，有种勘破人生的高度，韵味无穷。
欧阳修还有不少诗文与扬州有关，比如“琼花芍药世无伦，偶不题诗便怨人。曾向无双亭下醉，自知不负广陵春”，所写即为杨州市花。在他眼里，琼花之美，风姿淡雅，风韵独特，举世无双，故取名“无双”并赋诗，可见其情有独钟。
但说起欧阳修与扬州，我首先想到的，是柳树。2004年第一次到扬州，印象最深的就是，大街小巷婀娜多姿的柳树。据说，扬州的地理气候非常适合杨柳生长，而欧阳修曾在平山堂前遍植杨柳，后人为纪念他，专称为“欧公柳”——这样的特称和殊誉，极易让人想起此前的“韩潮州”，此后的“左公柳”。
柳在古中国文化里，颇有意味。“柳”者“留”也，谐音双关，因此古人分别，总喜折柳相留，表现眷恋不舍。《诗经》里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首开咏柳寄情、借柳伤别的先河。到唐朝，折柳送别更盛，长安灞桥专植杨柳，以供人们离别时候攀折。“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柳和杨柳，因此成为传统文化里极为重要的“原型意象”。
欧阳修与扬州瓜葛，留下诸多文化遗产。扬州人所谓的“欧公柳”，正表现出对他的纪念和眷恋。如苏轼《西江月》一词所谓：“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
对平山堂，虽是十多年前的游历，但我至今仍记忆犹深的是，牌匾上的“风流宛在”四字——据说，那是光绪年间两江总督刘坤一所题。在导游提示下，我注意到，“流”字果真少了一点、“在”字却又多出一点，仿佛真是因风而流动所致。
7.开封：政声
扬州之后，欧阳修还曾转知颍州，作应天府（即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直到至和元年（1054）才回到开封。这时，距他离京已十余年。眼见这位庆历旧臣已年近半百，鬓发皆白，“仁宗恻然”，乃于次年升他为翰林学士，集贤殿修撰，官正三品。
在开封4000余年的建城史上，尽管前后历“八朝古都”，北宋无疑是最辉煌耀眼的篇章。自公元960年“陈桥兵变”始，开封迎来北宋9帝168年，经济繁荣，风景旖旎，城郭恢弘，不仅是全国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直惹得“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从《清明上河图》，到《东京梦华录》，无不在诉说“汴京富丽天下无”的繁华和热闹。宋都南迁临安后，人们在西子湖畔，仍对开封念念不忘：“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欧阳修见证了开封的繁华与热闹，甚至参与了开封的繁华与热闹。
嘉祐二年（1057），适逢大考，50岁的欧阳修出任知贡举，以翰林学士身份担任礼部省试主考。当时流行的应试文章是“太学体”，其要旨是“险、涩、奇、怪”，喜用生僻字词。所以，写得越好的“太学体”，越没人能看得懂，极像后世所谓的“朦胧诗”。
欧阳修对此非常讨厌。他主张文风质朴，言以载物，文以饰言。据说，批阅考卷时，他看到有人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便依其原韵写道：“秀才剌，试官刷！”意思是，你用字如此古怪，我只好直接刷掉！
（三苏像）
因为这一标准的“刷”，那一年诞生了科举史上的“最强榜单”， 录取的388个进士中，赫然有苏轼、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一场考试能够录取这么多名动当时、影响后世的才俊，与欧阳修的学识、眼光和胸怀密不可分。
欧阳修为人耿直，放达不羁，以至树敌无数，屡遭同僚诟病和围攻。连仁宗也为之惋惜：“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晏殊甚至说：“吾重修文章，不重他为人”。可见欧阳修的“天资刚劲”，“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
但他对有真才实学的人，却极力赞美、推介、提携，使一大批当时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扬天下，很多人成为文坛巨匠，或硕学鸿儒。甚至像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这些人，也得到过他的激赏与竭荐，《宋史·欧阳修传》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称之为千古伯乐，应该不算过誉。
嘉祐三年（1058）六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他的前任，即是著名的包青天。“庆历新政”期间，两人曾有交集。后因荐人不当，包拯被贬池州。嘉祐元年（1056）春夏，黄淮水灾泛滥，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因为欧阳修的竭力推荐，包拯以龙图阁学士权兼开封知府。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提到开封，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当属“铁面老包”。包拯以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闻名。但是，开封府就在天子脚下，皇亲国戚一大把，所谓“京官难当”，以包拯的刚直性格，一路大刀阔斧执法，自然容易开罪王公贵族，他们纷纷向皇上诉苦，说包拯简直是“包阎王”。
为维稳计，在宰相富弼和韩琦建议下，欧阳修接替包拯。继任之初，有属官建议欧阳修效法包拯，以威严治京。欧阳修却继续实行宽简之策：“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弛废，百民受其弊也。吾之所谓宽者，不为苛急；所谓简者，不为繁碎耳。”（张光祖《言行龟鉴》）
没想到，欧阳修与包拯截然相反的“宽简之政”，居然也让开封府井井有条。原因或在于，他所谓的宽，就是不做苛刻急迫的事，他所谓的简，就是不用繁琐事情扰民。简言之，不施苛政、不施繁政，如老子所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要文火耐心。而欧阳修的主张则是：“治民如治病。凡治人者，不问吏才能否，设施何如，但民称便，即是良吏。”（《言行龟鉴》）
正因如此，清朝时，有人将他与包拯相比较，在开封府衙东西侧各树一牌坊，一边写着“包严”，一边写着“欧宽”。这时隔遥远的评价和肯定，不禁让人想到“人去政声后，民意闲谈中”，而与之豁然相对的则是，“人走茶就凉”，甚至，人未走，茶就开始凉。
欧阳修主政开封只八个月，嘉祐四年（1059）二月，改任群牧使，次年拜枢密副使，再次年（1061），任参知政事。那是欧阳修仕途平坦，一帆风顺的岁月。但也就是那些年，他开始一面做官，一面修史，一面却不断申请退隐的为政方式。
这或许与他渐老的心境有关。
嘉祐四年（1059）一个秋夜，他有感于窗外秋风而写《秋声赋》，借肃杀之秋景，抒发惆怅之心情，由秋风联想到万物之凋零、岁月之易逝，从而感叹世事之艰辛，人生道路之坎坷多难。对于这篇散赋，清代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曾给予极高评价：“赋每伤于徘俪。如此又简峭，又精练，又径直，又波折，真是后学作文之点金神丹也。”（《天下才子必读书》）
《秋声赋》所写，既是一种生命预感，也是一种观念变迁：随着年事渐高，欧阳修也从激进渐趋保守，所谓激流勇退，想致仕归隐。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他再次上表请求外任，未允准。此后两三年，因被蒋之奇等人诬谤，多次辞职，也未允准。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较重实际，眼见得新法、尤其是“青苗法”的不足，便提出批评，甚至拒不施行。次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所谓“道不同则不相谋”。后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以“六一居士”自号。此号之由来，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从醉翁开始，他的生命真正显出老相了。
前情直达：